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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起权力来，却如狼似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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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明大义，张学良东北易帜（1）
张作霖遇难后，东北就像一只换了舵手而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航船，东北三省的前途和命运，都系在年轻的统治者张学良身上，当时，他所面临的最紧迫问题，就是东北向何处去。
张学良字汉卿，辽宁海城县人，1901年生，张作霖的长子。1919年7月毕业于东三省陆军讲武堂，授予炮兵上校衔。随后晋升旅长，协助张作霖整军。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中任震威军第三军军长，在山海关一带作战。1925年春，率部进驻天津，升任陆军上将。1928年4月任奉军正太、京汉线总指挥与北伐军作战。张作霖被日本炸死后，奉军全线向东北撤退，集结于滦河以东。这时27岁的张学良于6月17日秘密回到沈阳，在张作相等###辅佐下就任奉天军务督办和东北保安总司令，初步稳定了东北局势。
张学良鉴于皇姑屯事件的教训，集国耻与家仇于一身，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罪恶阴谋有了更清醒的认识，7月1日，通电宣布与南京方面停止军事行动，绝不妨碍统一，并派代表与蒋介石联络，商谈东北易帜问题。双方达成默契，只要东北改旗易帜，张学良仍然是东北的全权统治者。
张学良毅然易帜的决定犹如晴天霹雳，打乱了日本人的如意算盘。日本田中义一首相密电沈阳的日本总领事林久治郎，几度晤见张学良，提出勿与南方妥协的警告。7月19日更把田中的意图面送张学良，其内容有：一、南京国民政府含有共产色彩，且地位尚未稳定，东北目前犯不着与南京方面发生联系；二、如果国民政府以武力进攻东北，日本愿意出兵相助；三、如果东北财政发生困难，日本正金银行愿予充分接济。
张学良看了田中的三点建议，很冷静地问林久治郎：“我可不可以把日本不愿中国统一的意见，或东北不能易帜是由于日本的干涉这项事实报告国民政府？”林久治郎哑然。这种赤裸裸地干涉中国内政的手段，在国际社会间，是见不得阳光的。张学良表示：“东三省政治以民意为决定。如果人民主张改制，我是难以抗拒的。”
林久治郎的阴谋失败后，日本关东军司令冈村中将又会晤张学良，正告张学良不要易帜，否则“关东军是不会坐视不问的”。张学良迫于日本的压力，原定7月24日东三省通电易帜的日子，不得不改期进行。
8月4日，张作霖的葬礼如期开始了。张学良在阵阵哀乐声中走来，他披麻戴孝，双手举着一把燃烧的香，缓缓地跪下，向父亲敬香。他站起身，一眼看见南京政府方面送来的挽联：
“噩耗传来，几使山河变色；
兴邦多难，应怜风雨同舟。”
张学良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感激之情。然而当他看见日本首相田中义一的特使林权助男爵就站在他面前，那冷酷的表情，心中又掀起一层层悲愤的波涛，他预感到与这位特使必将有一场惊心动魄的舌战。
翌日，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举行宴会欢迎林权助，邀请张学良赴宴。林权助摆出一副强权者的嘴脸，放肆地对一位主权国家的封疆大吏威逼利诱，蛮横无理。林权助首先转达了田中首相的旨意，强调了日本在满蒙有特殊权益，暗示少帅不要“陷入南方人设下的圈套”。张学良在仔细解释了他的处境和打算易帜的意图后，十分有礼貌地告诉他：“对于日本方面的劝告，我固然十分尊重，但决不能因此而违背东三省人民的民意。统一与否，是中国内部的事情，正如我们不关心你们帝国内部的事一样，想必日本友邦对我们国家内部的事不会太感兴趣吧！”
“这种比喻是不恰当的！”林权助大声嘶叫道。
“请问什么样的回答才是恰当的呢？”张学良毫不示弱。
“你必须直言相告：是易帜还是不易帜？”林权助大声质问。
“易不易帜，这是我们的内政，贵国是无权干涉的！”张学良驳斥道。
“不对！”林权助站起来，张牙舞爪地说，“我们就是不准你悬挂青天白日旗！”
深明大义，张学良东北易帜（2）
“你这是什么意思？”张学良倏地站起，勃然变色，正告林权助，“我是一个中国人，当然以中国人的立场为出发点。我不愿意看到中国分裂，而愿意中国走向统一。我可以明确地告诉阁下：我的意图以东三省民心之所向为准，我不能违背东三省的民心。”
张学良的答复，令日本特使林权助瞠目结舌，他的强硬手段并未吓住这位年轻气盛的少帅，便灵机一动，缓和语气，以感情色彩较浓的话语说：“请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和令尊是好朋友，在私谊上说，我把贵总司令当做自己的子侄，有危险我不能不奉告。”
张学良受到更大的人格侮辱，为了维护国家和自己的尊严，他冷漠地笑答：“我和贵国天皇裕仁同庚，阁下知道不知道？对于阁下的话，我所能奉告的就是这些。”张学良起身告辞。
在东北易帜的背后，反映了日美两国在华争夺势力范围的斗争。美国支持蒋介石统一东北。蒋介石和张学良分别通过外交途径争取美英等国的支持，使日本陷于孤立地位。8月，蒋介石命在美国访问的孙科、伍朝枢就近宣布真相，揭露日本干涉东北易帜的行为。
9月，蒋介石派张群以参加阅兵典礼的名义访日，要求日本首相田中不要干涉东北易帜事。11月3日，张学良派莫德惠为特使赴东京参加日皇加冕典礼，终于促使田中对莫表示东北易帜“是中国内政问题”而加以默许。
