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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群众开口说道：
“我是××地方人，贫农出身。你们由这儿打个电话到我的村子，就能问出我的根底。 共产党不是讲阶级路线吗？咋不斗争地主富农斗我贫农呢？这是第一条。第二条，我是共产 党员、共青团员，咋不斗国民党反动派斗我呢？第三条，我当年是儿童团、八路军，打过日 本鬼子反动派，枪毙过反革命，咋对革命有功的人批斗呢？我有缺点错误，可我受过表扬， 玩命干活，拿我斗有啥好玩呀！我爱护学校，现在这么乱，有人偷学校东西，偷凳子铺板啥 的，我就跟他们抢，保护国家财产，昨还斗我呢？”
我有理，一讲，下边的人立时就泄劲了，学生们便胡乱喊些口号造造气氛，把我弄下房 来。
事后学生们对我说：“我们知道你根子红，这些人里属你最好，出身历史最过硬，要不 咋能叫你当黑帮头儿呢！”
哈构构构，是呵。我说：“我知道现在正在文革，《十六条》里明文规定，历史问题运 动后期解决，我耐心等着吧！”
可没多久，上边说有问题的都遣送回老家，多半又是那些人使坏怕我闹吧！我临走时 说：
“我的材料请你们保存起来，二、三年后我还会回来解决。”
谁知他们嘿嘿笑，奚落我说：“回来个屁！哪儿还有你的天下，别说梦话了！”
我说：“我是共产党员，这天下是共产党的！”他们说：“美的你，共产党早不要你 了，滚吧！”
真是翻天了，这群王八蛋！
我就被遣送到长城脚下，回我的老家。在老家，乡亲们对我都知根知底，谁不知我家祖 祖辈辈贫农，是小八路又是老八路，没人斗我玩。我在家干活呗！庄稼活也是干革命，我天 天出工，没偷过懒儿，还是一步两脚印，一年里出三百多工。我一直保存着一本刘少奇写的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晚上偷偷拿出来看。这本书是我的精神支柱。有些人说文革中遭陷 害怎么痛苦，干啥痛苦？你是不是真正党员，掉脑袋都不怕，怕啥诬陷？可我心里堵块石 头，气出不来。我必须叫中央知道下边这些事，一直没断了绘中央写信，可还是见不到回 信。一天，公社书记把我叫去，他一拉抽屉，我怔住了，满抽屉都是我写给中央的信。
我急了，说：“我必须叫中央知道下情呀，你咋都扣起来呢！”
公社书记说：“咋是我扣的，是上边打回来的。信上还写着要我们组织群众批斗你呢！ 这叫我咋办呀！大哥呵，你听我一句吧，别再写这信了。”
我泄气了，可还是不服。不信共产党天下变成这样了，我不信！就是天下变，我这个党 员也不能变。再说中国上上下下还有那么多好党员，党的事业就得靠好党员支撑着。我挺得 住，还得斗争。
为了我这个信念，个人牺牲真是太大了。我老婆没随我回老家，带着一个闺女在T市里 当语文教师，背着右派家属的黑锅受那些委屈就别说了。说多了对咱党咱国家没好处。我那 丫头是好样儿的，中学毕业后分配到砖厂摔坯子，冬天累出的汗把棉袄都湿透了，等于劳 改。可她居然当上团支书，如果她爹不是右派，她政治上不更红？我一个儿子好打乒乓球， 在宣化跟日本名将获材赛过一场，获材说他很有前途，解放军队得信儿去要他，一查我是右 派犯嘀咕了。说只要我摘了右派帽子就调他去。公社书记找我，说他给我摘帽子，别耽误了 孩子。我偏不摘，一摘咱就等于认输了。我儿子便一直没调成，我知道他恨我。大地震时， 我老婆被砸死，我赶回家亲手把她埋在院子里的，她到死还是蒙着我这个右派的阴影，我知 道她心里一直怨怪我，她没说过，但我心里明白。我是两面受委屈，为了啥，还不是为了给 共产党争这个理吗？再没这个理，共产党不就真完了吗？
