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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到1989年，这个节目的赢利达到2500万美元。它在全国观众中产生的巨大影响，使这个电视网蒸蒸日上。
《热点问题》播放以后，紧接着又推出一个更为现实的节目《美国最大的通缉犯》。虽然福克斯不是第一家采用这种现实风格的电视台，但是它把这个理念发挥到了极致。穷凶极恶的罪犯成了黄金时间的大明星。美国人对暴力犯罪案的迷恋使这个节目得以走红。
福克斯另一个黄金时间广受欢迎的现实节目是《警察》。每个电视网都喜欢播放有关警察的节目，但是福克斯却另有新招，它用真实的警察来当明星，让人们看到真实的警察追捕真正罪犯的过程。在这个节目里，没有演员、没有脚本，场景从一个城镇转到另一城镇。从1989年开播，该节目走了140个不同的城市，还曾经在中国香港、伦敦和前苏联等国家和地区拍摄过。《警察》被《纽约时报》评为当年最好的犯罪类电视节目。
无论是《热点问题》《美国最大的通缉犯》，还是《警察》，都受到一些人的强烈批评，许多人认为这些节目内容粗鄙不堪，迷恋暴力，有时甚至是在侵犯人权，给社会带来了负面影响。不过，邓利维的看法是：“那些批评《热点问题》的人并没有看这个节目。这个节目很感人，有些故事会让你哭泣，有些故事会让你大笑，有些故事会告诉你以前从不知道的事情。这就是电视的责任所在——电视记者应该这么做。”
4五色兼备看凤凰
在中国的民间传说中，凤凰这只吉祥之鸟是由鸡头、蛇颈、燕颔、龟背、鱼尾五彩色组成。作为一家以凤凰命名的电视台，他们提出了“为观众提供另类选择”的办台方针。既巧妙地避开了与强势传媒的正面竞争，也为观众带来了一些“不一样”：不一样的视角，不一样的体验，不一样的快乐，不一样的思考，不一样的景观。
凤凰的另类意味着什么，又另类在哪里？
●不一样的声音
首先，在凤凰卫视出镜的主持人和评论员中，没有一个是经过专业培训的正式播音员。
那个《有报天天读》的主持人杨锦麟，一口福建普通话更是蹩脚。甚至有人说，他无论说英文，还是说粤语，最后全变成了福建话。杨锦麟说，我这种“变音国语”、臃肿身材、平凡长相、年过半百的形象，在内地任何一家电视台，不仅没有机会上岗，即使哭着喊着争取在电视台当个保安门卫，也未必有机会，更遑论被毫不犹豫地推到前台。
杨锦麟还经常读错字。一位酷爱老杨读报又恨铁不成钢的观众，把老杨读错的字一个个注上拼音，写了一大张，寄给老杨，声称这是爱之愈深，恨之愈切。但是，凤凰卫视却力挺杨锦麟，直到他成了当今中国电视界最红最火的读报节目主持人。
这就是不一样的声音。
凤凰创办初期，刘长乐大声疾呼一定要避免报道形式的单一、内容的狭窄以及说教的口气。刘长乐说，凤凰卫视开播之初提出的是“城市青年台”的定位，它的功能就是娱乐性、服务性、资讯性和不断增强的新闻性。
1997年，《时事直通车》的开办，建立了凤凰卫视早期的新闻实验室，这个节目对今后时事新闻的走向进行了全面的实验与打磨，包括主播的方式、立场以及新闻处理标准。有意思的是，港味播报成为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中文台台长王纪言说：“要的就是这种怪怪的味道。”
后来，刘长乐承认：这在一定程度上有些矫枉过正，我们只不过是强调要更贴近观众，以平民化的方式播报新闻。
对于凤凰卫视来说，播音或者主持风格的改变实质上意味着它要摒弃当时在内地盛行的电视制作观念。电视不再单纯是宣教的工具，不再是标准的、权威的声音，而是非标准的平民化的态度、新鲜的表述方式、诙谐的语境、平视的视角。
声音有趣的关键是人要有趣。杨锦麟的“变音国语”为什么会特别有磁性，是因为这个人与众不同。杨锦麟读报读的是什么？是新闻？是故事？是笑料？是忧国之心？也许都是，也许都不是。在凤凰人看来，老杨读的是一种经历。他曾是一个15岁就下放农村的知青，16岁在山区小学任代课的老师，23岁时在厦门当下水道里掏污泥的环卫工人，近40岁时到香港卖文为生。有过多次失业经历。有这样丰富的人生阅历的人应该是最懂中国的人，他以一己之心推论天下，自然能与大多数国人同喜同悲，心灵相通。
●不一样的内容
当凤凰卫视当初定下“另类”原则的时候，就注定了它要玩的是一种智慧游戏。他们制定了一个十六字令：你无我有，你少我多，你慢我快，你板我活。
1998年，凤凰已经开始探索内地电视台不曾涉足的领域。它的《锵锵三人行》是中国最早的脱口秀节目；《性爱学分》让“性”这一敏感话题走进电视；《凤凰早班车》首开“说新闻”的先河，凤凰的新闻开始探寻内地的政策空间，“拾遗补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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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集团简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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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新闻，凤凰大做。长期以来，CCTV《新闻联播》中最后几分钟的国际新闻非常受欢迎，中国百姓越来越渴望了解外面的世界，但是仅仅几分钟的节目远远不够。许多重大国际突发事件，中国人还不能及时充分地了解。1997年8月，英国王妃黛安娜在巴黎因车祸丧生，凤凰直播了黛安娜葬礼。2001年9月11日，美国遭受恐怖袭击，在袭击事件后的几个小时内，凤凰卫视成了千千万万中国人的唯一信息来源。
