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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布尔什维克协会被解散之后，党的老战士开始相继失踪。他们被派往各个城市去担任各种职务，但实际上只有一小部分到达了上任地点，大多数被发配到西伯利亚，以后就彻底消失了。”
“解散了老布尔什维克协会之后过了一个月，斯大林又解散了苦役犯和流放者协会。沙俄的苦役流放相当于法国当时的鬼岛流放。此协会的成员都服过这种苦役。而斯大林，如你们所知道的，却不曾享受政治苦役犯的殊荣。”
“政治苦役犯协会从1921年开始出版《苦役和流放》杂志，以此再现沙皇以监狱、苦役和流放来迫害革命者的历史，以及1917年前的俄国革命运动史。只要浏览一下各期杂志。就会确认一个十分重要的事实：杂志上所提及的俄国革命运动的非凡领袖们，凡活到了斯大林暴政时期的，统统都被清洗掉了。斯大林认为，这些威胁过沙皇统治的谋反者，现在也是他个人的大敌。”
“这两个协会被解散的同时，许多其它组织却依旧活动，并得到上方的大力资助。也正是在这些年间，国内创办了很多特权阶层俱乐部，如厂长俱乐部、厂长夫人俱乐部、汽车主人俱乐部、甚至还有‘西方舞俱乐部’。斯大林认为，威胁他的统给的力量并不仅仅是老布尔什维克。在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也使他煌惶不可终日。他深知，沙皇时期的革命党派，主要就是动员青年加入地下组织，因为青年永远具有崇高的正义感，对任何形式的压迫都不肯屈服。”
“斯大林害怕青年，在某种意义上说，更甚于害怕老党员。因为所有的老党员的情况，斯大林都熟悉，知道他们的思想方式和他们的希求。每个老党员都上党中央的‘黑名单’，受到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严密监视。相反，要摸清青年一代的情况，把他们分类，消灭其中的革命分子，这事就没那么容易。而在关键时刻．他们很可能成为真正威胁斯大林暴政的力量。因此，斯大林三番四次地命令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在青年中，尤其是在工厂和高校的青年中，扩大情报网。”
听到布哈林说到这里，周冠笙和水井的脸上都现出了关注之色。
“斯大林想借助共青团和其它群众组织去控制青年的全部企图，结果都没实现。在全国，自发地产生了许多青年小组，其参加者都想找到答案，回答那一系列不可能公开讨论的政治问题。但小组成员们由于丝毫没有从事地下活动的经验，常常落入内务部的手中。”
“人民的不满情绪，当然也在共青团员，尤其是工人家庭出生的共青团员们的身上反映出来。青年们痛苦地注视着明显的不平等现象在全国泛滥；大多数平民百姓半饥半饱，而官僚特权分子却挥霍无度。普通工人的儿女们看到，出身‘高贵’的同辈如何进入国家机关担任诱人的职务，而他们自己却在繁重的工作岗位上卖苦力，受剥削。那些被招募去修建莫斯科地铁的共青团员，每天要干十个小时的活，而且常常是站在齐腰深的雪水中干。而那些出身上层的同龄人，却开着他们父亲轿车，在莫斯科四处兜风。对修建地铁的团员们的残酷剥削，曾逼得八百多青年扔掉工作，冲进团中央办公大楼，把团证甩在地上，破口大骂当权者。这件事使首脑机关大为恼火。斯大林马上召集政治局委员开会。并要乘莫斯科党委召开全会，讨论这次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共青团员罢工。”
