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巍还不断变化倾诉的角度，将“朋友”、“你”引入文中，与之“对话”沟
通与读者的联系，改变了单一的叙述方式，形成了一种召唤读者心灵的文本
结构。因为它的纪实和通讯特征，《谁是最可爱的人》又通常被称为“报告
文学”。
1951 年10 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谁是最可爱的人》第一版，列入“解
放军文艺丛书”。初版收文9 篇，以后每版都增补篇目，至第四版收文17
篇和创作谈《我是怎样写〈谁是最可爱的人〉》1 篇。先后印刷22 次，发行
量达数10 万之多。这样的发行量在当下几乎是个天文数字。我在1975 年读
高中时，《谁是最可爱的人》已选入中学课本，同学们写作文时常常模仿它
的笔调，而最能够为我们娴熟运用的是课文最后一段的抒情方式。20 年过去
了，我还能像当年那样流畅地背诵，只是声音开始有些苍老：“亲爱的朋友
们，当你坐在早晨第一列电车走向工厂的时候，当你抗上犁耙走向田野的时
候，当你喝完一杯豆浆、提着书包走向学校的时候，当你向孩子的嘴里塞着
苹果的时候，当你和爱人悠闲散步的时候，朋友，你是否意识到你是在幸福
之中呢？”
《花城》
秦牧的《花城》是60 年代散文经典。重新走进“花城”便是从一个侧
面走进已经成为历史的时代。秦牧在30 年代即从事文学创作，但秦牧的精神
血脉则在“当代文学”之中。在今天看来，秦牧的散文充满了矛盾和局限，
然而《花城》的经典性并未消失，作为与杨朔、刘白羽并称的当代散文“三
大家”之一，他选择了“闲话趣谈”的话语方式，他说：“每个人把事情和
道理告诉旁人的时候可以采取各种各样的方式，在这里采取的是像老朋友在
林中散步，或者在灯下谈心的方式。”在《艺海拾贝》中进一步说：“我想
寓理论于闲话趣谈之中。”在当时的语境中，秦牧选择这一方式使其创作不
可避免地充满了难以克服的矛盾，而他时刻注意对矛盾的协调与平衡。这是
“自由”与“不自由”。《花城》中《海阔天空的散文领域》一篇，是一篇
重要的作家文论，“应该有异常广泛的散文”，秦牧不寻常地说，他强调艺
术个性，强调“表现自己”在散文创作中的重要性，认为在“直抒胸臆和倾
泻感情的时候，如果一个作家，回避表现自己，就不能写出精采动人的文字，
也不能给人任何亲切的感受，因为他只能讲一般的道理。用一般的道理，用
一般的语言，而没有独特风格的文学作品，又往往是缺乏生命力的。”他认
为自己在创作中“从来不回避流露自己的个性，总是酣畅淋漓地保持自己在
生活中形成的语言习惯。”应当说秦牧基本上如此做了，这也是他产生影响
的原因之一。既然他选择的是“闲话趣谈”的方式，那么就不可能避开“革
命功利主义”与“审美功能”之间的关系问题，他试图“辩证”地处理它：
“没有革命功利主义是不行的，然而把革命功利主义理解得太狭隘，也是不
行的。”他肯定“给人愉快和休息”的作品的价值，并批评在文艺刊物里，
这类作品却是少得可怜了。秦牧认为“如果出版物里尽是那样的东西，自然
可以说是脱离政治，但如果配合地登载一点，却不能这样的看。”秦牧措辞
斟酌，表述谨慎而有分寸。我曾经说过，秦牧有可能在“海阔天空”中走得
更远，但思想这根“红线”始终在牵引着他，他追求着思想性、知识性和趣
味性的统一，“思想是主心骨，如果没有这个主心骨，那么作品就变得松松
垮垮不知所云了，思想是统帅，是灵魂。没有正确的思想，就像没有灵魂一
样。”秦牧选择了“闲话”，但未能免于“讲一般的道理”的局限，他在“趣
谈”，但“趣谈”更多的来自对象而非自身性情，一根“红线”牵着秦牧也
牵着刘白羽和杨朔。
《海市》
像我们这一代人，在回忆自己的“文学经历”时大概总要说到杨朔散文
