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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我们应当尊重什么？”；“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我们应对什么产生忧虑？”；以及“我们应对什么感到内疚或者感到问心无愧？”我决定既在专业的意义上，也在非专业的意义上来解释这一章的标题。我的印象是；在这一领域有许多专家也做了这一工作，尽管他们在大多数时间不承认这一点。在正式会话中，关于正常应该意殊着什么，有过大量的讨论，但是，关于它在具体清况下实际意味着什么，讨论却相当少。在我的治疗工作中，我一直是从患者的角度，而不是从专业的和技术的角度来解释正常和异常。曾有一位母亲问我，她的孩子是否正常。我理解她是想知道，她是否应为她的孩子担忧，她应该努力改进对孩子行为的控制，还是应该任其发展、不去打搅。人们曾在讲演后问到关于性行为的正常与反常，我以同样方式理解他们的问题，我的回答往往给予这样的暗示：“要注意，”或“别担忧。”
我以为，当前在心理分析产家、心理治疗学家、以及心理学家中对这问题重感兴趣的真实原因，是觉得它是典型的重大价值问题。E·弗罗姆是从良好、适意，以及价值谈到正常问题的。在这一领域内，大多数其他作家也是这样。这种工作现在以及过去一些时候一直非常明确地是要努力构建一种价值心理学，这种价值心理学最终可能作为普通人的实践指导，也可以作为哲学教授和其他专家的理论参照系。
我甚至能够比这走得更远。对于这些心理学家中的许多人，所有这种努力越来越被认为是企图要做正规时宗教曾竭力要做而未能做到的事情，也就是给人们提供一种对于人性的理解，这种人性涉及他们本身、他人、社会、世界，即，为他们提供他们能够据以理解何时应感到有罪何时不应感到有罪的参照系。这就是说，我们相当于正在建立一门科学伦理学。我完全愿意我在这一章的议论被理解为向这个方向所作的努力。
对正常的解释
现在，在我们开始研究这一重要题目之前，让我们首先看一看描述和解释“正常”的各种技术上的尝试，尽管这些尝试并不成功。
1．人类行为的统计调查只告诉我们事实是什么，实际存在的是什么，这些调查被认为完全缺乏评价。很不幸，大多数人，甚至连科学家在内，都不够强健，以致顺从地赞同一般水平，赞同最普通最常见的事物，在我们的文化中尤其是如此，它对于普通人来说非常强大。倒如，金西博士（kinsey）对性行为的杰出的调查因其提供的原始资料而于我们非常有益。但是他和其他人却不能避免随和地谈论什么叫正常（指适意）。病态的性生活（从精神病学角度看的病态）在我们的社会中是正常的。但这并不使病态变得合乎需要或健康。我们必须学会在我们意指正常时才使用正常一词。
另一个例子是格塞尔的婴儿发展标准表，它对于科学家和医生当然很有用。但是，假如婴儿在行走或从杯子里喝水的发展上低于平均水平．大多数母亲都很容易感到焦虑，好象那是坏事或者可怕的事。显而易见，在我们找出了平均标准后，我们还必须问，“这种标准是合乎需要的吗？”
2．正常这个剥经常在无意中作为习俗、习惯、或惯例等同义词来使用，并且通常被用来指赞成习俗的借口。我记得我上大学时，一次由妇女吸烟引起的喧哗。我们的妇女主任说那是不正常的，并且加以禁止。那时，女大学生穿宽松裤子，在公共场合握手也是不正常的。当然，她所说的意思是“这不合乎传统”。这完全正确。这对于她来说，还暗含着“这是不正常的、不健康的、本质上病态的”，这就完全错了。几年后，习惯改变了，她也随之被解雇，因为，到了那时候，她的那套方式已成为不正常的了。
3．这一用法的另一个不同形式是用神学的准可来掩盖习俗。所谓圣书，经常被看成是行为制定的规范，但是科学家对于它也象对其他任何习俗一样，很少予以注意。
4．最后，作为正常、适意、良好、或健康的一种根源，文化相对（the culturally relative）也可以看成是一种过时的东西。当然，人类学家起初曾在使我们认清种族主义给我们以极大的帮助。作为一种文化，我们曾一直努力把各种地方文化习惯，象穿紧身短村裤、或吃牛肉而不是狗肉等作为绝对的泛人类的标准来提出。更广泛的人种学知识已驱散了许多这类见解。并且，人们普遍认识到，种族主义是一种严重的危险。谁要想代表整个人类讲话，他必须了解一些人类学，以及具备至少十种左右的文化知识，这样他才能够越出或者避开自己的文化的限制，从而更能够作为人类而不
是人类的邻居来评价人类。
5．善适应人的概念，是这一错误的主要变休。看到心理学家们竟变得敌视这一看来合理、显而易见的概念，非专业的读者也许会感到迷惑。每个人毕竟都希望他的孩子善于适应，作为团体的一员，受到相同年纪朋友的欢迎、赞扬、和爱戴。我们的重要问题是：“适应哪一个团体？”能够适应纳粹、犯罪、违法，吸毒等团体吗？受谁欢迎？受谁赞扬？在H。G威尔斯奇妙的短篇小说《盲人的峡谷》里，人们都是瞎子，而有视力的那个人却顺应不良。
适应意味着一个人对自己文化以及外部环境的被动的顺应。但是，如果它是一种病态的文化呢？或者再举一例，我们正缓慢地学会不再以精神病为理由武断地认为青少年罪犯必然很坏或者有害。从精神病学和生物学的角度来看犯罪以及青少年中的犯罪和恶劣行为也许代表着对于欺诈、利用、非正义和不公正的合理反抗。