直到七八年我才平反。我跑回到原先那个县里，一见当年绘我捏造的那厚厚一本罪行材 料，上去抢过来“刷刷”把它撕得粉碎。我朝他们说：“我要是有权，一准把你们这些败类 全开除出党！”
他们干瞪眼，没话讲。二十年一场官司了结了。嘿，老子对了！党籍也恢复了。一说这 党籍，我还有气。我四九年入党，五八年开除党籍，七八年恢复党籍，现在是八九年。整整 四十年党龄，可我人在党外边却整整一半时间，二十年！咋能不气？反右时我说过一句过头 话吗？贴过一张大字报吗？论成分，论革命历史，论革命工作，论人品党性，哪一样能找出 根据打我右派？要说我这双手，可以说沾满反革命的鲜血；要说左中右，只能说我有点 “左”呢！上边的话我不但宇字照办，还都做得过一点，忠诚呵！把我打成右派，便宜谁 了？
有人说，你这老头子真行，居然顶了二十年不低头。哈构构构！我凭啥低头，我是替共 产党争真假，分黑白，不能叫那些假共产党把江山改变颜色！现在不是讲反思吗？我反思， 下边的干部政治素质问题严重，以权谋私，你说，没权咋搞不正之风？这就不择手段地争 权。过去打天下是和反动派夺权，现在跟自己人夺权。中央的政策到他们手里全变了，变出 好处往自己口袋里装。你反对他，他就想法把你钉在棺材里。真凶呀！这么多年，我顶，顶 到今天，并不是为自己，今天自己的问题虽然解决，他娘的那帮人不正之风搞得更凶了，叫 你看得睁不开眼，你说咋办呀！我说应该全国到处设绞架，凡是祸国殃民、给党抹黑的，就 除了他。我这当然是气话。孩子说我这是极左。我还说，我要给中央写信，重印《论共产党 员的修养》，每个干部发一本，不符合要求就开除，鲜桃不要烂的。我孩子又说算了吧，你 这套过时了，行不通了。我说你们说咋办？他们说，你就傻乎乎当你的左派吧，早在二十年 前你就是唐·吉诃德了。啥？啥叫唐·吉诃德？一个串门来的老教师听我问，找来这本书叫 我一看，把我肺都气炸了，娘的！我还是不服。
月亮发光，是为了证实太阳的存在。
第13章 失踪的少女
1974年20岁女S省T地区插队青年
被大雨困在泰山上——一个女孩子突然跪在面前——她把命运压在我手上——一人一棵 “发烟卷”——她和他走时中间隔着两三尺距离——北京西直门草打厂根本没有这个新疆业 务员——一幅无济于事、自我安慰的画
我先说，我得给你的工作来点“突破”。我要讲的不是自己的故事，是别人的。可这是 我亲身经历的。咱别生拉硬扯，非说这就算我的经历。其实在“文革”中，我自己真的受过 不少苦不少罪，有一次我差点疯了。倒不是因为我怕说了受不了，才不说，我这个人心里 呀，往往碰到别人的苦难比我自己记得还清。尤其这一桩。这人——我想你再有本事，中国 这么大，十亿人，你未必还能找到她。我认真寻找过，但没找到……我说这事行吗，行，那 好，我说。
七四年吧，那时我在一个工艺美术学校教绘画。那年春天，挺凉着呢，耍外出给学生们 上写生课。我和另外一些老师负责。那老师教花卉，我教山水。他带着学生们先去荷泽，牡 丹之乡呀，在山东。春天牡丹正开花。他先带学生去那里，画完牡丹再去泰山，由我接着教 山水写生。他们走后，我接着就自个儿上泰山等他们。我住在中天门一家小旅馆里，风景当 然挺棒呀，上边险峻，下边幽深，往西边还可以山前山后转来转去，可不巧赶上了下雨，春 雨没有利索的，下起来没完没了。我只好截着窗子天天画雨景，一边等学生们，可怎么也等 不来。我听说荷泽那边雨更大。照理说牡丹遭雨一打，全败了，怎么他们也不来呢。是不是 返回去了？山上没电话，写信一个往返不知要多少天，还得托挑山工把信捎下去，有了回信 再捎上来，那可就没准儿了。我算给困在山上了。过了几天，雨不但不停，愈下愈大，可是 景儿就出来了。满山全是泉水声，瀑布也有了，这在春天是很少见到的，先不说这太美的事 情了，因为这个故事本身挺惨。
