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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般若之旅》译好（大约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之后，母亲主动要求帮我誊稿，她一笔娟秀的字迹到了八十二高龄仍然工整如昔。誊稿的过程中她对我的寻道之旅开始刮目相看。以往她总认为宗教组织是敛财的单位，里面并没有什么真理；她犀利的双眼通常能立判真伪。有一天她很慎重地对我说：“这个克氏讲的都是老实话。”我很高兴她终于赞同了一件我所做的事。其实我衷心希望她不但能面对外在的现实，同时也能面对她自己内心的真相。在她的余年中，真理如果能发挥一点作用，她痛苦的一生也就没有白过了。
《生命的不可思议》 第三部分闭关与反观内照（3）
第二本我想翻译的书是《超越时空》。这本书里与克氏对谈的伙伴，是物理学界举足轻重的科学家，戴维·博姆。他是二十世纪主要的哲人之一，也是奥本海默的弟子，爱因斯坦的同事。他的代表作分别是：《量子力学》、《现代物理学的因果法则与或然率》、《相对论的特殊理论》、《秩序与创造力》、《整体性、隐含的秩序及科学》。我看过克氏与博姆对谈的录影带，博姆谦谦君子的气质在我的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很想知道科学心与宗教心的交会能激发出什么样的火花来。在翻译这本书的过程里我的身体又开始产生不稳定的变化，通常是两天瘫在床上起不来，第三天却亢奋得睡不着觉。我只好躺在床上口述，由翠英速写下来，经过我修改之后，再由翠英誊一次稿。
我们的爬山活动照样进行，通常是一个星期两天。猫空茶园那时的游客还不算多，经常只有我和翠英在山上独行，两旁巨大而茂盛的蕨类和热带植物，呈现出深深浅浅的墨绿、翠绿与嫩绿。猫空还是有许多户人家养猫、养狗。沿路茶棚林立，走累了进去品茗，补充一点食物再继续上路。有几回晚上八九点钟我们还在山上健行，一路走下来竟然没碰到任何游客。整座山除了风声、叶子的沙沙价响、此起彼落的虫鸣和偶尔传来的狗吠，几乎听不到文明的噪音。山下的万家灯火令我意识到长年以来的感官记忆已不复存在。十几岁、二十几岁甚至三十出头时，只要一听到屋外传来的某种叫卖声，飞机划过晴空的音爆声，或是北风扑袭时从门窗传进来的咻咻声，我的意识里总会生起一些微细的反应、回忆及联想，里面夹杂着隐隐约约的哀伤与不安。几个月的闭关清除了许多微细的障碍；我脸上的肌肤、额头的光泽，显示出心泉已经逐渐明彻。
从大自然走进真理的话语中，是多么令人愉悦的一种时空转换。回到家我和翠英再度潜入《超越时空》的世纪对谈里。翻译到第二章《清除心中的陈迹》时，克氏和博姆探讨到空无就是宇宙心，亦即当一个人的心念活动完全止息之后，便逐渐融入于无始无终的宇宙意识，也就是真正的创造力开始运作了；然而这开始又不具有任何时间性。我很好奇，为什么一位以观察现象世界为志业的科学家，竟然会认为有一个不可思议、无法度量的境界存在，于是我重新找出《宝瓶同谋》来阅读。书中有一章的主题是科学未知领域的新讯息，其中一段提到了博姆的理论：这个看似稳定，可以触摸，可以看得见，听得到的世界，其实是个幻象。这个世界并不真的在“那里”——它是恒动的，有如万花筒一般。我们平常见到的事物秩序就像看电影似的，是一种言明的或开显的秩序，但这只是一种二手实相，另一种潜藏的秩序才是这二手实相之父。这另一种秩序，博姆称其为“隐含的秩序”（implicate order），他认为所有表面的物质和活动都是幻象，这个现象他称之为“完全变易”（holomovement）。他在一九七八年曾经说过：“物质就像能量大海里的一圈小小的涟漪……这个隐含的秩序暗示着有一个实相远远超越了我们所谓的物质。物质只是这个背景中的一圈涟漪罢了。”
科学家凭着直觉发展出来的新理论改变了昔日的科学范型，虽然他们的科学训练并不具有神秘性，他们的心灵训练也不是来自某种宗教的世界观，但他们本身却是神秘家。不只博姆抱持神秘主义的世界观，就连爱因斯坦、薛定谔（Erwin Schrudinger）、海森伯格（Werner Heisenberg）、德布罗意、玻尔等，都有相同的观点。我在阅读以上的资料时感觉非常兴奋，人类的知识系统好像在一个宇宙加速器的推动下，正快速地印证着神秘家的内在实证。我感觉这样的对谈应该是出版界最值得引介的书籍，但不幸的是目前坊间所能见到的都是过于轻薄的著作或译作。我很想翻译《宝瓶同谋》这本重量级的新时代手册，但一个人的能力有限，我还是选择先引介神秘家的究竟真理，科学性的著作可以由更恰当的人进行翻译。后来我们找到了对于道、科学和文学都有敏感度的廖世德（阿德），由他翻译出了《宝瓶同谋》。多年后有些知识分子向我反映，这本书对他们的人生起了很大的启蒙作用。