“缺乏言论自由，严厉压制反对意见。这一切迫使共青团员们组织非法小组，讨论令人不安的大事。但统治者的镇压马上就接踵而来：1935年至1936年间，有几千名团员被捕。流放到西伯利亚和北方冰原的集中营。与此同时，几十万被当权者认为不大可靠的青年，也被送往那些地方‘建设新城市’，尽管当权者说这些青年是‘自愿’到那里去的。”
“由于信不过工人阶级和其他阶层的人民，斯大林就开始寻求别的社会支柱，一个能在不测之时支持他个人的社会支柱。他在这方面迈出的最大胆的一步，就是恢复早已被革命摧毁了的哥萨克军队。”
“在沙皇时代，哥萨克是沙皇的堡垒，是镇压俄国革命运动的武器。哥萨克军队是俄军的一支独立部队。含有特权和自治权。沙皇本人是哥萨克部队的统帅，沙皇的继承人是它的总司令，历代哥萨克人都是从童年起能开始学习军事，接受严格的君主制教育，是革命的死故。哥萨克的反动性扎根很深，仿佛他们是一种特殊的人。哥萨克奉命进行的一次次围剿，常把革命的星星之火淹没在血泊之中。”
“十月革命之后，哥萨克自然又站在反革命一边。卡列京将军和克拉斯诺夫将军的白匪部队，全是哥萨克，由阿列克塞耶夫将军和科尔尼洛夫将军统领的顿柯白匪志愿军，也是哥萨克。顿河和库班的哥萨克，是邓尼金将军的主力，奥伦堡和乌拉尔的哥萨克，则是杜托夫的主力。在三年内战中，哥萨克军队异常残忍地与红军作战．无情地杀害被俘的红军战士；所有被怀疑为同情苏维埃政权的人，也惨遭杀害。”
“现在，斯大林恢复了哥萨克军队及其所有特权，甚至还让哥萨克军人继续穿沙皇时代所穿的那种制服。斯大林的这一举动，在时间上恰好与解散老布尔什维克协会和政治苦役犯协会相吻合。这一点非常清楚地说明了斯大林已从本质上背叛了革命。”
“我记得那是在1935年12月的一天。莫斯科大剧院内举行隆重集会，庆祝国家政治保安总局成立一周年。突然，全体应邀代表都惊呆了：离斯大林不远的第三个包厢内出现了一队哥萨克士兵。这些军士身穿饰有金银梢带的沙俄式制服，颇具挑衅意味。为欢迎他们，莫斯科歌舞团还特地表演了哥萨克舞蹈。斯大林和奥尔忠尼启则也兴高彩烈地鼓掌欢迎他们。与会代表与其说是在看舞蹈，倒不如说在注视这群复活了的俄罗斯帝国时代的哥萨克军官。原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局长曾经服过苦役，此时转身对身边的同僚嘀咕道：‘我一见到这些人，浑身的血就在涌。瞧，这就是他们弄的！’说着，他低下头，让同僚们看头上那条被哥萨克马刀攻击留下的伤痕。”
“斯大林与沙皇一样，需要哥萨克来镇压不满者的反抗，因为除了哥萨克，就难以找到更可靠的刽子手来完成这种任务。”周冠笙叹息了一声，说道，“他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红沙皇’。”
“1935年9月，苏联人民十分吃惊地在报上看到一项政fu命令：在红军里恢复被十月革命取缔了的军衔制。在此之前，红军指挥员都按其职务来称呼：连长、营长、团长等等。这条新的命令，使旧的那一套等级封号几乎都恢复起来了。军官的薪水加了倍，巨额拨款被用于专门为军官修建俱乐部、疗养所和住宅。而这还仅仅是开了个头。接着，斯大林又恢复了将军军衔（尽管人民早已憎恶“将军”这个词）和将军制服。这种制服饰有金银经带，与革命前那种几乎一模一样。”
“实行军衔制并或予军官以特权，这一举动使军队里在内战中形成的，后来变得残缺的同志式关系彻底消亡了。斯大林此举的目的有二：第一，给红军指挥员以物质刺激，促使其保卫苏维埃政权。第二，让人民明白，革命以及革命许下的一切诺言已经结束，斯大林制度已完全巩固。”