适应是一个被动的而不是积极的过程。母牛、奴隶或者任何没有个性也能很快活的人就是它的理想典型。我们甚至有适应良好的疯子或者囚犯。
这种极端的环境论意含人类无限的可塑性和揉曲性以及现实的不可变性。因此它就是现状，体现了宿命论的观点。同时它也是不真实的。人类的可塑性并非无限，现状也是能够改变的。
6．把正常一词用于指没有损伤、疾病、或明显的机能失常的医学的临床的习惯，是使用正常一词的又一个完全不同的传统。如果一个内科医生在给病人进行彻底检查后没有发现任何身体上的毛病，他就会说这个病人“情况正常”，尽管病人仍然处于痛苦之中。这个内科医生的意思其实是；“我用我的技术不能发现你有什么毛病。”
受过一些心理学圳练的医生和所谓身心学家发现的东西会多一些，对于正常一词的使用也会少得多。的确，许多精神分析家甚至说没有正常的人，即，没有绝对没病的人。这就是说，没有是完美无瑕的。这种说法相当真实，但于我们的伦理学研究却无多大帮助。
正常的新概念
我们已经学会抵制这些形形色色的概念，那么什么将代替这些概念呢？这一章所涉及的新概念仍然处于建立和发展阶段。目前还不能说它已经很明确或者有无可争辩的证据的可靠支持。相反，应该说它是一种发展缓慢的概念或理论，似乎越来越有可能成为未来发展的真实倾向。
关于正常这个概念的发展前景，我个人的预见或者推测是，关于一般化的，泛人类的心理健康的某种形式的理论不久将迅速得到发展，它将适用于整个人类，而不管人们的文化和时代背景如何。无论从经验还是从理论方面来看，这种情况都正在发生。新的事实、新的资料促使了这种新的思想形式的发展。关于这些新的事实和资料，我在后面将要提到。
德鲁克（Drucker）（113）提出了这样的论点：自从基督教创史以来，有大约四种连续的观点或者概念一直统治着西欧。这些观点表达了寻求个人幸福与康乐所应采取的方法。其中每一个观点或者神话都竖立了一种理想的典型人物，并且设想，如果效仿这个理想人物，个人的幸福和康乐一定会实现。中世纪时，圣职人员被视为理想的典型，而文艺复兴时期则换成了有学识的人。随着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兴起，讲究实用的人往往左右了关于理想人物的看法。近来，特别是法西斯主义国家，在同样好听地谈论一个类似的神话，即关于英雄人物的神话（尼采哲学意义上的英雄人物）。
我的论点将是（这过去曾是托尔曼的论点）：所有这些神话都失去作用了，代之而起的是一个新的概念，这个新概念正缓慢地在最先进的思想家和本主题的研究者心里发展着，可以很有理由期待它在今后一、二十年内成熟起来。这个新概念就是心理健康的人，或者具有真正灵魂的人，实际上也可称为自然的人。德鲁克（Drucker）提及的那些概念曾对我们的时代产生过深远的影响．我期待，这个概念将对比们的时代产生同样深远的影响。
现在让我简要地阐述心理健康的人这个新近发展的概念的实质，开始时或许有些教条。首先，最重要的是这样一个强烈的信念：人类有自己的基本性质，即某种心理结构的框架，可以象对待人体结构那样来研究、讨论它；人类有由遗传决定的需要，能力和倾向，其中一些跨越了文化的界线，体现了全人类的特性，另一些为具体的个人所独有，一般看来，这些需要是好的或中性的，不是罪恶的。第二，我们的新概念涉及到这样一个概念：完美的健康状况以及正常的有益的发展在于实现人类的这种基本性质，在于充分发挥这些潜力，在于遵循这个暗藏的模糊不清的基本性质所控制的轨道，逐渐发展成熟，这是内在发展，而不是外界造型的过程。第三，可能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一般的心理病理学现象是人类的这种基本性质遭到否定、挫折或者扭曲的结果。根据这个观点，无论什么事物，只要有助于向着人的内在本质的实现有益地发展，就是好的；只要阻挠、阻挡或者否定选种基本性质，就是坏的或变态的；只要干扰、阻挠或者改变自我实现进程，就是心理病态。那么，什么是心理治疗呢？或者干脆说，什么叫治疗？无论什么方法，只要能够帮助人回到自我实现的轨道上来，只要能够帮助人沿着他内在本质所指引的轨道发展，就是治疗。
乍一看，这一一概念使我们大最地想到过去亚里士多德主义者和斯宾诺莎主义者的理想。的确，我们必须承认，这一新概念和过去的哲学有很多相同之处。但是，我们也必须指出，对于真实的人性，我们远比亚里士多德和斯宾诺莎了解得多。总之，我们足以理解他们的错误和缺点是什么。
首先，这些古代哲学们所缺少的知识，以及导致他们的理论具有致命弱点的知识，已经被心理分析的各种流派，特别是佛洛伊德所发现了。我们已经特别从动力心理学家，还有动物心理学家以及其他心理学家那里，获得了大大扩充了的关于人的动机，特别是无意识动机的知识。其次，我们现已有了大大丰富了的关于心理病理学及其起源的知识。最后，我们已经从心理治疗家，特别是从对心理治疗的目标和过程的讨论中学得了许多东西。
总之，当亚里士多德假定良好的生活在于按照真实的人性生活时，我们可以同意他，但是，我们必须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