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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我们还需要在其它一些领域中用一些尺度来衡量生产率，以便得到启发并做出判断。劳动力只是生产三要素之一。如果劳动力生产率的提高是由于使其它资源的生产率的降低而获得的，那实际上是生产率的损失。
一个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是世界范围内的造纸工业。很少有其它产业像造纸工业那样在产品需求和销售方面增长迅速；也很少有其它产业能同造纸工业在技术进步（如造纸机的速度加快）方面相媲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造纸工业在销售和生产方面曾经出现过一个高潮。但是，造纸工业在绝大多数年份中却只能提供出边际利润——远低于一家储蓄银行所赚的钱。绝大多数现代化的造纸厂几乎要开动生产能力的百分之一百才能免于亏损。这种令人困惑现象的解释是，造纸工业中的资本生产率不断下降。纸价的上涨速度高于造纸设备价格的上涨速度。但是，在四十年以前，每一元的纸品销售额只要八角钱的资本投资用于建造生产能力，而目前则需要两元或三元的资本投资。造纸工业中劳动力的生产率远较其它绝大多数产业中的生产率增长为快。换句话说，造纸工业中大规模地以资本来代替劳动力，这种代替是十分不经济的。事实上，造纸工业代表着工程技术对经济学和常识的巨大胜利。
一个世纪以前，卡尔，马克思以资本的生产率必然要下降这一前提为依据，肯定地预言资本主义即将灭亡。马克思认为，生产率的下降就是基本的“资本主义矛盾”。马克思的这个预言至今没有实现是由于，我们能够创新，即发展具有更高的资本生产率的新的生产程序和新的产业。但是，马克思的基本前提是正确的，即一个企业、一家公司或一种经济存在下去的关键，归根到底，取决于资本的生产率。资本的生产率是绝大多数公司最少予以注意的一个领域——因为很多人误以为利润率本身就足以衡量资本的生产率。
但是，正如马克斯—斯宾塞公司的例子所显示的，各种物质资源的生产率也要充分地加以衡量，要为每一类物质资源树立目标。因为生产率包括生产的所有三种要素。如果作了不恰当的代替，即一种生产要素的生产率的提高以另一生产要素的生产率的不成比例的下降为代价，如造纸工业的例子，那就是总生产率的损失。
我们并没有一种单一的尺度。但是，我们至少有足以使我们为整个企业确定生产率的基本概念——经济学家把它叫做“贡献价值”。
贡献价值是一个公司从其销售的产品或服务所得到的总收入同自外部购买原料或服务而支付款项之间的差额。换句话说，贡献价值包括企业所有努力的全部成本以及从这些努力所获得的全部报酬。它包括企业本身贡献于最终产品的全部资源及市场对他们努力的评价。
只有在成本的分配在经济上有意义时，贡献价值才能用来分析生产率。因此，最近二十年来，会计从财务会计和税务会计转向管理会计，虽然还只是在其早期阶段，却是使企业便于管理并实际加以管理的一个重大步骤。
贡献价值不能对由于质量因素而不是数量因素产生的生产率加以衡量。贡献价值是一种严格的数量工具。但是，质量因素对生产率有巨大的影响。例如，组织结构、知识在企业中的应用或未来管理的质量，无论从短期或长期来说，都是生产率的一些基本因素。但是，它们却不能用现有的衡量手段来加以衡量。最后，贡献价值一般只能用于制造某些物品的企业，即制造业企业。
在这些限度之内，贡献价值可用于对生产率作合理的分析并为生产率的提高树立各项目标。它特别使得运筹学这样的工具能用于系统地研究生产率。因为，这样的工具的目的就在于找出各种可能的行动路线及其可以预计的效果。生产率问题始终是这样一个问题，即看到各种资源不同组合的范围，并找出能使产出对成本努力和风险有最优比例的那种组合（关于这一点，见第四十章）。
生产率是一个难于确定的概念，但又是一个核心的概念。一个企业如果没有生产率目标，就没有方向；如果没有生产率的衡量，就没有控制。
社会的方面
几年以前，管理人员和经济学家还认为企业的社会方面是如此的不可捉摸，以致不可能树立这方面的工作成绩的目标。我们现在知道，不可捉摸的社会方面事实上可能成为很可捉摸的。用户第一主义或由于工业对环境的破坏而引起的攻击，这样一些教训要花费很大代价。它使我们懂得，企业必须深入思考它对社会的影响和责任，并在这两个方面树立起目标来。
社会的方面是有关企业存亡的一个方面。企业存在于社会和经济之中。人们在一个机构之中，常常会认为机构是独立地存在于真空中的。而管理人员不可避免地从内部来看他们的企业。但是，工商企业是社会和经济的一个产物。社会或经济一夜之间就可以使任何一个企业不复存在。只有社会和经济容许，企业才能存在；而且只有社会和经济认为企业是在做工作，在做必要的、有用的、富有活力的工作，企业才能存在。
许多管理人员又会说，“这只适用于大企业。”但是，小公司也是雇主，也存在于社区之中，也依赖于社区和社会的支持，至少要有社区和社会的宽容。小企业正像大企业一样完全需要社会方面的目标——虽然所需要的目标可能非常不同。
