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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禁适足以资贤者为驱除难耳。”这就是说,秦始皇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适与愿望相反,老百姓造反时一切防范措施不过是为他们扫除障碍罢了。所以有见识的前汉徐乐上书说:“天下之患在于土崩,不在瓦解,古今一也。”(《汉书》本传)从刘、项兴兵到洪秀全挖空满清朝廷都是历史的无数次表面重复。外国也不免。拜占庭帝国和奥斯曼帝国遗留下的问题至今仍在。不仅古今,而且中外,“一也”。所以桓、文虽很快就失去符号效应,而《春秋》作为符号书一直应用到清末康有为,以至辜鸿铭,甚至日本明治维新时还提出“尊王攘幕”(幕府即诸侯),这难道是偶然的吗?
(一九八九年)
《春秋》数学。线性思维
近年来常见人用“反思”一词,不是哲学术语,是一般用语。可是怎么“反思”?恐怕先要问:怎么思?
《礼记。中庸》篇为朱熹收入《四书》,其中说到:“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若不管这些词的内在含义,只就学、问、思、辨、行五字看,正好是一道思维程序。加上的条件是博、审、慎、明、笃,也不难懂。
《瑜伽师地论。本地分》(玄类译)开头排列总纲时说到:“闻、思、修所立,如是具三乘。”以后有闻所成地、思所成地、修所成地三章加以说明。“三乘”即声闻乘、独觉乘、无上乘。这也就是说,闻所成慧、思所成慧、修所成慧。
佛教法相宗的这种说法也是列举闻、思、修,并且排了一个和《中庸》的学、问、思、辨、行同样的思维程序。问是提问题,结果自然是闻,所以印度的闻、思、修和中国的问、思、行是同一过程。当然,双方用词的内涵意义和具体内容是不同的。也许是因为用词相似,所以玄类译成一样,只有修、行二字双方各用一个。
用现在的话说,学、问是从外界得来信息。思、辨是内在思考。修、行是付诸行动,再回到外界去,传出信息。思不孤立,有来源,有去路。无知无识如何思?那只好跟着感觉走,一冲动就骂人,有人指到哪里就跟着打到哪里了。然而也不能说那样就没有思,只能说是一种特殊的思。印度哲学把从得到信息到指导行动的思考称为“量”。有位菩萨陈那(约在五世纪)只承认两种“量”。一是现量,是从感觉来的。二是比量,是从推理来的。此外还有别的“量”。如:圣言量,以“子曰”或《圣经》或什么大师语录为真理来源,普遍应用,不容置疑。
又有譬喻量,依据类推,以比喻为证明。这些都被陈那否定了。
近代以来世界上常得到承认的思维程序是:由感觉而来的观察、实验,由推理而来的代数式思考和几何式证明,由此而生的预测以及实际行动中(外界的,自己的)检验。这样的思维程序也就是:传进信息,化为符号作数字演算,再化为信息传出。不过这还只是初步描述,未经分析。例如语言、文字、声音、图像、符号、暗示所构成的“外界”,或简单说是巴甫洛夫第二信号系统,就尚未分析出来。
所谓科学研究的知、思、行程序也是这样:观察,数学思考,检验预测。三者必须完全而关键在于如何思考。这是中间环节。前后两节历来受到注意研究(知识、行为)。这一节却没有那么发展,似乎只有数学和逻辑学。科学的思考(不限于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是数学式的。笛卡尔生于中国明末清初的十七世纪,发明了解析几何,使图形与代码互相转化,开辟了一般用语言思维所不能达到又不易说出的思维境界,创造了逻辑推导中的图形符号语言。这是近代世界上科学和哲学相通的开端,从此一直发展下来。
怎么思?以上说的思是数学的或说是逻辑的。事实上这只是正规的,偏于理想的,少数受过训练的人才会用的。绝大多数人的思维是非数学式的。假如用数学式表达,可能比拓扑学和模糊数学还要难懂。若不用数学式表达,那就是大家日常应用而不知不觉地成为习惯的。就我们中国人熟悉的说,思维往往是线性的,达不到平面,知道线外还有点和线也置之不顾。只愿有一,不喜有二,好同恶异。
公元前四世纪(战国时)欧几里得在非洲亚历山大城用希腊语编著第一本“几何”
(译音)学的书,其中有一条平行线定理没有证明。十九世纪有人便放弃这条定理,建立了两种非欧几何。我们常用的线性思维又是另外一种,另有定理。原有的一条是,线外的任何点上不能有线与之平行。还有一条是,平行线相合或相交。
我们的和非欧几里得的双曲线几何、椭圆几何都有所不同。例如名人阿Q 君的名言:“儿子打老子。”闲人打阿Q 和儿子打老子本是两条平行线,互不相干,但是照Q 兄的线性思维非数学公式就可以互换,合二而一,于是平行线相合了。二又不过是一分为二,归根结蒂还是独一无。这种思维中的线实际上是单一线。线外一点上说是有线好像彼此平行,不过是虚设,真正心中承认的只有一条直线。
所以不同能化为同,坏事可以当做好事,灾难能够显出辉煌,说是两条腿走路,往往不过是单足跳跃。所以天理、人欲,正派、邪说,左、右,前、后,说是两点,实际只有一点。从来不容两线平行,承认的是一个否定另一个,一实一虚,一真一假,有此无彼,非全宁无,所谓“你死我活”是也。太极生两仪,再生四象、八卦,千变万化不离其宗,万法归一。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平行线不是两条或多条而是只有一条单行线。这条线是有定向的。一方为正号,是我。
