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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例证是预算赤字，它在短期内具有刺激效果，然而从长远来看，却可能是反生产性的，因为它借助利率机制，将资金从更富于生产力的部门中分流出来：
只要高利率还有能力吸引国外资金，问题就仍处于潜伏期。在外国储蓄的资助之下，国内经济的消费可以超过它的产出，只有到了资本流入不再能够抵偿预算赤字的时候，问题才开始变得尖锐起来。必须提高利率以促进国内储蓄、弥补预算赤字。作为其结果，消费的疲软将导致经济的萧条，于是外国人愈加不愿意保持美元资产。这将演化成为“令人不快的戏剧性结果”，疲弱的经济同庞大的预算赤字相结合，从而造成高利率与美元的疲弱。
我们可以将这些关系组合起来，以构造一个关于大循环的整体模型：
在这一模型中，大循环的主干之一，等式（2），以水平方式列出，而另一条，即等式（3），则以垂直方式列出。可以看出，这一模型并不稳定：某些关系起到了支撑加强的作用，而另一些则代表着破坏和侵蚀。最有利于加强放大的因素是投机资本的流入以及贸易赤字，最富于危害性的则是经济活动的水平。对大循环稳定性的主要威胁来自贸易逆差和预算赤字。大循环方案的两根主要支柱是强势美元和强有力的经济，然而强势的美元导致贸易逆差的不断上升，削弱了经济，预算赤字将迫使利率水平居高不下，这同样也削弱了经济力量。在债务累积负担摧毁大循环之前，这些内部的不协调因素恐怕已经足以产生同样效果。
① 例如，1986 年2 月20 日保罗·沃尔克在参议院银行委员会听证会上的证词。
不必说，模型尚未最后完成，许多关系也还没有体现出来，说明也有些过于复杂。也许某些被忽视的因素在大循环的发展中将起到拯救性的作用，这类事件并不少见。例如，直至1984 年时，银行仍然能够在保持国内信贷扩张的同时吸引外国资金，而当他们无力再发挥主渠道作用的时候，财政部就会接替这一角色，原因将在第八章中陈述：取消预扣赋税，将政府债务的很大一部分直接出售给外国人。
也许可以构造一个更精致一些的模型，将变量赋值。我相信它也许能够模拟1982 年以来美国经济的演进。可惜我本人的知识准备不足，无力完成这一计划。我只好满足于印象主义式的描述。
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不稳定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发展着的体系。其中有哪些部分能够经受得住大循环的考验呢？我将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不过，在此之前，先让我们来仔细地考察一下银行体系以及当前正席卷全国的公司重组的热潮，以此作为一幅完整图景的结束部分。
第八章银行体系的演进
人们都知道，1982年的国际债务危机构成了一个震撼人心的转折点。债务国资金转移的方向逆转，震荡无所不及。在我们的大循环模型中，震荡以非投机性资本流入的形式表示（↑N），因为它的流向并非出于对总回报的考虑。牵涉到的款项数目巨大：1982年，资金流入重债务国的净额为501亿美元，到了1983年，反向流出净额竟然已经高达138亿美元①，其中绝大多数是美元。资金从重债务国的转移，为大循环提供了主要的支持基础。
1982年的危机并没有能够成为银行体系发展的转折点，这是一桩颇为奇怪的事情，可是却很少有人注意到。那些最大的银行陷入太深，欲罢不能，无法做到令资金回流。如果他们完全停止了后续贷款，债务国家就只有彻底破产。如果他们事先就预提了充分的储备，那他们的资本状况早已受到严重损害了。各种集团的成立，其目的无非是保住这些银行。我们已经了解了集团在帮助债务国渡过难关时所扮演的角色，现在我们应该探讨一下这一事件对银行体系的影响。
贷款的集团体制所赖以运行的基础原则是自愿合作。管理当局不得不使出浑身解数力保重灾银行有能力增发新贷款，同时还要将边缘银行引入合作范围。为达到这些目标，惟一可行的办法就是保持一种幻象，似乎未清偿贷款并未对银行造成损害，因此不必建立特别的储备金作为未雨绸缪之计。在各国主管机构之间也存在着一些分歧，但是联邦储备局，作为最终的贷款人，保持了自己的支配权。他们认为银行体系过于脆弱，经不起大的手术。会计标准进行了修订，同时还做出了特别的努力以使银行有能力达到规定的水平。1984年3月1日，联邦储备局在最后一分钟做出了向阿根廷提供过渡性贷款的决定，这也是它最富于戏剧性的一次干预行动。
欧洲的中央银行则采取了另外一种方针。他们鼓励商业银行建立储备，冲销坏账资产价值。他们有能力这样做，因为欧洲的银行，从整体上说，陷入得要少一些，并且他们的会计准则允许巨额的秘密储备积累。英国银行的处境介于美国和欧洲大陆银行之间，有些英国银行属于那些向欠发达国家提供贷款最为冒进的分子。不过，在他们自己的分支系统中，其储蓄基础却要牢固得多，因此永远不至于像他们的美国对手那样，稍有风吹草动就会神经过敏。