这些目标可能是些什么，我们将在以后再讨论（在“对社会的影响和对社会的责任”那一节中）。但在这里要强调指出，这种目标要纳入于一个企业的战略之中，而不是一种良好愿望的陈述。这些目标之所以需要，并不是因为经理对社会负有责任，而是因为经理对企业负有责任。
作为一种必要条件和限制条件的利润
一个企业只有在上述七个关键领域中深入思考并树立了目标以后，才能来处理“我们需要多大的利润率？”这个问题。要达到以上这些目标中的任何一项，都包含着高度的风险。它要求做出努力，那就意味着成本。因而，要求有利润来为达到企业的目标支付费用。利润是企业生存的一个条件。它是未来的成本，是继续成为一个企业的成本。
一个有足够的利润来满足它在各个关键领域中的目标的需要的企业，是一个拥有生存下去的手段的企业。一个没有足够的利润来满足它的关键性目标的要求的企业，是一个处于边缘状态、危险状态的企业。
为了支持上页讨论过的七个关键领域中企业目标所需的利润率，也就是执行下述利润的社会和经济职能所需利润的数量表现：
——作为补偿企业继续存在的成本的“风险费用”，
——作为支付明日工作的费用的资本来源；
——作为创新和经济成长的资本来源。
利润规划是必要的，但这是一种对于必需的最低利润率的规划而不是那种无意义的“利润最大化”的滥调。这个必需的最低利润率也可能使实际上获得的利润比许多公司的利润目标要高得多，更不用讲比它们以往实际获得的利润要高了。
日本的例子
从历史事实看，了解到利润是一种最低限度而不是最高限度的唯一的经济是日本的经济。
对于日本的资本成本比西方的资本成本低还是高的问题，有着热烈的讨论——西方人士认为日本的资本成本较低，而日本人士则认为较高。其实这两种看法都不对。日本企业的资本成本同西方企业的资本成本大致相同，只有计算的方法有所不同。
日本大都由银行贷款为企业提供资金。从法律上来讲，那是短期信贷。从经济上来讲，那是银行的一种长期投资利益。之所以这样其原因是，日本在十九世纪时并不存在资本市场；银行主要是由工业集团创立的，以便作为它们的资本供应者。在西方，情况正相反，当英国和美国开始发展其工业时，已存在着一个资本市场（欧洲大陆的情况则介于两者之间，如第四十九章中讨论的）。
通常一家日本公司的债务资本占百分之七十，股权资本占百分之三十，而同一行业中的一家美国公司的比例则相反。这两家公司的资本成本如下：日本公司必须为其百分之七十的债务资本至少支付百分之十的利息，或者按总资本来算，支付百分之七的利息；对其百分之三十的股权资本，预期的税后股息为百分之八，按总资本计算为百分之二点四，因而所用总资本的资本报酬率为百分之九点四。美国公司必须为其百分之三十的债务资本支付百分之七的利息（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二十五年间的平均利率），按总资本来计算是百分之二点一。它的股权资本的税后股息必须达到百分之十。由于其股权资本占总资本的百分之七十，所以其股息按总资本来计算是百分之七，因而所用总资本的资本报酬率为百分之九点一。
换句话说，日美两国的公司的资本总成本大致相同。（日本的税务负担要轻得多，因为债款在日本是一种可从税务负担中扣除的费用，正如在西方一样。西方的税务负担要重得多——但这种负担是由企业、消费者还是由投资者来承担，则是经济学家未能取得一致意见的争论之点。
一家日本公司所需要的利润率，对于银行来说就是，银行吸收存款以支付它本身的营业费用并补偿其风险所需要的利润率。它是银行的资本成本——可能是百分之六——同它向企业贷款收取的利息收入之间的差额。对于日本企业经理来说，有关存亡的中心问题是，他必须至少赚到足够的钱来支付他欠银行的利息，并有足够的保证金来维持其信用地位。
因此，日本经理从一开始就明确地意识到，要使他用以经营的资本最小化。他把利润看成是一种必要条件，而不是某种值得向往和美好的东西。他知道，如果他没有生产出资本所需要的最低限度的利润，他将被排除在企业之外。他的利润意识一点也不比西方人差。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他能更好地理解利润的职能，因而能更合理和更有目的地来计划如何获得他的企业生存和成长所必需的利润率。
日本的例子清楚地表明，符合一个企业的需要的最低限度的利润率就是资本的成本 。这个最低限度的利润率就是向企业提供它达到其目标所需的财务资源的资本市场利率。
在企业自筹资金的情况下（在某些时候，如五十年代的美国，这在现存企业的资本供应方面起着重要作用），那就必须有足够的利润，一方面用来支付企业中已有资金的资本市场报酬率，另一方面作为所需要的追加资本。否则，就没有达到企业所需要的最低限度的利润率。正如蔡尔茨所指出的，美国的化学工业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中，现金流转快，但其未分配盈余再投资于企业中的收益低于市场上的资本成本，这是化学工业在1965年以后的年代中收益的增长和吸引资本的能力急剧下降的一个主要原因。
资本的成本永远不会高于所需要的最低限度利润率——至少在存在着资本市场而不是由政府分配资金时是如此。但是，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