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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跪下吧，向他祈求宁静，会有应验的。
我跪下了，但想的却是别的事，因为我不相信这种无稽之谈，只是有点迷信罢了。我似乎看到了一个很不幸的人，他的脸上全是失望和无奈……我觉得自己是有罪的，真想责备自己！真想问这个男人：
——先生，我能为您做些什么？告诉我，什么事情使您这样痛苦，说出来您会感到轻松些的。
当然我自己也很不好过，因为我心爱的人已经离我而去，但我知道他没有真正离开我，只是在另一个世界。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神智学是不可缺少的。我不断地对自己说：
他在那里，他在等我。虽然我们不在同一个地方，但他没有离开我。我知道他希望我幸福，我之所以敢跪在墓里的男人面前责备自己是因为他对生活已经没有什么期望了。
从教堂里出来时我已经是另外一个人了。午餐时我吃得很香。这是很久以来没有过的事。米齐妞立刻发现我笑了。
——你笑了！
——是的，我笑了，我还要再笑，因为奇迹已经出现了，我再也不哭了。
我真的不再哭了，我和讨人喜欢的塞尔特去了罗马。他问我是去参观竞技场还是先去吃晚饭。我们还是先去了竞技场，又在罗马市内到处溜达，直至凌晨3时。我从来没有到过罗马，对我来说一切都是那么美好，那么生机勃勃。
我是一个很果断的人。我给巴黎打电话，但是没有打通，于是就打了一个长长的电报，要他们把我住所里的东西搬到后来我再也没有去过的那个住所。回到巴黎后，我还是住在里兹饭店。里兹饭店就是我的家，是我住过的第一家旅馆。我曾在圣·奥诺雷区的一条街上住过，但那里早晨太喧闹，我受不了。佣人们的脾气也很坏，都显得无精打采。屋子里很脏，非得彻底整理不行。后来我离开了那里，在里兹饭店住了三天。我躲开了脾气很坏、爱唠叨、令人讨厌的人，我不希望看到不幸的事。当然，如果不幸的事落在你的头上，你也只好承受。但是我不希望看到它，不管它落在我头上还是落在别人头上。我不像有些人那样幸灾乐祸，不幸就应该落在他们的头上，譬如无名的病痛，无谓的悲剧什么的。
这也是情结！什么叫情结？我从来没有过情结。如果说有，那就是优越感。对人我从来没有自卑过。我很讨厌情结。情结是个新词，没有人有什么情结，只有身体好坏。缺陷会变成病态和令我讨厌的情结。我宁愿要缺陷，有缺陷的人别人都能知道。但是，今天这种人做什么事都必须有非凡的情结，连孩子也是这样……有些事没有人会提起。不知道是爱男人还是爱女人的人是无可救药的。对这一切我一无所知。
我认识一个可怜的家伙，他不知道是否爱他的妻子和孩子，也许也不知道是否爱另外一个年轻的男人。我对他说，你去上吊吧。我身边围着不少怀有情结的人，如果他们都是病人，那么把他们关进疗养院去好了。
生活变得十分令人烦恼。但是，说实话，我害怕的只是一件事，那就是有朝一日服装引不起我的兴趣了，那才真是最大的烦恼。情结悄然转向另一个方向的时刻即将来到了。
害怕烦恼……这一恐惧心理使她离开了卡佩尔。她爱他，他们原本可以……不错，是这样的。但是创办夏奈尔公司几乎是幻想。她承认她的第一批服装是和女工们一起做的，因为她不知道精通这一新工作的专业设计师大有人在。当然，她有些夸大其词。她雇用她熟悉的女工是因为真正的服装设计师技术高超会使她望而却步的（如果能这样说的话）。她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为起点，到1938年时，她在欧洲、中东和南美洲的服装销量已达28000套，雇用工人4000人。
她咕咕嚷嚷地说：“我不知道这一切我是怎么应付过来的；又是怎么享受到比我见到的大部分女人更充实的爱情生活的。”
但是应当说，她在这一切和充实的爱情生活之间平衡得并不好。
闯荡巴黎
保罗·莫朗估计，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巴黎举足轻重的人物约有700位，不比督政府时期的凡尔赛多。他们都没有去过康邦街上的科科家里，但可以想象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希望在某个什么时候去上一次。这一愿望常常能够得以实现。这些人中有季洛杜、德里厄·拉罗歇尔等作家，萨蒂、奥里克等音乐家，电影艺术家，棒球冠军，受科克托保护的拳击手，也有公爵和俄国的上层移民。一套好的时装要有高档的衬衣、皮靴和相称的裘皮帽子巧妙搭配。科科很少提到这些往事，她只对当天或前一天发生的事感兴趣。她的记忆中只有能留下痕迹的东西。
她在巴尔桑家里的生活就像一个隐士。人们谈到她却看不到她，或者很少看到她。博伊·卡佩尔喜欢巴黎的夜生活，喜欢看戏、看芭蕾舞，参观展览会。她常和博伊同进共出。博伊还常常带她去马克西姆饭店就餐。她对在那里的最初几次很有意思的晚餐记忆犹新。
