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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茫然，糊里糊涂到上海站了。被人群挤来挤去挤下了 船，回到上海，回到了人间。
我这个文革的受难者，反而被样板戏——这个文革文艺怪胎救了，多荒诞！
崇拜吗？这时对于我已经是个很模糊的东西了。
十三
到达大同专署后，作为惩罚，他们把我分配到燕北最最苦的一个地方——O县当教师。
O县非常封闭。愈封闭，消息传播愈快。我一到那里，我的事在县城几乎家喻户晓。定 在街上都有些破衣烂衫的人指指点点议论我。县军管会政工组对我说：“我们已经研究过你 的问题，你去丁家窑公社教中学。记着，你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不许乱说乱动，有事外 出必须向我们请假。”我对这种话已不再感到压力，麻木地点头称是。
第二天，我乘坐丁家窑供销社—辆拉东西的大车去学校报到。这种大车每两天由丁家窑 来一次，送来山民们挖的草根和农产品，再带一些可怜巴巴的生活必需品回去。我把行李扔 在车上，跳上去。车子一出县城，哎呀，真是美极了的一天。
这地区处在山西和内蒙交界，全是平缓又单调的丘陵。没有路，只有大车轮辘轧过草地 两条浅色的印子。赶车的老汉和我言语不大相通，很少说话，七八十里的路程中几乎看不见 一个人，有时觉得只有自己和自己。又大，又空，又静，又舒服，脱离人世其实并不寂寞； 前头是三匹马和老汉的背影，左右是对我绝无伤害的大自然，长长的草叶刷着大车嚓嚓响得 很好听。在车子晃晃悠悠中，我便不自觉唱起歌来，唱完一个再唱一个，把我所有会的歌全 唱过来，无忧无虑唱了一路……我尽量什么也不想，享受这一切。真恨不得这条路没完没 了，一直走下去，几万里，几十年。
下午五六点钟到达一个山坳里。赶车老汉说到了，我大吃一惊。黑蒙蒙大山影中只有孤 零亮两排空砖房，周围没有村庄。没等我问，赶车老汉说：“这是学校了。”就把我交给一 个又聋又哑的老头。这老头给我拉风箱蒸几个土豆，一碗盐水，便是伙食，然后领我到一问 阴冷的小房里叫我住下。这里没有校长老师，也没有一个学生，哪里叫学校？我惊愕又惶 然，好像进了迷宫。当晚在空山空屋里，我害怕极了，白天脱离人世的快感全没了，我十分 需要一个女人，我跑去拍那老头的门，说我要找个女人说话，无论我怎么叫喊，用手比划， 但他又聋又哑，只摇手，不懂。
都说地狱十八层，我现在哪一层，是不是到最底下一层了？我整夜心里在叫——生活 呵，你到底还有什么更糟的，先把最糟的叫我尝受行吗？
十四
我住的这里是公社革委会所在地，占前一排房，只有革委会主任、副主任、一位秘书、 一个抓药和送信的通讯员、一个兽医，再一个就是那聋哑伙夫，大都是老头。后一排房是学 校，公社准备办个中学，从各村小学招收学生，但当时闹文革，孩子们都无心上学，所以房 子全空着。革委会主任说：“你自己到各村去动员吧，动员来一个就教一个，没有学生来你 就没事儿。”他见我很为难，便说，“你去胡柴沟找一位联区校长，他姓王，他说咋办就咋 办吧。”
我心想找到这位王校长就找到明白人了，跑了二十多里山路摸到胡柴沟，一见这位王校 长，心里的感觉马上改变。他个子很矮，下巴满是胡茬，两眼凶凶瞪着我，好像对我这个北 京来的大学生有种透入骨干里的仇恨，先给我一个下马威说：
“你的情况我早听说了。你主要任务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捎带办一所中学，自己去 动员学生。”