也许可以这样讲，联邦储备局在支持金融中心银行（money centerbanks）方面走得太远了。这些银行用于重订还款时间表的费用，以及停留在纸面上的异乎寻常的高利差都得到允许，可以列入本期收益，尽管他们从未从中获得现金收入。其结果是，他们可以据此报告取得丰厚的收益，也的确有些银行在1983年增加了他们的股息。
富于讽刺性的是，集团的组建以及与之相随的管理当局的悲观态度，正是这一切拖延并转移了美国银行业的调整过程。债务国不得不承认严峻的现实，而银行背着大量的可疑债务却有口难言，他们不得不竭力隐瞒债务的不可靠性。他们收回利息的惟一指望就是增发新的贷款，这样一来，问题非但没有暴露，反而更形严重了。银行对此的反应是试图以更快的速度增长，最
①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环球经济展望》1986 年9 月1 日International Moretary Fund，World Economic Outlook （September 1，1986）。
理想的增长方式是提供业务而不必占用资产，金融中心银行开发了许多新的业务，积极地将它们推向市场。当然，他们也绝非不希望扩张其资产负债表。几乎所有的贷款在质量上都远胜他们向欠发达国家所提供的贷款业务。当时正是杠杆收购的全盛时期，银行愿意提供条件非常宽大的贷款。银行还大胆地吸收海外存款以充实自己国内的资产。就这样，他们充当了美国吸收外来资本的基本工具。
遗憾的是，银行无法利用其报告中惊人的收益数字来提高其股权资本的数额，因为这种把戏是骗不过股票市场的。银行股票的市场价格体现了对其公告资产价值折扣所进行的真实还原。化学银行抓住了一次短暂的有利时机售出了一部分股票，汉挪威制造商银行（Manufactures Hanover）也发售了一些股票以配合收购CIT公司（CIT Corp）。然而这些只能算是例外。从整体上讲，银行不得不依赖其留存收益，而那是不可能跟上资产增长的步伐的。增长与多元化的竞争仍在继续。汉挪威制造商银行（Manu…facturesHanover）以高昂的代价购入了CIT；各种“非银行银行”的技巧不断发明，以克服目前有关对地理分散的严厉束缚。金融中心银行正在施加压力，要求开放州际扩张，但他们遭到那些试图保卫自己的地方银行的强烈反对。旷日持久的争论直到最近才算有了解决：在金融中心银行进行跨越州际的收购之前，先要给地方银行提供一个喘息的空间。
联邦储备局不愿意对银行体系采取任何严厉的措施，担心那样做将对经济发展产生消极影响。最优先的考虑是阻止可能出现的崩溃，为此他们希望能够发动一场强劲的复苏，待经济复苏并走上正轨之后，再来考虑控制货币供应，并允许利率上扬。他们本来也可以试图去控制银行，但他们并没有这样做。坏账持续增加，资本充足率日益恶化，对银行系统的信心仍然很不稳定。
最后，问题在国内贷款业务中暴露出来了。有些重要的经济部门并没有参与复苏，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农业与石油工业。同国际债务不一样，靠继续增发贷款来偿付利息从而保持国内借款人免于破产，这一套做法根本行不通，因为债务人实在是太多了。大陆伊利诺斯银行（Continental IllinoisBank）因执行宽松的贷款政策而蒙受了重大损失。特别是它从已经破产的宾夕法尼亚广场银行（Penn Square Bank）那里购入的一笔巨额能源贷款，但这笔贷款极不可靠。由于没有分支机构，这个倒霉的银行只能极度地依赖借入的资金，因此成了公众注目的焦点。
储蓄与贷款业也在酝酿着风波。由于1982年之前的高利率，许多机构的股本金流失殆尽。为了阻止一场全面崩溃的发生，大量的机构只得合并，或者谋求救助。里根当局所追求的是让市场自己来找出解决的办法。就在这些机构的资本遭受严重损失的时候，金融史上最激动人心的场面之一出现了。许多清规戒律一下子被扫除净尽，储蓄与贷款公司的活动范围扩大，投资资产种类极大地拓宽了。由于储蓄贷款机构是在管制的气氛中陷入困境的，因此管制的解除被认为可以帮助他们走出困境。私营企业也的确设计了不少机巧的方案以图挽救破产的储蓄与贷款公司。绝大多数新投入的资金立刻以税损的形式扣除了，精明的投资者们只用了很少的一点现金投入，就取得了对这些金融机构的控制权，它们都是有权开展由政府提供保险的存款业务的机构。其中一部分落入了这样一些人的手里，他们利用这些存款来支持可以获利的其他经营活动。在野心勃勃的扩张过程中，握牟厚利之机而无损微毫之虞。这一套做法实在令人不快，奇怪的是至今没有人加以指摘。
在充分地利用了管理当局所提供的机会自肥起来的公司中，美洲金融公司（Financial corporation of America）表现最为冒进，它的领导人是精悍的查尔斯·纳普（Charles Knapp）。在收购了第一租赁金融公司（FirstCharter Financial）——一家老资格的公司，其存款由联邦储蓄与贷款保险公司承保（FSLIC）（Federal Savingsand Loan Insurance Corporation） ——之后，通过经纪人以及无所不能的强力推销人员，开始了狂热的举债活动。在此之后，他们又过度投资于风险极大的不动产贷款以及固定利率抵押贷款业务。如果其中任何一笔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