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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说法：默多克娶了邓文迪就是“娶”了中国市场。默多克听了这话哈哈大笑，不置可否。
原来，默多克刚硬的外表下，有一颗柔情似水的心。
那么，邓文迪凭什么……
邓文迪，给人的感觉一直很神秘，问几个和邓文迪同时段在耶鲁大学读书或教书的朋友，他们都表示并不认识她，并推测她在耶鲁的时候可能跟白人交往得更多一些。
关于默多克与邓文迪的婚姻，报纸杂志上的压倒性言论认为：邓文迪是一个工于心计的女人，她的每一步人生选择都打上了处心积虑的烙印。但是，所有的报道都没有回答这样几个问题：他们究竟怎样开始？谁先抛出了绣球？邓文迪究竟有什么魅力？关于这段悬案，默多克的朋友、凤凰卫视美洲台台长吴晓镛向人们提供了一种不同于任何传言的解释。
邓文迪生于徐州，长于广州，16岁考入广州医学院。1987年，19岁的邓文迪通过朋友结识了一对美国夫妇，跟随他们学英语，并在他们的帮助下，赴美国留学。不久，那个年近半百的男人深深地迷恋上了这个年轻的中国女孩。而身在异乡的邓文迪不知道那究竟是对长者的依恋，还是爱情？后来，那对夫妻离婚，那男人与邓文迪结了婚。但结婚后的日子并不是想象中的美好。有人猜测说，邓文迪算计的是一张绿卡。事实上，当他们两年后离婚时，邓文迪在美国还是无依无靠，除了动荡就是困窘。绿卡并不能解决现实生活中的这些困难，更不能抚平心灵创伤。离婚并没有给她带来任何好处。
邓文迪去美国念书的经历，被一些媒体写成是到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学习经济，而实际上不是本部是分校。邓文迪本人对此是诚实的。
就性格而言，邓文迪其实是个非常爽朗、能干的女孩。
1997年，她作为耶鲁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到香港StarTV事业发展部工作，租住在黄埔新村一个简陋狭小的房子里。好在她拥有许多同窗好友，也与凤凰卫视中从内地来的朋友走得很近。一次，吴晓镛和凤凰卫视中文台副台长潘红星包饺子——当时，这两个远离老婆的男人同租了一间房子——两个大男人屋里毫无温柔气息，正好想到邓文迪，一个单身女，可怜巴巴，就给她打电话。邓文迪一点没客气，兴冲冲就来了，还带了一群洋哥们儿来蹭饭。好家伙，足有五六个，搞得吴晓镛和潘红星很狼狈，忙活一天，自己一个饺子也没吃上，全让给了那群客人。事后两人一边啃方便面一边后悔，发誓以后再也不给邓文迪蹭饭的机会了。而邓文迪则笑嘻嘻的，继续跟他们打成一片，蹭吃蹭玩两不误。
邓文迪给默多克留下深刻印象的其实是一次意外机会。
那时默多克本来安排了五天的日本谈判，可是，到日本的第一天就因为与对方的分歧太大终止了谈判。他临时决定到中国的上海休息，这给他的手下戴格里带来许多忙乱。StarTV当时在上海还没有办事处，在香港总部的高层管理人员中没有普通话和英文都好的人，只有一个不够级别的邓文迪可供调遣。戴格里请示默多克：安排职位较低的邓文迪作陪是否可以？默多克表示不介意。邓文迪因此获得效力机会。在上海，默多克的一切活动，全由她来安排，在和中国方面的联络和沟通上，邓文迪的文化优势和负责态度给默多克留下深刻印象。尤为难得的是，一次，默多克路过街头小理发店，看见10元人民币就可以理一次发，很好奇，非要进去理发。邓文迪无法，只好陪他进去了。结果，发现那里的毛巾全都黑糊糊的，邓文迪看不过去，赶紧自己撸胳膊上阵，抓起来就是一阵搓洗，冲干净了再递给老板使用。这样的事本来大部分中国女孩子遇到了都会干，因为这不仅仅是照顾自己的老板，还有中国人不愿意在外国人面前丢脸的情结。邓文迪从小生长在文化传统保留相对完好的广东，在那里，女人要勤劳、要照顾男人这些古训几乎是女孩与生俱来的习惯。因此，她做起来是那么自然。但在默多克眼里，这是一种浓厚的东方女人的风情，给他带来了清新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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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与故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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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颗种子就这样种下了。
默多克一生的感情经历并不比其他人更丰富。他自己曾经这样总结：生活就是“一系列的连锁战争”。人们很难看到他除了生意，还对其他事物充满兴趣。“他在世界三大洲拥有漂亮的房子以及一艘游艇。但他的生活仍然很简朴，饮食非常简单，也不喜欢狂饮，宁愿搭出租车也不愿坐豪华私车。”《周日时报》的编辑安德鲁·尼尔在自传中这样描述自己的老板，“他喜欢独来独往，经常一个人旅游，他花一些时间学会了自己驾驶专机，以满足他不断周游世界的需要。”“他没有真正的朋友，他不让任何人和他保持亲近，因为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把矛头指向他们。”一本关于默多克的传记里说：“除了工作，他就像个空壳一般。”人们很难想象，像他这样声名赫赫的传媒大王，西服居然会是已经不合身的，衬衫也是破的。在他的世界里，似乎很少有机会享受到像邓文迪这样细致的体贴照顾。
东方女性的温馨是默多克浪漫激情的催化剂。
默多克没有掩饰对邓文迪的好感。有一次，默多克来港会晤刘长乐，邓文迪、吴晓镛分别充当两人的翻译。他们在香港一家酒店吃饭时，大家发现默多克相当兴奋。他不停地讲笑话，还点了一瓶价值10万港元的酒，喝了一口后，不满意，就又点了一瓶价值30万港元的酒。默多克的这些不同于以往的表现，让机灵的刘长乐立刻看出了“有情况”，于是，一吃完饭，他马上就拉着吴晓镛先撤了。
