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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10…10 08：5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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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克里希那穆提传》（PuPul Jayakar著，胡因梦译）
与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的对谈，1948年
……克里希那吉和尼赫鲁坐在面朝壁炉的沙发上，弗莱德曼和我坐在沙发旁的椅子上。我们看着这两张高尚、纯朴而又优雅的婆罗门脸孔，在火光中相互辉映——一位来自北方的高地，另一位诞生于安德拉邦南方最古老的山区。他们的脸庞看起来如雕塑一般，细致光滑的肌肤，衬托着美好的脸型和生动的表情——先知的眼神显得遥不可及，充满着慈悲与空性；另一位则满怀剑拔弩张的生命力。尼赫鲁是位浪漫的行动派，他有高度发展的心智，他充满着关怀，不眠不休地献身于政治，他很想在这复杂的环境中追寻那未知的领域。
他们两个人起初都有点害羞、迟疑，过了一会儿才建立起真正的沟通。尼赫鲁首先打破沉默，他说他很多年以前见过克里希那吉，并且时常思考他说过的话。他一直想再见到克。阿秋·帕尔瓦当和其他友人，也不断向他提起克在马德拉斯及孟买所造成的深入影响。尼赫鲁为独立运动与国土分裂之后爆发的屠杀和暴行感到悲痛。他发表了许多意见；他也看到印度正处于正邪交战的状态。这两股力量彼此冲突：如果正不胜邪，印度可能就会灭亡。克则认为正邪两面永远都是存在的，如果正义与慈悲无法产生作用，邪恶的势力就会乘虚而入。只有运用极大的省察力，才能防止邪恶乘虚而入。克表示省察是人类得以延续的唯一力量。
尼赫鲁问起克的教诲在这些年里有没有改变，克说改变是有的，但是他也无法明确指出何处改变了，或者如何改变的。尼赫鲁接着想知道克对意识转化的看法。他感觉意识转化有两种途径，一种是个人先转化自己，然后再转化外在的环境，另一种是先从环境下手，再来转化个人。谈到此处，克插进来一句话：“它们难道不是一体的吗？这两者不能被视为分开的活动。”尼赫鲁表示同意。对于世界的乱象和印度近来发生的一些事，他一直想找些恰当的字眼来表达自己的感受。他觉得十分困扰，不晓得该采取什么样的对策。他开始对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产生了疑问。
他问克里希那吉：“先生，我很想厘清心中的一些困惑。你能不能告诉我什么才是正确的行动与思想？”其实这是每一个清醒的印度人都会提出的问题。
大家沉默了三分多钟。我们发现在克里希那吉的谈话中，沉默也是沟通的一种方式；在沉默中，心与心之间的距离消失了，直接的接触与沟通便自然形成。
克里希那穆提接着以非常缓慢的速度阐明，几乎是一字一顿。“心智一旦安静下来就能看到真相，然后才能产生正确的行动。从这种观察中产生的行动是没有动机的，同时也能摆脱过去的包袱，摆脱妄念和肇因。”他接着表示，这个巨大的问题不是短时间能探讨清楚的。尼赫鲁非常专注地聆听，他的心智显得清新、敏锐而又收放自如。克里希那吉的身体向前微倾，双手充满着表情。他说面对印度和世上正在增长的动乱，每个人只能从个人的改造开始做起。要想拯救这个世界，至少有一些人得摆脱使这个世界腐化和毁灭的因素。他们必须深入地转化自己，开发思想中的创意，进而转化别人。就像从灰烬中又有新的东西再生。
“如同火鸟一般，”尼赫鲁接应着。
“是的。”克里希那吉回答：“有生必有死。古人都了解这点，因此他们崇拜生命、爱与死亡。”
克里希那吉接着又谈到，这个世界的动乱，就是个人内心混乱的投射。陷在过去、时间和妄念中的心，就是一颗死的心。这样的心是无法解决混乱的，它只能增添困扰。人必须摆脱时间感和对于未来的投射，只有活在“当下”，才能转化自己。
先知和政治英雄晤谈了一个半小时。我们走出室外天色已暗，晚星也沉入了地平线，总理目送我们上车，大家的心中都充满着温暖与善意。他们约定冬天将在德里再度会晤。事后，克里希那吉在札记中写下了这段观察：
“他是一位非常著名的政治家，他实际、诚挚而又热爱国家。他不是一个狭窄的人，他也不求什么，他的企图之中并没有自我感，主要是为了一份理想和人民的福祉。他不只是一名滔滔不绝的演讲家或争取选票的人：他在自己的主张中饱受痛苦，但是并不苦涩；他虽然是政治家，却更像学者。然而政治毕竟是他赖以存活的东西，而且党员都很敬畏他。他基本上是个梦想家，为了政治，他把所有的梦想都搁置一旁了。”
与英迪拉·甘地的对谈，1976年
……
紧急情况持续了一年多，我一方面注意到这件事在英迪拉身上所造成的压力和苦闷，另一方面我也发觉她变得愈来愈强悍，不愿意接受别人告诉她的真相。在她的人生中，这是她首次失去与印度人民的直接接触。她变得孤立而多疑，不肯接受批评，即使她的好友拿出具体证据，证明政府官员都在越权，她还是无法接受。直到1976年秋天，她才开始认清人民的恐惧和愤怒。