《超越时空》是以博姆的逻辑推演向克氏的主观体悟进行挑战和辩证，过程非常有趣。我有时也不太明白自己是怎么回事，从小到大我对文学和小说的兴趣一直不高——我不耐烦一本厚厚的书里尽是一些琐琐碎碎的人事纠扰，发人深省的洞见可能还凑不到三行，而生硬的理论或抽象思想却能激发我的感性反应，甚至觉得非常具体。譬如眼前的这本书对许多人来说可能极为枯燥乏味（克氏的译作出版后反应呈两极化，有的人说看了想睡觉，有的人感到愤怒，有的人则感动得如获至宝），我却如同窥得密法般雀跃不已，尤其是第九章《老化与脑细胞的关系》，使我认清头脑如果时常保持理性思考的活动，比较不易萎缩退化，但如果陷入了例行公事，就会逐渐变得迟钝。例行公事指的是一种机械化的、一成不变的思考模式，譬如持咒、冥想、传教、务农、朝九晚五上下班的生活方式等等，只要陷入机械化的活动里，就无法用到脑子所有的潜力了。因此克氏说：“那些经年累月枯坐冥想的人，可能是世界上最乏味的人了。其他譬如律师或教授之类的人也有相同特质。”换言之，如果思考者的心一成不变的话，理性思考也可能变成一种僵化的模式。接着博姆提出一件值得考虑的事，那就是“人类未组成群居的社会之前和大自然是非常接近的，他们根本不可能过着例行公事的生活”。因为那样的生活没有什么保障，所以脑子就变得十分活泼而机警，“换句话说，太有保障的生活反而使人神经衰弱”。但我们周遭的人或我们自己，不都是在追求使人变得神经衰弱但很有保障的生活吗？接着克氏提出外在知识与心理上的知识必须做个区分，因为前者是生活里不可或缺的，后者却会造成脑子的萎缩。所谓心理上的知识，指的就是成见——对自己的成见以及对各种关系的成见。阅读到这里，我做了一些重要的笔记，因为这些话令我清楚地看到我对母亲的成见以及母亲对我的成见，如何形成了我们之间的一种负面的互动模式。她永远认为我是糊涂无能的，我永远认为她是吝啬自保的，我们互不欣赏，各持己见，并且逐渐厌倦对方，于是其中的一方便试图脱离这层关系。听起来这也是所有不幸婚姻的模式，然而这个使脑子萎缩、令能量耗损的模式要如何打破呢？
克氏首先要排除的竟然是我一向最感兴趣的精神分析，他指出：“人类一直透过分析、内省及自我要求来治疗自己。我个人从不采取这些方法，因此我把这些方法都否决了。”克氏的理由是：“这些方法其实都在促成脑子的萎缩。我们必须随时采取行动，当下就把问题解决。”这些话听起来简单，做起来可就障碍重重了，因为两人经年累月形成的互动模式可不是当下立即就能打破的。譬如我发现，从我有记忆以来，母亲和我从未有过肌肤之亲，她从不搂我、抱我，在这方面的满足我都是从父亲身上得到的。等到母亲衰老以后，过街时偶尔需要扶我或牵我的手，那种感觉竟然是非常不自然而尴尬的。我分不清到底是我的抗拒令她尴尬，还是她的好强不服输令我不自然，总之那是一种很微细的精神互扰。像这样的模式若想当下解决，真的需要极大的理性、诚意、善意和对己对人的信任才行。我的头脑完全认同他的观点，也了解渐悟渐修是有害的、容易造成退化与耗损的，只有当下顿悟放弃自我的模式，才能从内在的知识障或成见中解脱出来。但我同时也很清楚我与母亲之间的业习非同小可，绝不是一时半时所能解决的。不过克氏的提醒已经深植我心，至于能实践到什么程度，只有在真实的互动中才能有所发现了。
《超越时空》完成之后，我又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才把《人类的当务之急》译成，因为在文字的节奏和美感上我做了一番苛刻的自我要求。翠英的听写速度愈来愈快，虽然她从事的是护理工作，但国文程度相当不错，她真是上天派给我的最佳帮手。
本来预计一年才出关，到了第十个月，我已经感觉身心灵各个层面都得到了足够的休息与补充，于是提早两个月出关。据说媒体曾经为了我有没有资格闭关而探访过一些法师；某些法师主张不破三关不能闭关。其实我的闭关和他人基本上是毫无关系的，我既不要向社会炫耀我的功力或功夫，也不需要别人的认可和赞许，事实很简单——我累了，该休息了，而且有位充满关怀的高人看出我的需求而适时提醒了我，故而促成了这次的“自囚”。我发现真正有慈悲心的老师通常是以人为本位的，以人的解脱和健全作为关怀的焦点，而不是以教派的规矩或僧团的权威性为重。
《生命的不可思议》 第三部分穿越爱的试炼（1）
与母丧
结束自囚后，我的精神状态和身体的能量都十分高昂，许久不见的友人重新相会，感觉特别热络。一个多月很快就过了，停顿的时间感再度流动起来。某天我的好友马文引介了一个犹太男孩和我认识，他的名字叫Robert。我打开门看见他的第一眼并没有立即的熟悉感，只觉得他的长相斯文带着一股英气，笑起来有点腼腆。他在台湾学太极拳和中文，有一天在素食餐厅里吃饭，听见隔壁桌的马文提到克里希那穆提这几个字，他很想知道自己最欣赏的心灵导师在台湾造成了什么样的回响，就这样顺理成章地找到了译者。
头几次我们谈话的内容几乎都是克氏的教诲和禅，那段期间克氏的著作才刚翻译成中文，因此能和我对话的人为数不多；克氏既根本又激进的洞见能承受的人也实在是有限。Robert给我的感觉就像志同道合的兄弟一般——我们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