那时我还是个姑娘。三个人陪着我，其中一个是没有给人留下什么印象的英国人。坐在我们旁边的是一对夫妇。这时来了一位妇女，她对男的说：
——你出来一下。
男的把她撵走了。她打碎了一只酒杯，用残留的杯底划破了他的脸。男人血流满面，吓得我立刻进了。我登上了旋转式楼梯，走进了一个房间，躲在一张有桌布的桌子下（她做了一个钻进桌子底下的动作）。真可怕！我哭了，因为伴我的三个人一个也没有出来，他们都怕沾上血污。
那位很爱我的英国人竟然不知道我消失在哪儿了。
——她回去了，另外两个人说。
他去找我了。
——和她在一起，应当预料意外。
他在桌子底下找到了我（她掀起自己桌子上的台布）
——科科，出来！
还有一次，我们去马克西姆餐厅吃饭时，一个家伙握着手枪闯了进来，强迫大家举起双手。从此以后，30年里我再也没有去过马克西姆餐厅。
这些故事是否确有其事？是不是从皮埃尔·德库塞尔小说中抄来的？可以认为，那时科科正处在很窘迫的境地，她正在改变处境。她对我说，马克西姆餐厅的桌子很高，吃东西很方便，但对袒胸露肩的人来说……一天晚上，她在有些发炎的脖子上围着一条红色围巾。第二天，一位女友打电话问她：
——昨天晚上你穿的是一条红色长裙吗？
科科说：“她只看到围巾。”后来，科科在马克西姆餐厅看到有些女人穿着领口开得很低的无油长裙后，发誓再也不容坦肩低领裙子了。她说：“她们以为是在自己的浴室里。”
就在风尘女子们在马克西姆餐厅里搔首弄姿、卖弄风情的时候，科科惴惴不安、忧虑满腹地开始了她的人生之路。她的回忆证明了这一点。我们也还记得她在旅馆的客房里学习吃牡蛎的故事。科科坚持把该学的东西都学好。在鲁瓦亚利厄，她对她的第一位礼仪老师埃米莉埃娜的教诲言听计从。她说埃米莉埃娜教我一切，她说的话与米齐妞·塞尔特一样。科科那时要学的东西真不少。现在人们看到的是她的成功的光晕，差不多已经忘记了她是从哪里起步的。
科科把她最初的自信归功于在只存在于想象之中的姨妈家里度过的“豪华”生活。她在初次涉足上流社会时仍不免有如履薄冰的感觉。
“我和所有的老年妇女建立友谊，由此开始了我在上流社会的冒险。”她是在谈到普鲁斯特小说中的德盖尔芒特夫人的原型谢维汉夫人时对我透露的。
科科认识普鲁斯特。
“我见到过他一次。他两手交叉着放在胸部，这是女人的一种姿势，眼睛也化过妆。”
她观察着他，静心地听他说话，事先对他既不信服又不钦佩。她很有分寸地称赞了几位老年妇女。对其中一位她是这样对我说的：
“该学的她都知道，不该学的她都不知道。”
在她涉足巴黎生活之初，这句话对她来说似乎应当颠倒过来：不该学的她都知道，该学的她几乎什么也不知道。但是她学得很快。她很快就懂得对有钱的人来说，最合适的价格就是“越贵越好”。她像农妇那样利用小聪明从对她的帽子吹毛求疵识有巴尔桑和卡佩尔他们才先后关注过这种疵点、斤斤计较的老大娘手中赚取更多的钱。她很开。动地说：从到拉斐特商场买帽坯改为直接从商场供应商那里买帽坯（薄利也不让他们赚），买来后装上一个小东西。夫人，您得付多少钱。既然你太笨，自己不会做，老太，你就付钱吧，付吧！
加布里埃尔·多尔齐姐第一次听到人们是这样说科科的：“这个卖帽子的小姑娘真滑稽……”
科科不喜欢人家这么说她，但也没有抗议。成功才是首要的。她和别人不一样，她能使人开心，用当时另外一种说法是一个古怪的人。她的第一批裙子中有一条是为多尔齐娅做的。这是一条很长，配有羊毛紧身开衫和兔皮领子的针织面料直裙。兔皮是由一位名叫雅克·海姆的初涉商界的皮货商供应的。
针织面料！在科科开始出售帽子的马勒塞尔布大街上的一家商场里已经有人在卖女式服装了。科科已被判罚了不公平竞争税，不能销售通常的呢质长裙了。而针织面料，科科有一批便宜的存货。用针织面料做裙子，别人是无话可说的。正儿八经的女装裁缝是不会用它来做裙子的，因为它最适合做男式运动社。
在夏奈尔之前的“女式夏装”，即使经过普瓦雷（他曾经在1906年废止了紧身胸衣，1908年剪掉了人体模型的头发）的简化，还是像中国的皇后或嫔妃的指甲，越长越显出社会地位的高贵。正像令人惊愕的指甲使最引人垂涎的中国女人委身于能为她们支付庞大开支的有钱男人一样，本世纪初的时装使风尘女子依附于她们的情夫。让·科克托用这样的话描绘奥特萝：
“镶金饰银、缀满鲜花和羽毛的长裙，外加一件用鲸须作撑的紧身胸衣，盔甲似地紧裹着这位美轮美美的享乐斗士。您似乎看见她独自在行走，但她从不独来独往，总有一位挂着单片眼镜，身穿燕尾礼服的男士，影子似地为她护卫。穿燕尾服的影子知道他的呢帽和丝织礼服的价值……瞧她那副用有着美神米涅瓦长长睫毛的眼睛打量同行们的神态，瞧她无名火大发，连斗牛士也敢冒犯的架势。”
科科·夏奈尔在多维尔或比亚里茨开出第一家店销时，是否知道她在为女人们发明一种新的生活艺术？我的运气真好，我生逢其时。
科科说她对钱财总是不太在乎。虽然如此，晚上她还是要着一看银箱里有多少钱。真怪！总是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