除此他二话没有，似乎看我一事无成才好。这么大的公社我怎么去动员学生？幸亏公社 秘书热心，撕块纸，拿笔划个草图，我就按这图在完全陌生的荒野荒村中像个流浪乞丐，挨 个村子串，上门动员。没等我动员来一个学生，县里忽来紧急通知，全县六百多教师立刻都 集中到县里办学习班，搞清理阶级队伍。灾难又要迎头重来。
十五
清队运动来势凶猛，我大概很难逃过这一关，索性去找县武装部政委，他直接管教育系 统的运动。我从头到尾把我的事说一遍。这次不同于在燕北专署那次天真地向组织交心，而 是很清楚自己处在任人宰割的境地，反而无所畏惧，索性好歹全兜给他了，要整死我最好快 一点。出乎意料地是他眼里流露出这世上难得的同情。我便问他：“我这些事在学习班里该 不该谈？”
他说：“这不是你个人问题，可以谈，也可以不谈，但谈不谈都和我们县没直接关 系。”
我明白，他不能不这样说，实际上是暗示我可以不说。有这个大人物的态度，我心里轻 松多了。但到了学习班如进了绞肉机，我不说那王校长总拿话敲打我，尤其整别人时，打得 很凶，故意做给我看，吓我。我想，再不能吃天真和认真的苦头了，咬紧牙关一声不吭。
这种穷乡僻壤斗起人来比大城市野蛮得多。有时把县长、县委书记们弄来批斗，用铁丝 拴上几十斤的大粪桶接在脖子上，一边斗还一边往桶里扔石头，粪汁溅得满身满脸。有的人 熬不住就自杀；找不到自杀的家伙，便在吃饭时把筷子插进鼻孔，把头用力往桌上一磕，筷 子穿进脑子；还有的跳粪坑活活憋死。半个月后在王校长操纵下，矛头明显转向我，气氛紧 张得叫我天天犯心跳。一天，大家正在屋里学习毛主席著作，我坐在炕上，王校长突然对我 喊一嗓子：“站起来！”
我立刻在炕上站起来。
王校长说：“你敢站得这么高！好大胆，比墙上的毛主席像还高！”
我从炕上跳下来，顶他一句：“是你叫我站起来的！”
王校长一脚把我踢到门口。不知为什么，我马上想蹿出门跑去找那政委，好像那政委是 我的保护人。王校长一把抓住我说，“你想跑？”这就要大开杀戒了。
我不知打哪儿来的勇气，说：“咱们的最高领导不是武装部政委吗？好，你去问他，他 叫我说，我就说！”没想到这一来，他怔住了。他们不摸底，其实我更不摸底，谁知政委会 不会保我。我只和他见过一面，他不过流露过一点同情，说几句模棱两可的话。那时代同情 是种多么软弱和不可靠的东西呵。我的命运全押在政委手里了。
他们到县武装部去问。我更没想到政委对他们说：“她的材料没来，能搞出什么事。” 居然把我保住了。后来学习班里一些没问题的大学生们被派下去劳动，政委也叫我去，这便 使我意外地从一个滚鲻而来的巨轮下逃脱出来。我当时对这位好心政委抱着无限感恩之情， 把他当做天下第一好人，哪里知道他另有目的呢。
十六
我回到丁家窑公社后，天天奔走于荒山野岭中各个村子间，去动员学生来上学。一个小 小女子在旷野独行，既怕人又怕见不到人，见到人怕是坏人，见不到人怕迷路。有一次我竟 糊里糊涂从山西一直走到内蒙，被内蒙那边人当做特务困了一天。冬天大雪盖地，野兽出来 寻找食物，常常能在雪地上看见狼或豹子的脚印。我就不停地大声唱歌为自己壮胆，有时唱 着唱着哭了，我不知自己为什么这么干……可是，也许被我的诚心和辛苦所感动，居然动员 到二十八个孩子来上学。他们都住校，立时把我生活的孤单冷落全驱赶走了。我既是校长， 又是教师，上课摇铃也是我。天天早上四五点钟我召唤他们起床。大山中间的早晨空气清 酗，第一件事是带着他们站在空场上，高举小红书，向着太阳开起的地方对毛主席请示。