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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批德工技术专家被派往苏联，手把手地帮助苏联工程师们建立起飞机、坦克、大口径火炮、化学制品等一系列制造工厂。这些工厂的建成投产，一方面使苏联获得了极端宝贵的先进工业技术的扩散，培养了一大批军事工业的工程师，同时又使苏联学到了德国工业细化的生产管理技能，大大缩短了苏联与工业化国家的技术水平差距；另一方面，这些工厂使德国得以在实践中测试各种新的技术和发明，生产《凡尔赛条约》所禁止的各种重型装备和军用飞机，维持德事技术的世界领先水准不至落伍。德国在苏联的掩护下，在长达5年的军事工业合作中，逃避了英法巡视员对德事工业是否符合《凡尔赛条约》要求的检查。
在1922年至1927年历时5年多苏德军事工业合作的“蜜月期”里，也正是苏联国内争论工业化道路的关键时期。正是在德事工业的帮助下，苏联获得了工业化所需的技术、设备、经验和人。苏联随后只需将这些宝贵的工业技术扩散加以几十倍地放大，工业化的车轮就会隆隆地滚动起来。
苏维埃俄国在“新经济政策”推行数年之后，工农业产量已经达到1914年一战以前的水平。之后苏联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而战后开始的西方的经济危机，恰恰成了苏联崛起的良机。苏联政fu为此加强对外汇和关税的管理。在新经济政策时期，苏联一度允许有限的人外汇业务，之后则实行了对外贸、外汇、关税在国家垄断下进行严格管制的制度，完全取缔外汇和有价证券易所的一切活动。这一临时措施在当时有利于防止金融危机向苏联本土扩散，但在经济危机结束后，这一政策没有放宽，反而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经济应有的重要特征。结果这些稳定经济秩序的积极措施，最终转变为阻碍经济发展的因素。
在新经济政策时期，苏联政fu曾鼓励外资以租让企业的形式在苏联存在。之后苏联政fu颁布了废除租让制的法令。苏联利用外资的方式，逐渐由吸收外国直接投资为主，变为向国外借贷和有偿技术引进为主。但借外债需要支付利息，容易造成偿还压力；有偿技术引进的效果，往往不如开办合资企业，在生产经营的过程中直接学习。结果使苏联日益孤立于发达国家扩大相互投资的流之外，阻碍了经济发展。
铁腕的苏联领袖斯大林一直坚持认为，苏联处于“帝国主义国家”的包围之中，时刻面临着巨大的危险（尤其是占领了苏联大片亚洲领土的中国和日本），下一次世界大战正在酝酿。为了应对来自于中国的威胁，他要求苏联全党全国人民必须努力在10至15年内基本完成工业化，为此不惜忍受暂时的艰苦生活。苏联为了加速工业化，不得不依靠农产品和原料出口来换取外汇，以支付机器设备等进口费用。而当时国际市场上的农产品和原料价格普遍暴跌，苏联却扩大出口，因此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特别可怕的是，苏联扩大农产品出口时，国内农产品大幅减产。而随着工业化的进展，需要供养的城镇人口却大量增长。在所谓的“农业集体化”运动中，粮食、、的供应都严重短缺，不得不开始凭证供应。结果使苏联民众的生活水平提高不大，在一些地区甚至有所下降，象乌克兰就出现了大饥荒。
到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苏联的工业产量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这一速度令西方的观察家们大为吃惊。事实上，苏联工业的高速发展是与其当时实行集中管理的经济体制是分不开的。这个体制在集中使用国家有限的人力和物力，改变国家工业落后面貌和生产力布局，统一调配物质资源主攻某些急需的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如制造武器装备以及钢铁、煤炭、石油、木材等原材料的生产方面是有成效的。但是这种体制存在严重的弊端：由于片面强调重工业发展，极大地压抑了人民的日常消费品需求；过分依赖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行政命令的指挥手段、忽视经济规律的作用和人的主动，加上粗放经营的生产方式，使这种经济管理体制对生产发展的阻碍作用越来越明显。
苏联的重工业这种畸形的发展是由苏联所执行的经济发展战略所决定的。苏联政fu的领导人的首要目标是在经济发展方面，也即生产的速度和产品生产的数量方面赶上并超过“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苏联领袖斯大林曾经反复强调：“我们比先进国家落后了五十年至一百年。我们应在十年内跑完这一段距离。”在这个目标任务中，量的增长，即追求“总产值”指标的增长始终处于主导地位。而数量增长很大程度上又是依靠大量投入人力、物力、财力的粗放经营方式。追求“总产值”几乎成了企业生产的最高任务，不可避免地使苏联经济沿着粗放道路发展。
苏联实现这一战略的主要手段是优先地、高速度地发展重工业。苏联领导人对此解释道：“不是发展任何一种工业都称作工业化。工业化的中心，工业化的基础，就是发展重工业（燃料、金属等等），归根到底，就是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发展本国的机器制造业。”为了筹集发展重工业的资金，主要依靠挤农业、压消费的办法来获得，由此形成了苏联工业不平衡的、极为畸形的发展状况。