12月29日，张学良等联名通电全国宣布：“于即日起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四省同时换旗。
至此蒋介石在形式上完成了全国的统一。他通过二次北伐和东北易帜，结束了长期分裂割据之混乱局面，维护了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蒋介石碧云寺祭灵结束之后，他面前的第一个难题是裁军，编遣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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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军惹纷争，结盟兄弟发难（1）
北京西北部，有一个风景优美的疗养胜地——汤山。7月盛夏，酷热难耐。但在汤山，却茂林掩映，流水淙淙，凉风习习。汤山有矿泉，泉水是热的，能治疗多种疾病。这里是疗养的好去处，也是召开会议的好场所。
7月11日，北伐成功后的第一次善后军事会议在汤山召开。裁军编遣这是一件大事，又是一件难事。战争结束了，和平时期没有必要保留260余万军队，增加财力负担。但这又是一个难捅的马蜂窝，搞不好会翻船的。军队是军阀们的命根子，如果激怒了各实力派，他们联合起来造反，蒋介石也难于招架。因此，裁军编遣这个大难题，从汤山会议开始，经8月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专题研讨并做出决议，直到1929年1月1日全国编遣会议的召开，历时半年多，这个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
在汤山会议上，蒋介石拿出他预先拟好的文案《军事善后意见书》，要大家讨论。《意见书》的前言部分写道：“北伐完成，军事急应结束，裁兵节饷，从事建设，已成全国一致要求；唯革命尚未成功，建设尤须保障，整军经武，亦未可视为缓图，职是之故，吾人于已覆北方军阀之后，乃有两种极大之责任。一面当裁汰兵额，移巨额军饷为建设之用；一面当充实军备，保持国家与社会之安宁。”
又说：“裁兵能否实行，军备能否整理，今已为国家存亡关键，进行之始，必以大公无私之心，收集思广益之效，非任何人所得阻挠，亦非任何人所得把持。”
关于裁兵具体设想，意见书中说：“拟分全国为12个军区：一、苏皖赣，二、闽浙，三、两广，四、两湖，五、四川西康，六、云贵，七、陕甘，八、鲁豫，九、燕晋，十、热察绥，十一、东三省，十二、新疆青海（外蒙、西藏当别定办法），每一个军区所驻军队，以四万人为限。各军区长人选，由各集团军总司令与总指挥推荐，军事委员会审议，分别任命，每军区内裁兵剿匪，及一切整理军队事宜，均予军区长以全权，责令于一年以内办理完善，或疑军区制有分割地盘之嫌，则可明定军区长官不得兼任省政府主席，以杜绝把持政治之弊。”
蒋介石提出的主张，谈起来冠冕堂皇，内里却包藏祸心，其奥妙在于，冯、阎、桂三系各占一个军区，而他们的兵却很多。蒋系除占一个军区外，还以中央的名义直接或间接控制其他8个军区。蒋系的兵虽多，但分散到几个军区去，每个军区的人数就不多了。这样一来，哪个军区的兵多，裁掉的就越多。吃亏最大的是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其次是阎锡山和桂系。而蒋介石的军队不仅一个也裁不掉，还因为有的军区不足规定的人数而要大量补招新兵。可见蒋介石裁兵口号虽然喊得好听，实行起来却是只裁人家的兵，而他自家不是裁兵而是扩兵。
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都是个中人，蒋介石的戏法岂能蒙住他们的眼睛。
汤山会议上，当蒋介石刚讲完，李济深将军就站起来说：“若是天下为公，没有一个人反对的；若是天下为私，一定有人反对。把别人全部消灭，留着自己的军队，这种不公平的办法，万万要不得。像现在北伐的革命军队没有饷，反而派了许多人暗中去收编孙传芳、吴佩孚、张作霖、张宗昌等反革命的军队，这是顶不妥当的事。”
据冯玉祥记述汤山会议情景：“当天还有好几位说话，都是指责当面说好话，而骨子里用种种方法消灭别的军队是不对的。我看蒋的脸上一块青，一块红，一块白，非常不安的样子。”
蒋介石这项损人利己的裁兵主张，遭到了桂、阎、冯等各实力派的坚决反对。冯玉祥兵力最强，在北伐中与奉军作战功劳最大，在裁兵问题上，蒋介石首先向他开刀，冯玉祥虽决心与蒋介石一争高低，但汤山会议用吴稚晖的话说，只是“会而不议，议而不决”，大家不欢而散。
12月26日，裁军编遣预备会在南京召开。冯玉祥提出他的裁军编遣原则，他说：“我早就说过，编遣的准则是：强壮者编，老弱者遣；有枪者编，无枪者遣；有训练者编，无训练者遣；有革命功绩者编，无革命功绩者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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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军惹纷争，结盟兄弟发难（2）
当会议主持人何应钦问道：“依照你的原则，到底怎么具体编遣呢？”
冯玉祥答道：“依照我的原则，第一、第二两集团军各编12个师，第三、第四两个集团军各编8个师，其他不属于各集团军的部队，共编8个师。”他的话音刚落，大家便议论纷纷。
第二天，阎锡山在会议上发言，他依据头天晚上何应钦的授意，讲道：“裁军是大事，搞得好坏关系国家兴旺。对裁兵我极表赞同，只是想提一个方案供大家参考。我的方案是：一、二集团军各编10个师，三、四集团军各编8个师，中央编6至8个师，行不行呢，大家讨论。”对阎的方案，各方意见仍是分歧很大，争执不下。
蒋介石见状，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