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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给你写个授权书，集体授权给你，这样事情就好办了。”周恩来马上点头说“好！”吴回忆说“陈伯达当场起草了一个授权书，并给这个任务起了一个代号，好像是叫‘四一二任务’。在授权书上第一个签名的是周恩来，第二个是陈伯达，第三个是江青，以后谢富治、杨成武、汪东兴等所有到会的人，也都依次签了名。这样一来，我再也不好说什么了，只好同意去上海跑一趟。”
吴法宪领受任务到了上海后将授权书出示给张春桥，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并特别向张春桥说，上海的事情不熟悉，具体问题由张来办，不论张春桥交来什么，吴本人只是负责将有关人等和材料转交给周恩来和江青。吴回忆说“结果不久，张春桥就把黄赤波（黄赤波为原上海市公安局局长－－笔者注）等人交来了，我就派飞机把这些人都送到北京，交给杨成武。至于红卫兵们在上海散发江青的材料，到处都是，没有办法收干净，反正张春桥交给我多少，我就接收多少送回北京。大约过了一个星期，我就回到了北京。我把带回来的材料全部交给了周恩来。对这些材料，周恩来不拆封，更不看，只是贴上了封条就全部交给了江青本人。我把这次去上海的情况，写了一个报告，并由杨成武和我两个人签名，提交给了中央文革碰头会议。”另外，江青本人还单独交代吴法宪将上海的作家孙竣青带到北京，并不许将此事告诉张春桥，然而孙竣青一被带到北京就被江青抓了起来。吴法宪一直不清楚江青为何要抓孙某人，为何不要张春桥知悉此事。
显然，吴法宪去上海执行的任务当然不是一件光彩的事，但却是直接奉了周恩来的指示。为了江青个人的私利，周恩来毫无原则地纵容、逢迎江青的无理要求，利用手中的职权充分满足了江青的私欲，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只凭江青一句话就抓捕了上海市的公安局局长和作家等人，从而又一次制造了冤案，联系到周恩来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如此堂堂的国务院总理有何脸面和资格被称为“人民的好总理”？！
此外，笔者还注意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查厅起诉书》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名下有这么一条罪状：“一九六六年十月，江青勾结叶群，指使江腾蛟搜查上海文艺界人士的家。叶群让吴法宪把江腾蛟找来北京，对江腾蛟说：‘江青同志有一封信落在郑君里、顾而已他们手里，现在究竟在谁手里不清楚，你可以组织些人搜查一下郑君里、顾而已、赵丹、童芷苓等５个人的家，凡是书信、日记本、笔记本之类的东西都拿来’。‘要绝对保密’。江腾蛟回上海后，组织４０多人，冒充红卫兵，于十月九日凌晨，搜查了赵丹、郑君里、童芷苓、陈鲤庭和顾而已的家。江腾蛟将搜得的东西分两次送北京叶群处。一九六七年一月，在江青亲自监视下，谢富治、叶群动手将搜查来的有关江青的信件、照片等烧毁。”
发生在１９６６年１０月的这一幕与两年后发生之事何其相似！都是江青授意他人去上海收缴不利于自己的资料，而１９６８年的行动却更甚以往，不仅仅是搜查资料，干脆下手抓人了。１９６８年江青的行动得到了周恩来的大力支持，江青在１９６６年１０月搞的上海搜查文艺界人士之家一事难道就没有周恩来等人的大力支持？一个江腾蛟只奉了叶群的指示就敢于命令军人执行抄家任务？其背后怎么可能没有更高一层的确认、批准？吴法宪不是１９６６年事件的执行人，未必知晓其中之内幕，但是我们有理由对中共单方面的说辞予以质疑，笔者相信该事件总会有真相大白之日的。
艰难岁月的再回首
－－读《吴法宪回忆录》（之十二） 丁凯文
十二、“杨余傅事件”
文革史研究中有一些较为复杂的事件，不太容易解释清楚。以笔者愚见，“杨余傅事件”就是一个悬案。迄今为止，笔者尚未见到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官方的一家之言当然不用说了，官方只是将一切罪过往林彪和江青身上一推就行了。史学界之所以解释不清这段历史，关键还在于没有把握住该事件的本质，有些关键的史料未曾披露，而当事人在事后由于受时代和环境的影响，局限性很大，往往推诿或掩饰其中的重要情节，回避了自身的问题，故无法客观地回首往事，致使此一事件越来越扑朔迷离。杨成武事后所写的《杨成武自述》就是典型一例。以笔者的看法，所谓“杨余傅事件”，其实就是“杨成武事件”，余立金和傅崇碧都是陪绑，受到杨成武的牵连。如果史家不能搞清杨成武其人在文革当中的活动，就无法解释“杨余傅事件”的原委。那么吴法宪将军在其回忆录中向世人披露了哪些有价值的资料呢？笔者在此罗列如下：
（１）杨成武是林彪的老部下，林对杨十分器重，１９６５年１２月上海会议批判罗瑞卿时，杨成武就是军委三人领导小组的成员。罗下台后，杨成武荣任代总参谋长。１９６７年９月中央决定成立军委办事组，杨成武当了办事组组长，相当于军委秘书长，掌握了军队的实权。叶群曾亲自安排杨成武的女儿杨毅到《空军报》工作，可见林杨两家关系之密切。