苏联政fu把有限的资金主要用于发展重工业，必然挤兑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结果十月社会主义已经近十余年，苏联的主要农畜产量甚至还未达到前沙皇时代的水平。
苏联工业发展中的问题除了片面发展重工业以外，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所带来的问题也严重束缚了苏联经济的发展。
由于苏联不容许有经济的存在，也力图排斥各种形式的合作社，甚至抹杀国营和集体所有制的区别，竭力促使集体经济转化为国营经济。这种单一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促成了高度集中管理体制的形成。
苏联式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的主要特点是以行政手段管理经济，以行政命令手段取代经济手段，即主要通过发布命令、决议和行政组织手段与各种经济单位、企业机构发生关系，组织经济活动。它实质上排斥市场调节手段，利用价格、成本、利润等经济杠杆的余地也十分有限。
在制定经济政策方面，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标准超过经济的考虑而居于统治地位。工业优于农业、生产资料的生产优于消费资料的生产。苏联以大量投入资金和劳动力，以外延发展的方式来增加工业产值，追求产品的数量（即总产值指标）而不主要是产品的质量，片面强调更多产品在国内生产而忽略同日益增强的世界市场的联系。结果导致忽视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忽视经济规律的客观作用，严重束缚了苏联国家的发展。
如果说不断强大的中国刺了苏联并使之畸形的壮大，那么日本所受到的影响，则比起苏联有过之而无不及。
1928年4月6日，日本，东京湾。
站在日本海军“五十铃”号巡洋舰舰桥上的舰长山本五十六，紧紧盯着停泊在港湾内的一艘挂着五旗和三人字旗的大型巡洋舰，深深的吸了一口带有油烟味的海风。
那是中国海军的“寅虎”号大型巡洋舰，是新式的“十二生肖”级大型巡洋舰中的一艘，此时正在东京湾进行友好访问。
而在很多日本人看来，中舰的友好访问，更多的是在向日本展示自己的力量。
“这是米国人给支那海军建造的大型巡洋舰。”山本五十六身边的海军大佐井出谦治看着这艘威风凛凛的满载排水量近三万吨的大型巡洋舰，说话的声音带有一丝说不出的抑郁。
“它们一共有十二艘，不都是米国建造的。”山本五十六平静地说道，“其中有四艘，是支那本土的造船厂建造的。”
“噢？这是真的吗？”听到山本五十六的回答，井出谦治吃惊地瞪大了眼睛。
“我担任驻米海军武官时，去过米国的伯利恒造船厂和支那的上海造船厂，见到过这些军舰。”山本五十六回答道。
“那就是说，《华盛顿条约》对支那海军的限制是暂时的，一旦条约失效，以支那的造船能力，还是能够建造出象‘共和’级和‘光荣’级那样强大的军舰。”井出谦治一边说着，一边握紧了拳头。
“现在的支那，已经变得越来越象米国了。”山本五十六怀着复杂的心情，叹息着说道。
作为日本海军的后起之秀，山本五十六1919年底晋升中佐时，便在美国士顿的哈佛留学。1923年底晋升大佐时，他在欧洲出差，在伦敦参加了海军军备预备会议。因为职务上的关系，使得山本五十六有机会在许多国家游历考察。这样的经历，使山本五十六能够及时把握世界局势和世界海军军事科学和技术的最新进展。山本五十六的眼界可以说十分宽阔，象在对美国的看法上，山本五十六就和同样长期驻美的陆军武官佐藤贤了所持的看法根本不同。在佐藤贤了看来，被富裕的生活宠坏了的美国人连正步走都走不齐，如何能和威风堂堂的日本帝队打仗？而山本五十六不是这样看的。
首次赴美对山本五十六的文化冲击实在太大，非权主义者而热爱的山本少佐很自然地在写给国内亲友的信中话题集中到美国的话题。美国的孩都能受到大学教育而且能够工作自立，使得除了欢乐街的之外几乎不知道还有其他的山本少佐目瞪口呆，而美国的砂糖居然不要配给更是教会了山本少佐什么是“国力的差异”，后来底特律的汽车工厂和德克萨斯的油田也同样告诉了山本少佐美国的真正力量。
山本五十六在给海军省的备忘录中指出：“日本因为支那的关系，有同米国发生战争的可能，但日战争时的费不可能支持对米战争，所以即使日本能够整备和米国同等的军备，也无法筹集对米作战的战费，使用外手段避开和米国开战是日本现在唯一的选择。”而现在，去过中国之后的山本五十六，对中国也得出了差不多的结论。
他很难想象，中国的孩竟然也和美国的孩一样上大学，并且同样的自强而独立。
而中西伯利亚的油田、满洲的汽车工厂和洋山湾的巨大船坞，也让山本五十六同样感到震撼不已。
“日本应该在《华盛顿条约》未失效前，对支那开战。”井出谦治说道，“如果条约一旦失效，让支那有机会建造更强大的军舰，日本将无法取得胜利。”
山本五十六听了井出谦治的话，感到有些好笑，虽然他出于礼貌，没有在脸上表现出来。
他当然明白，井出谦治为什么会说出这种在他听来非常没有出息的话来。
因为当年“釜山海战”的失败，现在的日本海军对于中国海军的那十二艘五万吨级巨舰的恐惧，已经超过了当年明治海军对“定远”和“镇远”的恐惧
而让日本举国上下庆幸不已的是，中国人为了表示对“美国主”出来的《华盛顿条约》的忠诚，已经“自废武功”了。
（三百八十）“航空制胜”的山本五十六
（三百八十）“航空制胜”的山本五十六
就在不久前，为了向全世界表明和平发展的决心和信守《华盛顿条约》，中国政fu下令将在一战时立下赫赫战功的6艘“共和”级战列舰和6艘“光荣”级战列巡洋舰退役拆毁。/消息一经传出，中国朝野上下舆论大哗，很多海军将士和民间人士认为这是“自毁长城”之举，更有学者将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