的影响，尽管这种影响在今天已经微弱多了。年轻的一代不会再选择杨朔这
样的散文创作。我在讲授中国当代散文时，从学生身上感受到了他们对“杨
朔们”的隔膜和批判性，杨朔散文代表了一段历史，在重新叙述的历史中杨
朔代表了什么呢？我没有去过海边，当初读杨朔散文，对海市，对海市蜃楼
充满了好奇与向往。我后来在研究中发现，杨朔散文的诗美，有一部分来自
少年杨朔在海边的冥想，来自曾经滋润过他肌肤与心田的海水。冰心先生读
《海市》篇，“低徊吟诵，不能去怀”，“我很喜欢读杨朔的散文，他在我
所爱读的现代作家中，有他独具的风格。昨夜枕上忆起司空图诗品中几个断
句，我想假如刘白羽的散文像采采流水，蓬蓬远春的话，那杨朔的散文就是
落花无言，人淡为菊了”（《〈海市〉打动了我的心》）。由此亦可见杨朔
的影响。杨朔散文集，以《海市》和《东风第一枝》为代表。在特定的政治
文化背景中杨朔散文是处理艺术与现实关系的范式，并最大限度表现了作家
所体验到的时代精神。它在当时的成功以及被推崇被模仿，在文化背景单调、
政治氛围浓郁的环境中是极为正常的。杨朔是否注意到“艺术性”与“社会
性”的协调呢？答案是肯定的。他在《海市》小序中说：“从生活的激流里
抓到一个人物，一种思想，一个有意义的生活片断，迅速反映出这个时代的
侧影。”又在《东风第一枝》小跋中说“我在写一篇文章时是拿着当诗一样
写。我向来爱诗，特别是那些久远岁月磨炼的古典诗章。这些诗差不多每篇
都有新鲜的意境、思想、情感，耐人寻味，而结构的严密，用字的精炼，也
不容忽视，我就想：写小说散文不能也这样么？于是就往这方面寻，常常在
寻求诗的意境。”小跋中的这段文字后来被称为诗化理论。其实，何其芳的
《画梦录》也是当诗一样写的。这样，我们就要思考：杨朔的创作是否是真
正的现实主义？诗化的个人抒情话语是如何融入主流意识形态之中的？简单
地说：我们无法否定杨朔反映时代侧影的热情与努力，但杨朔的现实主义是
缺少批判性的现实主义。“时代性”与“人民性”成为杨朔散文抒情的中心，
无论是“老泰山”还是“小蜜蜂”，都是“人民性”与“时代性”的符号，
杨朔散文因此融入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或与之保持一致。超越“杨朔模式”
只有到了新时期才有可能。
《北极星》
无论是对吴伯箫还是对当代文学史而言，《北极星》都是一部不可忽略
的散文集。除代序《多写些散文》和跋，收抒情叙事小品和文艺随笔共4 组
19 篇。它之所以重要，也许就在于：一方面阐释了作家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
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理解，因此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作家作品与时代的关
系；另一方面表现了作家在超越局限过程中的审美创造。《记一辆纺车》、
《菜园小记》、《歌声》和《窑洞风景》等成为吴伯箫在当代文学史上的代
表作。把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比做“北极星”在很长的历
史时期内是一种“通识”，在此不作赘言。延安塑造了一代知识分子的灵魂
是中国现代史不争的事实，“宝培山”、“延河水”在现代知识分子尤其是
曾经做过延安人的知识分子那里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尽管战争年代的延安
生活已经成为历史，但它与延安人的精神和感情联系丝毫没有断裂。“几回