对于默多克热烈的爱情，邓文迪开始有些羞涩和矛盾。熟悉她的朋友都看出她那个时候的慌乱和犹豫——因为她必须顾及一旦答应下来，世界媒体无休无止的曝光和跟踪，以及默多克家族的强大压力。
但是，不管怎样，69岁的默多克征服了31岁的邓文迪。再次证明了一个真理，权力和金钱不仅仅是男人仰慕和臣服的对象，它们对于女人也许有更大的诱惑力。要知道，机会常有而默多克不常有。
从事情的来龙去脉上看，邓文迪并不是巧施手段去获得嫁入豪门的机会；默多克也不是出于商业战略上的考虑才娶一个华人。大概是浪漫、才情、功利兼而有之吧。
结婚后，邓文迪只是在家里做贤妻良母，没有在新闻集团担任职务，但在中国内地业务的拓展上，她还是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默多克受到江泽民的接见，被安排到中共中央党校演讲，都有邓文迪的作用。
默多克与邓文迪婚后育有两个女儿，大女儿3岁多了，活泼可爱，会讲流利的中文，她问来访的吴晓镛：“我们家人都会说中国话，就是爸爸不会，他为什么不说？”
3融合：让每一个音符都跳起来
2005年9月，凤凰卫视《李敖有话说》节目主持人，台湾知名作家李敖在刘长乐的安排下，进行了神州文化之旅。在北京，他大有深意地提出要看看400年前的“洋和尚”——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的墓。
利玛窦1601年到北京，1610年在北京去世。他去世后，明万历皇帝因为他翻译《几何》有功，破例把他葬在北京西郊。
1900年义和团运动中，利玛窦墓被夷为平地，利玛窦的尸骨被挖出来焚烧。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清政府被迫重修了墓地，并在墓旁立有道歉碑，上书：“朝廷为已亡诸教士雪辱涤耻……”云云。“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又一次拆毁利玛窦墓，幸亏工作人员急中生智，建议将墓碑埋起来“永世不得翻身”，墓碑才得以幸存下来。
李敖站在碑前道歉说，利玛窦的遭遇，说明西方文化进入中国的不易，也表达了东方文化对西方文化的抗拒和排斥。
他说，利玛窦生活的那个年代，耶稣会虽然在欧洲被恨之入骨，但耶稣会的传教士们学问都一级棒。这些传教士是一批很有信仰的人，为了信仰相当执著。他们除了传播宗教教义，更重要的是带来了西方的天文、数学、地理等科学技术知识，对中国人认识西方文明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西方的科技和思想传入中国的过程很不容易，其间几经反复，一些人虽有爱国心，却没能用智慧的方法看待中西差异，最终导致灾难发生，义和团就是例子。
他还说，爱国是好的，但是一定要用正确的方法，不要用愚蠢的方法，像义和团那样闹就是愚蠢的方法。
李敖用一种聪明的办法证明融合是痛苦的、不易的。
在凤凰卫视内部，这种融合也是同样的不易。同事之中，有外国人，有中国人，中国人里又有内地人、香港人、台湾人和海归派。
凤凰的香港总部以港人为多。港人按契约办事，做事情认真，一板一眼，自律，有规矩。从内地来上班的人可能会说，我们家今天有人来修厕所，我晚来一会儿，帮我顶一顶。这样的事在港人那里完全不存在。但是港人讲究“站在一米线之外”，没有承担感，有时会推卸责任。
建台初期，这样的事每天都在上演。港人导演切换镜头或者在决定下一步动作的时候，必须用普通话表态，可是他们国语讲不利索，许多主持人又听不懂广东话，节目正在进行，听不懂话就误事，搞得内地来的主编急得跺脚，很恼火。有时候大型直播一播就是几十个钟头，这样交流多累呀。后来主编们想了一招，在直播间安了一个电话，不通过导演，直接告诉主播下一步干什么。香港导演不高兴了，说，你们不能这样，必须是我们决定主播该干什么。双方各说各的理，讲又讲不清楚，主编们干脆我行我素，就按自己的想法办。这一下，导演不干了，一直找到公司高层，拿到尚方宝剑，坚持由他们控制播出。但是，他们为此也苦练了一阵普通话，好让主播听得懂。更有甚者，双方干脆放弃了听懂对方汉语的努力，用英语讲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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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与故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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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文化冲突感受很深的主编盖会霞说，凤凰的不少主播是台湾人，大家受教育的背景不一样，观念也不同。他们有很多词用法与我们不一样，我们说水平，他叫水准，我们叫一座村庄，他就念一条村庄。我们讲挟持，他们念成夹子的夹，我把字典翻出来，说你念得不对，可是他有台湾的字典，就是念“夹”。还有台湾那些所谓“总统”“国防部”之类字眼，都需要有变通的说法。但最终大家也能找到一个平衡点。这就像两个人谈恋爱，互相了解了，矛盾就少了。我们有一个准则，基本上翻译的东西要以内地立法为准，但是个别的词语，台湾的习惯用法，我们觉得可以接受的也就接受了。
凤凰有很多来自内地的电视创作人，工作是浪漫主义，行为是诗人式的，有时候让香港同事觉得晕头转向。香港人要求在三个月之前就报工作计划、程序，准备预算，而来自内地的同事经常对他们说，马上停下所有节目，开始直播。搞得彼此火气都很大。但几年下来，大家发现，彼此合作使每一个人的水平更高了。香港同事的应变能力强了，他们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