我在山上被困了整整十天。第十一天，云彩开了，见到蓝天，我赶紧下山。如果不赶紧 走，再来场大雨就够呛了。我身上没剩多少钱，必需赶紧走。等我到了山下边，天竟全晴 了。我就到泰安车站买了票；车是下午三点的。随便吃点东西，在车站外找个太阳地歇歇。 连日下雨候车室里又阴又潮，呆不住。我找到一面大墙的墙跟，搬块石头坐下来，太阳一晒 挺舒服。旁边还蹲着几个等车的人，有的拿棉大衣一裹打盹，有的打扑克。不知都是等哪趟 车的。还有个卖烟的老头摆个小摊，挺静。春天倒是干净，没有苍蝇跟你捣乱。抬眼瞧，正 对着泰山，起起伏伏，挺有气势，好像大地掀起的波浪。闲着也没事，我才要支起板子画一 画。只觉得一个人朝我走来。
下意识拾起头一看，是个女孩子，穿得挺破，头发很乱，额前的头发把上半张脸盖住根 本看不见，何况她又是低着头。她一直走到我面前，看来是直奔我来的，我还没弄清怎么回 事，她“扑通”一下就给我跪下。我懵了，你想我能不怔？她干嘛给我跪下。我说：“你、 你这是怎么回事呀。”她不说话，也不动劲，跪在那儿。旁边那个披大棉袄的，看样子像个 复员军人，还有那几个打扑克的，卖烟的，全都怔了，围过来。我说：“这姑娘，你是不是 有难处？是吧。”这话一说，这女孩子头还是没抬，可泪珠子就下来了。像下雨的雨点落在 地上，很快“劈哩啪啦”全是泪滴，一片。但她没哭声，好像是憋在嗓子下边，发出咕噜咕 噜的声音。我可有点受不了这场面，急着说：“这姑娘，你到底怎么回事，是不是没钱，我 可以给你，我的车票已经买完啦，剩下钱全都可以给你，怎么，你说话呀，你需要什么我可 以帮助你。”旁边那复员军人开了口，说：“这姑娘人家问你话呢，你别光哭行不行，你有 难处我也可以帮你。你的难处未必是我们的难处，你痛痛快快告我们成不成？你不信我们能 给你解决问题？”一听这复员军人的口音，一听他说话的口气，就知是山东这边人，一股于 义气劲儿，梁山英雄那劲儿，叫人一听心里就发热。另外那几个人也都安慰她，叫她快说。 这女孩子把脸一扬，挺清秀的一张脸，接着全是泪珠，像叫急雨淋上去的。脸上没一点血 色，眼圈是黑的，一看就是熬得够劲，一副受难的样子。
她说了。说得很简单。字字句句都像枪子打在我心上。
她说她是济南人。出身不好，可是打小就没了父亲。母亲守寡带着她。但都受了父亲牵 连。母亲偏偏太直，为死了的父亲辩护几句话，被弄起来。家里的亲戚朋友没人敢沾她，她 就自己过日子。她没收入，靠卖家里的东西过日子。一个家叫她快卖空了。她不懂价钱，受 了不少骗。直到上山下乡就报名，被分配到泰安这地方山区里。后来母亲死在牢里，也不准 她回去见一面。单位处理了结后给一张通知单就算完了。感情上虽不叫她和家里连着，政治 上却把她和家里拴在一起。她说：
“当地那些人和一块下乡的都欺侮我。大队拿我当四类分子看。我有慢性肾盂肾炎，犯 起病站都站不住，大队偏不派我轻活干。在农村能干活还好一点。我常没的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