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培山”此之谓也。60 年代初期，困难重重的现实
唤醒了吴伯箫关于延安的记忆，《北极星》中的大多数作品是对延安精神的
一次艺术表现。在文集中，《北极星》和《延安》以赤诚的情怀表达了一种
集体的共识，但作为散文自然少些审美的力量。因此我在拙著《中国当代散
文史》中说“必须把历史的真知灼见人生的情感体验融汇在一起，并加以审
美化，否则，创作的作品仍有可能成为一般的社会意识形态‘话语’。而《记
一辆纺车》、《菜园小记》和《窑洞风景》等，避免了这样的危险，因此获
得成功。”譬如，“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在吴伯箫笔下还原为一
种世俗生活场景，神圣的时代精神渗透在生活情趣之中（《记一辆纺车》、
《菜园小记》）。从普通的日常生活中挖掘和表现人生的价值和生存的意义，
是散文的一种传统。在《北极星》的代序《多写些散文》中，吴伯箫曾简明
扼要地叙述散文悠久传统，并认为“这种优良的散文传统，我们应当继承，
并且已经在继承。”吴伯箫散文语言受传统散文的影响也在《北极星》中表
现得非常鲜明，于此，《记一辆纺车》堪称经典。如果在同时代的散文家中
作一比较，是否可以说：以激情才气论，吴伯箫逊于杨朔、刘白羽；就老到
自然言，杨朔、刘白羽逊于吴伯箫。我是从一家图书馆清理的旧书中用0。1
元买到原先定价为0。38 元的这本书的。现在翻翻仍然“窃喜”。我很喜欢这
样的开本和简朴的版式，而现在的书是愈印愈大愈厚愈华美。袁运甫的装帧、
插图既与文集的主题也与作家的风格和谐。作家、学者之类的朋友聚在一起，
说到作家出版社过去出的书总觉得非常权威。现在的情况呢？好像很难一概
而论了。当年读《北极星》，我就有过去延安参观、瞻仰圣地的念头，90 年
代初年我曾有或去延安或去深圳的机会，最终却去了深圳。我对另一路去延
安的朋友说，你们不妨读一读吴伯箫的《窑洞风景》。朋友们回来说，他们
就住在窑洞。在窑洞里是什么样的情景呢？吴伯箫这样描写：“沙发也就土
墙挖成，一半在墙外，一半在墙里。沙发上放草垫子、草靠背、草扶手，坐
上去可以俯仰啸傲，胸怀开阔地纵论天下大事。最好是冬天雪夜，三五个邻
窑的同志聚在一起，围一个火盆，火盆里烧着自己烧的木炭，新炭发着毕毕
剥剥的声音，红炭透着石榴花一样的颜色，使得整个窑洞里煦暖如春。有时
用搪瓷茶缸在炭火上烹一杯自采自焙的蔷薇花茶，或者煮一缸又肥又大的陕
北红枣，吃着披肝沥胆，道今说古，往往不觉就是深夜。”朋友们去时是夏
天，是怎样的体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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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山夜话》
邓拓是位书生本色的政治家，这样的角色冲突和与此相关的心灵冲突始
终缠绕着他，尤其当政治和政治文化处于异常状态时。先有《燕山夜话》而
后有《三家村札记》，又遭遇在难以言说的身不由己的政治斗争旋涡中，邓
拓何以躲避文字狱？“文革”不久，邓拓自杀身亡。多少年后，人们说：玉
碎了。重读《燕山夜话》，想起邓拓《战地歌四拍》中曾被删节的几句诗：
“古道凄清埋诗冢，高山流水休再听，广陵散绝，无复当年韵！”
1961 年3 月至1962 年9 月邓拓以马南邨为笔名在《北京晚报》副刊《五
色土》，先后发表杂文150 余篇。1961 年由北京出版社分5 册陆续出版，收
文149 篇，作者分别序之，一集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