（２）杨成武与江青的关系也很好，杨成武对江青也很尊重，江青交办的事，杨成武都尽力完成。１９６７（１９６６年？）年１１月江青曾要杨成武去上海将上海市公安局保存的江青资料带到北京，事后该箱资料被存放在军委的京西宾馆。在江青的指示下，杨成武与谢富治、戚本禹一起将该资料烧毁。１９６７年冬，江青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要求写一个“两条路线斗争史”，周恩来、陈伯达和康生都表示同意，于是责成杨成武出面完成，杨成武专门搞了一个写作班子，几个月后提纲草稿完成。吴法宪一看提纲，里面只有三个人：毛泽东、林彪和江青。吴法宪极为诧异，问杨“连朱老总和周恩来总理都没有，能行吗？”杨悄悄告吴“是江青不叫写的。她不让写周恩来，也不让写其他人。”但是该提纲被毛泽东否定，写作班子也被迫解散。
（３）杨成武领导下的总参写作组写作了一篇《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以杨成武名义发表。文章发表后，全国各地报纸纷纷转载。杨成武曾兴高采烈地对军委办事组同仁说“文章点名批判了罗瑞卿，罗瑞卿听了广播后，马上就承认了自己是假党员。”由此可见，杨成武自己是多么重视该文的发表。然而不久，此文却受到毛泽东的批评。毛泽东批示说“绝对权威的提法不妥。从来没有什么单独的绝对权威，凡是权威都是相对的，凡绝对的东西都只存在于相对地东西之中，就如绝对真理是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绝对真理只存在于各个相对真理之中一样。”“大树特树的说法也不妥，权威或威信只能是从斗争实践中自然地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这样建立的权威必然会夸下来。”毛泽东的批示转给了周恩来、林彪以及中央文革，此一批示又被转发给中央和国务院各部门等。显然，毛的批示对杨极为不利。
（４）１９６７年底，江青和周恩来以及中央文革小组在京西宾馆审查样板戏。江青一定要林彪到场，但是杨成武因为太忙忘记了此事，结果林彪和叶群未得到通知。但是江青在现场不依不饶，非要林彪前来参加，林彪被从睡梦中拉起，迷迷糊糊到京西宾馆看节目。此事引起叶群的恼怒，为此大骂杨成武和吴法宪。
（５）杨成武的女儿杨毅与空军政委余立金的秘书单世充发生了绯闻。吴法宪让王飞等人与单世充谈话了解情况，但王飞等人未得到吴的许可竟然将单世充关押起来。当时的空军党委办公室分成两派，一派是空军党办主任王飞、周宇驰，还有林立果的支持，另一派是党办的科长卫球，包括吴法宪和余立金的秘书。王飞等人有林立果和叶群的支持，卫球则有杨成武、余立金支持。吴法宪夹在中间好生为难。而此时余立金倒向了杨成武，并向林彪告状。林彪对此事的态度是坚决支持了吴法宪，林彪认为余立金等人是要夺吴法宪的权，所以要吴坚决顶住。
（６）１９６８年３月２３日凌晨，吴被叫去人民大会堂参加会议，在场者有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叶群和汪东兴。毛泽东见到吴法宪即说“你同杨成武的问题，我都知道，你是对的，杨成武是错的，随即决定撤换杨成武的代总参谋长一职，林彪推荐了黄永胜。对于如何处理余立金，毛泽东说“许世友的材料早就送到我这里来了，说余立金是个叛徒，既然是这样，那就逮捕起来，予以审查吧。”江青又提出傅崇碧与杨成武关系密切，傅长期以来都在杨直接指挥下工作，况且还有闯钓鱼台的记录，为了防范，最好也动一动。毛泽东也同意江青的建议。会议随决定调广州军区副司令温玉成任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卫戍区司令。
（７）周恩来立即采取措施，第一，命吴法宪派飞机立即接黄永胜进京，周亲自谈话。第二，周同时命令李作鹏和邱会作带领中央警卫团部队去杨成武家，将杨带到人民大会堂，由林周等人谈话。第三，通知郑维山和傅崇碧到人民大会堂，由周恩来谈话，并准备飞机将傅崇碧送去沈阳。第四，派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杨德中带警卫部队到空军大院逮捕余立金。第五，决定在３月２３日召开驻京部队团以上干部大会，传达中央对“杨余傅”问题的决定。
（８）在人民大会堂，林彪与杨成武谈话。林说杨的错误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和“曲解马克思主义”。林彪特别强调“主席亲自主持了四次会议，讨论了你的问题，决定撤销你的代总参谋长职务和总参党委第一书记的职务。”林彪还命吴法宪派飞机将杨成武一家送到武汉。江青还提议将余立金夫人陆力行一起收审，陆的姐姐原先在上海市档案馆工作，江青三十年代的一些材料就是陆的姐姐保管。结果陆力行也被关进北京市第二监狱。
（９）３月２３日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驻京部队团以上干部大会，林彪奉毛泽东命讲话。吴法宪回忆说“毛主席要林彪一共讲三个问题：一事反对宗派主义，二是反对两面派，另外一定要讲一下哲学上的‘相对与绝对’的问题。”林彪按照毛泽东的意思作了讲话，周恩来则表示完全拥护，号召大家继续揭发杨成武等人的错误，认为在杨成武的后面可能还有黑后台。
吴法宪最后说“‘杨、余、傅事件’发生后，我曾经冷静地想过，要说杨成武通过余立金夺我的权，那是缺乏根据的，以此为理由就撤换了他的职，太过牵强，也太过严厉。至于逮捕余立金，以致牵连了他的妻子陆力行，那就更是不应该的了。这里面可能还有更深的原因，但究竟是什么原因，我现在也依然不知道。”
从吴法宪的会议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出以下端倪：
（１）杨成武原本就是林彪的爱将，军委办事组的日常工作，林彪主要依靠杨成武主持，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