台湾新闻，凤凰多做。在凸显自己的“参考”功能上，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对台湾的报道。2004年3月20日，台湾地区“大选”。许多中国观众锁定凤凰卫视。凤凰对于台湾的报道成为内地观众了解台湾方面信息的重要来源。台湾《联合报》的一位记者这样写道：“据传，内地官方很在意这个电视台传送的台湾新闻。而关于台湾较客观的新闻传送，能在内地得到观看还是首家。这代表了当局某种程度的宽松。至少这是一个真正的窗口。”
●不一样的谈话
批评凤凰卫视的人说，凤凰的节目大多是“剪刀＋口水”。毫无疑问，凤凰有很多用嘴“说”出来的节目。在“说话”这一点上，凤凰发挥到了极致。部分的原因在于凤凰节目的制作模式向来遵循“低成本高产出”的政策。
低成本并不意味着内容的不丰富。对于听惯了空话套话的观众来说，凤凰的谈话节目是轻松的、有趣的、诙谐的，也可以是理性的、深刻的。
凤凰早班车：凤凰的“说话”是从《凤凰早班车》开始的。“早班车的特色，就是把电视、广播、报纸、互联网集中在鲁豫的一张嘴上。”这个1998年4月1日首播的栏目不仅弥补了凤凰早期没有早间新闻节目的不足，而且主持人轻松自然几近平常说话的口吻开创了“说新闻”的模式，有观众评价说：“气质姣好的主持人娓娓道来的新闻方式和端着咖啡看报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锵锵三人行：另一种“茶余饭后的漫谈”体现在《锵锵三人行》节目中。本来打算做成一个时事类述评体的节目，由于主持人窦文涛并不是一个称职的评论员，他的节目被演绎成了一个娱乐性很强的“另类新闻漫话节目”。他自己将这个节目定位为“不求高度，只求广度；不求深度，只求温度；不求结论，只求议论”，将原本属于私人间的聊天搬上了电视，将娱乐元素注入时事节目，成为一种集体聊天方式、平民化的访谈新样式。与内地谈话节目那种观点明确、政府叙事的谈话立场截然不同。窦文涛说：“有人觉得我的节目很另类，认为我说话很大胆，但其实回过头来你会发现，我们的话题大部分都是老百姓平时在饭桌上说过的，恰恰这才是最真实的。”
不过，刘长乐经常不敢看窦文涛的节目。他对窦文涛说，我对你最大的支持就是不看你的节目。
时事开讲：凤凰的另一种说话方式是通过一群年过半百的老人来实现的。他们的平均年龄50多岁，是中国电视屏幕上的“大龄青年”，这在一向由靓女美男占主流的电视界，是个异类。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些头衔为“凤凰卫视时事评论员”的人经常被当成“明星”来崇拜。
言论节目是个特殊的品种，很少有人相信电视评论节目会取得商业成功，也没有哪家电视台会每天让几个人坐在那里打口水仗。
但是奇怪的是，凤凰卫视的评论节目《时事开讲》在推出两周之后迅速走红，半年后成为中国电视频道午夜时段最昂贵的节目。
《时事开讲》是在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当天，为了替换一个晚会而紧急安排的。当时，这个节目的主持人曹景行正在饭桌上与朋友一起议论这起令人气愤的突发事件，中文台副台长潘红星火急火燎地跑进来，拉起曹景行说，你别在这儿说了，快跟我走。说完，连同他所有的朋友“一锅端”到了凤凰的演播室，“你们就在这里谈吧。”
也就在这一天，大家蓦然回首，才发现，一个谁也没有见过的节目形式已经形成。
凤凰接着推出一批同类型的节目如《新闻今日谈》《有报天天读》，一个比一个火。
凤凰卫视终于在有限的观众群体中发现了新的“族群”。这个群体由大学生、商人、学者、政府官员以及关注时事的市民组成。这是一个拥有部分权力、金钱和知识资源的中产阶层。这个阶层对政治的关心超乎人们的想象。
评论员的观点和见解也是观众喜欢他们的理由。这些时事评论员有一个共性，那就是都从学者转型至资深报人，再由文章背后的笔墨骁将转型到荧屏当中。比如曹景行在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工作了5年，研究美国和亚太经贸关系，40岁后移居香港，在《亚洲周刊》做到副总编辑，后以专栏作家身份为华文报刊写新闻评论分析；何亮亮在社科院主修国际政治，在福建的东亚研究所工作过，后来进入香港《文汇报》，主笔撰写《江泽民传》《汪道涵传》，并以大量论述奠定了俄罗斯问题专家的身份。
现在，凤凰卫视的时事评论员们正受到“明星”一样的待遇。曹景行，被媒体称为“中国时评第一人”，被观众称为“固执的”知识分子式的孩子；杨锦麟，身穿唐装，喜欢大声拍桌子的“草莽人物”，个人印记鲜明到让观众过目不忘，被网上观众评为“性感的糟老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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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集团简介（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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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这些外在的东西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一说话，大家都会静静地倾听。
●不一样的直播
在香港“九七回归”之前，国内媒体鲜有“直播”的概念，也鲜有真正意义上的直播报道。早期中国电视作了一些直播的尝试，被称作“实况转播”，是把当时的现场同步展示给观众，而没有现场的报道。播音员在直播开始前说：“我们现在开始转播……”之类的一两句开场提示，结束时则说，“……实况转播就到这里，谢谢收看。”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直播的格式大都如此。
中国媒体真正把直播作为一种报道手段，是1997年的香港回归直播报道。这次60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