“1935年4月7日，苏联政fu颁布了一条世界文明史上前所未有的法令。法令规定，十二岁以上的儿童若犯了扒窃之类的罪行。与成人同样论处，甚至判处死刑。”
“这一可怕的法令使人民震惊不已。人们知道斯大林的法庭是冷酷、无情和不制的，纷纷为自己的孩子担惊受怕，深恐他们轻易成为诬告，或纯粹是某次误会的牺牲品。甚至那些在斯大林官僚机构中担任显要职务的人，也为此而惴惴不安。”
“政fu为缓和这一法令引起的可怕印象，竟玩了一个令人齿冷的把戏。它扬言新法令主要是针对那些盗窃农庄粮仓和火车车厢的流浪儿童！”
“按照马克思的理论，犯罪现象是由社会环境造成的，是社会造就了罪犯。如这一观点正确，那么，它就是对整个斯大林制度的无情判决，因为这一制度甚至把儿童也变成了罪犯，而且罪犯人数之多，使得政fu无别计可施，只得把针对成年罪犯的法律扩大适用到儿童身上。在苏维埃国家成立十八年之后，斯大林居然还将死刑加于儿童，这一事实，最鲜明地勾画出了斯大林本人真实的道德面貌。”
“这一新法令公布的时候，我正在国外。当时驻外国的苏联外交官员们，对斯大林下的这一骇人听闻的法令无不愤慨。可斯大林却表示，他对世界舆论的指责只抱以嗤之以鼻的态度。一个苏联大使对我说，为了不让外国记者们就这一丢人的法令提问，他不得不建议自己的部下取消了新闻发布会。”
“各国党组织的首领也陷入了同样难堪的境地之中。在1935年8月的法语教师联合会代表大会上，有人向党员代表提出了有关这条法令的问题。头一天，他们找不到恰当的解释，就干脆矢口否认苏联会通过这样的法令。可第二天，人家把载有法令全文的《消息报》拿他们看过之后，他们居然才生吞活剥地用了法令中的一段话来作为回答：‘在时期，儿童具有很高的觉悟，受过良好的教育，完全能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更难以解释的是，如此丢人的法令怎么会毫无顾忌地公布出来，要知道，斯大林历来都竭力不让外界得知他统治下的社会的阴暗面。我们知道。就连苏联存在集中营这件事，他也坚决否认，尽管这对全世界已不是什么秘密。在他的统治下，几百万在西伯利亚集中营内挣扎的囚犯，都是未经任何审判就被关进铁窗的，关于他们的事情，苏联报纸压根儿就没提起过。至于苏联的死刑，事实是每一个由法庭作出并公布出来的死刑判决的后面，至少还有上百的人被秘密处死。”
“关于这一野蛮法令的出笼经过，你是回到莫斯科之后才知道的，是吗？”周冠笙想了想，问道。
……
（四百零九）比人重要的坦克
（四百零九）比人重要的坦克——
（四百零九）比人重要的坦克
“我是回到莫斯科后才知道的。”布哈林点了点头，说道，“其实早在1932年，当几十万无家可归的儿童被饥饿驱使着涌入火车站和大城市的时候，斯大林就下了一道密令：凡在抢劫食品仓库和扒窃列车而被当场抓捕，以及染上花柳病的人，统统枪毙。这类处决都是秘密执行的。由于这种大规模的屠杀和另外一些‘行政措施’，在1934年夏天到来之前，流浪儿童问题。就已经按纯粹的斯大林方式解决了。”
听到布哈林的回答，周冠笙不动声色的点了点头，示意他继续说下去。
“也就是说，眼下的这一法令根本不是针对流浪儿童的，因为已经没有这个必要了。它要达到的完全是另一个目的，而且是很明显的，因为当时斯大林正在以刑讯逼供手段制服我们这些‘老战友’，以便把我们送上莫斯科的审判大会。”
“我刚才已经已提到过，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曾一度满足过斯大林的复仇欲，在1935年的秘密审判中承认应对基洛夫凶杀案负‘道义上和政治上’的责任。但这只能救他们于一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