就在那段时间我请教英迪拉，克里希那吉有没有可能在1976年的冬天回印度演讲，她说：“我们绝对欢迎他回印度，他可以自由地演说。”她知道克里希那吉有多么关心自由这件事；他是宗教革命家，对他而言，人生失去了自由就等于死亡。克里希那吉在1976年的10月抵达印度，他和我同住在乔治王大道一号寓所中。
10月27日7点30分，英迪拉到我家用晚餐，她穿了一件淡粉色印花的纱丽。其他的客人还有阿秋，南迪妮，她的女儿戴薇，她的孙女阿迪蒂——一名杰出而年轻的舞者；苏南达和帕玛·帕尔瓦当；以及L·K·贾。英迪拉说按照旧历的算法，那天是她的生日，她说她很想跟克里希那吉谈话，他们在他的起居室一直谈到九点。
晚餐时她非常沉默，几乎完全没有察觉周围的状况。阿秋对于紧急状态一直强烈反对，那天晚上他却很沉默，甚至有点冷酷无情。谈话的人只有L·K·贾和克里希那吉。一顿饭下来，克里希那吉没有看英迪拉一眼，也没有和她说一句话。他知道她当时很脆弱，因此不愿意干扰她。
克里希那吉为了减轻紧张的气氛，于是开始讲起圣彼得和天堂的笑话。我特别记得其中的一则故事。一个时常做善事的有钱人死了。当他快要接近天堂时，遇到守门的彼得。这个富人亮出自己的身分，于是彼得对他说：“你可以进入天堂的大门，但是没有进入以前，你愿不愿意看看地狱是什么样子？”富人说：“当然愿意，不过去那里容不容易啊？”彼得回答：“你只要按一下按钮，那个电梯就会带你下去；电梯下去之后，地狱的大门就开了。”那名富人看到一个花园里长满了花朵，以及潺潺的流水，另外还有美女拿着纯酒和珍奇的食物迎接着他。他在这个最美妙的环境待了一阵子之后，便回去告诉彼得，地狱比天堂更好，更有趣，他决定待在那里。彼得回答说：“我早就知道你会有这种感觉。”于是那位富人按了一下按钮，便回到了地狱。当电梯打开时，那里的花园已经不见了，出现在眼前的是两个肌肉发达的恶人，他们正在等他，并且立刻对他拳打脚踢。那个富人想要制止他们；好不容易得到一个喘息的机会，他上气不接下气地问道：“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几分钟以前我才来过这个地方，当时迎接我的是一群美女啊！”其中的一名恶人又赏了他一拳，然后说：“那个时候你不过是个观光客。”
每一个人都笑了，英迪拉也露出了笑容，虽然她还是显得心中有事。不久英迪拉开始加入谈话，她说了一个有关太空人的故事。太空人从外太空回来以后被赫鲁雪夫召见。赫鲁雪夫悄悄问他们：“你们在天上的时候，有没有看到什么神秘的灵光或异人？你们有没有看到一位伟大、神秘、留着白胡子、周围都是光的人？”太空人回答：“有的，同志，我们确实看到了。”赫鲁雪夫接着说：“我怕的就是这个。”然后他警告他们：“这是我们之间的秘密，不要告诉任何人。”后来太空人又到四处旅行，并且访问了教宗。经过一番宗教仪式之后，教宗把他们拉到一旁问他们：“我的孩子们，你们在上面有没有看到光明及一位留着白胡子的伟大人物？”他们回答：“没有，神父，我们没有看到光明，也没有看到留胡子的人。”于是教宗说：“啊！我的孩子们，我也这么认为，但是不要把这件事告诉别人。”桌上的每一个人都笑了，唯独L·K·贾看起来很不好意思，因为这个故事是克里希那吉告诉他的，他把它转述给总理，现在又讲回给克里希那吉听。大家离去之后，克里希那吉把我叫进他的房间，他告诉我英迪拉正在经历一段艰苦的时期。晚餐后他们静坐了一段很长的时间，他可以感觉她心中的不安。她告诉他印度正爆发着各种危机。克里希那吉觉得她的内在有非常优秀的品质，但是政治摧毁了她。他同时暗示她周遭充满着暴戾之气。
次日清晨，总理写了一张便条给我。她说克里希那吉答应再见她一面，她要我安排一个适当的时间。我打了一通电话给她的特别助理塞山。十一点整突然有辆轿车来到我家门口，里面坐着英迪拉，但是没有安全人员陪同，不久之后安全人员才匆匆赶到。
英迪拉和克里希那吉谈了一个多小时。她从屋子出来时，脸上带着感动的表情，泪水不断沿着她的面颊流下。英迪拉看到我的孙侄女阿迪蒂也在起居间里，于是很快地克服了自己的情绪。她和阿迪蒂谈了几分钟话，问她正在读什么书。我安静地护送英迪拉上车。
克里希那吉在印度的那几个月，心中时常挂念着英迪拉，他问了我许多有关她童年的问题。他被她聆听的能力与拒绝护卫自己的精神深深感动。他告诉我，她可能是唯一在这种情况还能听别人说话的总理。大部分的人要不是因为傲慢而无法聆听，就是因为情况过于复杂而崩溃了。他在离开德里时还给她写了一封信。
多年以后，英迪拉的儿子商杰去世，我问她是不是很容易哭，她想了一会儿才说：“不，痛苦不会带来泪水，只有当我被美好的人、事感动时，我才会低泣。”她说见到卡马寇迪·商卡拉恰尔亚时她哭了。1976年的11月在乔治王大道一号见到克里希那吉她哭得也很厉害。“我没办法停止流泪，我已经好多年没有这样哭过了。”她也告诉我当时谈话的内容，克里希那吉和她讨论了过去几个月来印度所发生的事，英迪拉说：“我已经骑虎难下，我不知道怎么样才能从它的背上跳下来。”克里希那吉回答她：“如果你的智慧超过这只老虎，你就会知道怎么对付它。”她问他该怎么办？他拒绝告诉她答案。他只说她应该把所有的冲突、行为和错误看做一个完整的问题，然后不带任何动机地采取行动。他说他也不知道真相是什么，但是她应该没有任何恐惧地采取正确的行动。
与英迪拉·甘地的书信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