这 感觉也挺神圣的。崇拜？我说不清了。反正我需要一种精神支持自己，鼓舞自己，把自己装 满，否则你怎么活？这段时间我还算快活，眼瞧着这些穷孩子学习成绩突飞猛进我高兴，有 时批作业，备课，搞到更深夜半，惹得黄鼠狼下来了“嚓嚓”撕窗纸，吓得我打哆嗦。孩子 们教给我说，只要听到窗纸响，吹灭油灯，黄鼠狼便会走开。我和孩子们处得感情融洽，他 们见我吃得很苦，一起到野地里挖甜草根时，就拾些野鸟蛋塞进我口袋里。一次我伸手掏手 绢，手指碰到一个粘糊糊、肉乎乎的东西，我惊得大喊大叫。原来一个鸟蛋在我口袋里孵化 了，小肉鸟破壳而出，孩子们全咧开嘴笑了……他们给我多大的安慰和欣悦呵。
五月端午节；二十八个学生每人从家里端来一碗用土豆、豆腐和羊肉蒸的黄糕送给我 吃。这时又搞起“急整顿”运动，王校长带领各材小学教师来我这里开会，看见这些黄糕， 王校长当面点我说：“现在没有直接的反革命，都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笼络学生，搞成他 的接班人，这就是阶级斗争新形势下的反革命活动！”
我没别的出路了，就提出下到村里去教小学，王校长马上同意，并通知我要去的那村的 贫下中农革委会警惕我的一举一动。
我再没劲儿了。我发现，一个人，打起精神也是活着，心灰意懒也是活着；一次我从一 面小镜子里看见自己满面灰尘，马上洗过，再看，依旧灰蒙蒙，无光，眼睛竟然也没光泽。 可是我这时才二十四岁呀！
十七
突然一天，喜从天降，县里下调令，调我到县中学教化学。但到了县中学不久。武装部 政治科一位干部对我说，调我来县中学是政委的决定，然后吞屯吐吐半天才说，政委有个内 弟在大同煤矿当工人，一条腿有残，光棍儿，希望我能嫁给他。一下子我才醒悟，在清队时 受到这位政委特殊保护的真正原因。我感到我命运中的一切幸运，都是以双倍的牺牲为代价 的。刚刚为自己逃脱开王校长的控制而庆幸，转眼却落入政委更有力的手掌之中，绝难逃 脱。清队时那次不过把我从笼子里放出来，这边却早下一道网了。幸亏县中学校长是山西大 学六五届学生，为人正直，经历也有一段坎坷。很同情我，便仗义牵线把我介绍给另一个县 的小学教师——也是由外地分配来的大学生，经过许许多多曲折，我嫁给这位大学生并因此 调出O县，去往K县，虽然彻底得罪了那个政委，却从此也了结了我这长达十年、不堪回首 的苦难。
十八
我这男人老实厚道，待我很好。但我对于前夫的那种感情却很难再现。那不仅是初恋的 纯情，更是一种崇拜才有的圣洁，以及全部生命的投入。一个人只能有一次这样的崇拜，一 旦破碎，永难复生。特别是文革结束后，我前夫被落实政策开追悼会的消息传到南通，不到 十天，他母亲便死去。我对人生才算真正的大彻大悟，此生此世不再可能崇拜谁了，因为我 经过崇拜的毁灭和毁灭的崇拜。我能在这两种毁灭中活下来，是我平生最大的幸运，当然也 是最大的不幸！
被崇拜者搞垮崇拜者，是一种心灵屠杀。
伟大的受难者们
1969年17岁男H省菜农场某团某连副连长
1969年第一个报名支边——当干部带头吃苦——一封非常革命化的家信——妹妹在农 村被强奸——忍辱负重终于入了党——写血书发誓留在边疆农场——79年知青大返城最后 一个离开——今天的沉思
我今年三十四岁。“文革”开始时我十四岁，结束时二十四岁。您多半会想，我不像有 些入那样，“文革”一完，巳经满脑袋白发；也不像有的人虽然刚过半百，一生最好的时光 却全搭进去啦。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