一方为负号,是反对我的,异己的。我是对的,所以对的都是我的。反我的是错的,所以错的都不是我的。方向性中有大学问。有时仿佛传说中的神仙张果老倒骑驴。眼见路旁树木房屋在前进而自己在后退,便拼命要拉驴子转过来倒退而前进,其实只要自己转过身来就一切都顺当了。然而不然,线性思维是不转身的,往往以退为进,不知进退。也只有神仙张果老才能发明这种表现线性思维的简明图像。有向线段又有时自认为可以逆转。不怕错,从头再来,好像时间中万事都可以逆转,时光可以倒流。有经验,处处用。没经验,向前闯。既然认为可以回头重来,那就“大胆往前走”,“潇洒走一回”。单打一,单科突进,一马当先,万马奔腾一条线。不承认线外有任何一点上可以有线和自己的线平行,决不左顾右盼。
线性思维常将时间当作一条线贯串一切。这一点,印度人望尘莫及。他们认为时间像一把大镰刀,砍去一切。时间消灭一切,从有转无,所以无始。时间又像圆圈,处处可以是始,也可以是终。尽管像轮子回旋不息,但无始也可以有终,消灭了就是终。因此古时印度人的记录历史是一篇糊涂账。用非线性思维(是不是球性思维?)以为很明白。用线性思维以为很混乱。古印度人没有严格意义的历史书。中国古人坚持线性思维,其辉煌成就便是大量的年代史。
线由点组成,点定位于线。自从殷商甲骨文献定干支以来,年月日时排列给天时人事定位久已成为习惯。《春秋》是第一部传下来的依年月纪事书。太史公司马迁的《史记》中十《表》是一大创造。《十二诸侯年表》、《六国表》、《秦楚之际月表》,是世界上古代史书中绝无仅有的。以后是一部又一部《通鉴》 ,编年记事,直到清亡才断绝了,出现了报纸和“大事记”。从“共和元年”(公元前八四一年庚申)一年一年记史事不断到报纸出现时,这样的文献,除中国的汉文字的以外,恐怕世界上再也没有了。不仅国家大事,一个人也有年谱。不仅后人订,还有“自订年谱”。这习惯至今未绝。日记是又一成就。人人写日记成为习惯。不仅是写给自己看,还有为发表给别人看而写的,或有意,或无意,成为著作。名家的,普通人的,公开的,私自的,至少从宋代以来就有流传至今的,千年不断。儿童学作文往往从记日记开始。种种日记越来越多。无人提倡,也无法禁止。只在日记成为“变天账”罪证以后才可能绝灭了。编年史、年表、年谱、日记,这一类年月日记事是线性思维的成果,也加强了这种思维习惯。我们中国人的这种习惯在世界各国中是很有特色的。日记虽亡,思维线路还亡不了那么快。
力量再大也无法决定人心里怎么想,封不住人的思路。
不妨试探讨一下这种线性思维数学。方便的是依据文献。文献中又是《春秋》(不算三《传》,仅指《传》中之《经》以及相对等的《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最早,最简。(不算已佚的《竹书纪年》。)其中实在有不少文章可做。古来人做的是给古时人看的。今人又可以有今人的说法和看法。若不跟随古人在一条线上走,何不来尝试尝试?
(一九八七年)
重读“崤之战”
海湾战争过去了。我忽然想起翻阅《左传》,看看春秋时的大战。翻出来的是秦晋崤之战。
春秋五霸的第二名晋文公刚死,还未葬,第三名秦穆公认为时机已到,立即发动战争。打了几次,断续经过五年,终于崤山一战胜晋,成了霸业。这是春秋时一次关键性战争,不仅包括了郑国、滑国和戎人、狄人,还含有商人弦高“犒师”的生动插曲,年幼的王孙满从秦军的纪律和礼貌预测胜败的言论,真是信息丰富的音像带。
这次战争好像是一部电视连续剧。前有序曲,后有尾声,中间至少可分三集。
打了三次仗,秦胜了最后一次,以一比二获胜。这和下三番棋不同,不是三场两胜,是“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几百年后秦的最终结果是大家都知道的。
这一件历史事实不但见于《春秋》三《传》,而且《东周列国志》小说里也有。这是很有名的历史故事,也是好文章,有不少精彩镜头和对话。我现在旧书新读,谈点感想。
记得小时候看到过古文家兼翻译家林琴南(纾)老先生评选的《左孟庄骚精华录》,其中选了这次大战序曲的《蹇叔哭师(军)》一节。这在三《传》中都有。他选的是《左传》的。《古文观止》选的也是这一篇。秦穆公不顾老臣蹇叔的反对,发动战争。蹇叔在他发兵时去军前哭军中的儿子,还预言战争必在崤山函谷一带,秦兵必败。这等于公开对敌人供给情报还出谋划策,实际上同时也是揭露敌人的可能战略部署,对本国提出战略建议,要求警惕敌人,可惜未得重视。
文章结句是“秦师遂东”。林老先生评曰:“东字响极”。我当时还是小孩子,不大明白。从陕西打河南山西当然是向东。倘若是晋国出兵攻秦,向西打,西字就没东字响了,那怎么办?这显然是小孩子和老先生对文章信息的解说不同,观点有异:一论文章,一讲事实。
现在老了,又翻阅记载,发现事情发展到末尾,三《传》不同。《公羊传》 、《毂梁传》都只有一句《春秋》经文:“秦人伐晋”。唯有《左传》说到秦胜,“遂霸西戎”,还评论秦穆公能“知人”。显然《左传》的作者对后来秦国称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