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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除美国以外，任何其他国家都不可能有这样的成就。
美国不仅建立了这样一支庞大的兵力，而且还要远越重洋把他们送到旧大陆战场上，然后再凭借强大的物质力量把敌人压倒并终于获致全胜。此种胜利可以称之为“组织的胜利”，表示美国人长于组织，善于运用科学管理，所以才能如此迅速有效地动员其资源以击败对方。但这又必须有一先决条件，即不仅拥有巨大的国力，而且还有一个安全和安定的后方，可以容许其动员不受干扰。简言之，美国的环境和德国完全不一样，所以，前者有资格打富人战争，而后者只能打穷人战争。
富人的战争也就是物质的战争，美国军队不仅有巨大的生产工厂做他们的后盾，而且其本身，实际上，也等于是一座生产巨大火力的工厂。所以从美国人的观点来看，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是物质，是机器，是火力，而不是战士。因此，在他们的军事词语中并没有一个与德文“operatiy”意义完全相当的名词。他们所重视的是管理而不是指挥。
诚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是最后的胜利者，但从战斗力的观点来评分，德军应该考第一名，而美军则瞠乎其后。所以德军虽然战败，他们却很有理由说：“非战之罪也！”
结论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已经50余年。假使对于历史的研究仅仅只是为了解或解释过去，则似乎并无太多的现实价值。但事实并非如此，研究过去也正是为未来着想。所以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提出三个问题作为结论：
1．军事组织应具有何种性质。
2．现代技术会产生何种冲击。
3．战斗力是否仍然重要。
现在就分别检讨如下：
1．首先必须郑重指出，军事组织是一种特殊组织，有其特殊任务，所以与其他的非军事组织有其本质上的差异。军以战斗为主，换言之，建军就是为了备战。假使不是为了应付可能发生的战争，那国家又何必劳民伤财去建军呢？把军事组织视为一种大企业或官僚系统，那是完全错误的。诚然，现代军事组织由于科技的进步，社会形态的改变，已经变得非常复杂，所以管理的技巧是绝对需要的，否则那样庞大的组织根本无法行动（运作）。但又必须认清管理只是一种手段而非目的，军事组织的目的（或任务）还是打仗（战斗）。军队若不能打仗，则管理得再好也毫无用处。
一般组织都是假定在正常情况中运作，所以其管理的原则也就完全“合理化”（rationalization），换言之，即以“成本效益”（cost…effect）的计算为基础。这种原则在平时对于军事组织尚可以作某种程度的应用，但一到战时，而尤其是战场上或战斗中，其效用就会大打折扣。军事指挥官所面临的问题远比企业管理家更艰巨。后者所要考虑的只是赚钱或亏本，前者所要负责的则为“死生之地，存亡之道”。
因此，军事组织不能完全合理化，因为战争本来就不是完全合理的，在平时被认为合理有效的组织到战时可能完全瘫痪，或错误百出。所以军事组织必须具有充分弹性，能够应付奇袭和变局。
2．现代技术对于战争形态和军事组织都已产生重大冲击，此乃无可置疑的事实，但战争的本质并未因此而发生改变。战争仍为独立意志的冲突，打仗的仍然是人而不是机器，或较严格地说，是人用机器来打仗，所以，尽管有一切的科技进步，军人的身份依然是战士（fighter）而不是技师（technician）。尤其是军官还必须维持其传统专业精神，他对于部下负有领导和教育的双重责任。
诚如德军教范所云：“虽然技术进步，但个人所扮演的角色仍具有决定性。”尤其是现代化的工业社会中，培养战士远比培养技士较为困难。人类的文明愈进步，合于战斗条件的人也就愈少，所以向未来看，文明社会可能会面临“无可用之兵”的危险。从此种观点来看，德国陆军如何养成高度战斗力的经验不但不会由于技术的进步而变得无意义，反而会因此更提高其价值。
3．战斗力是否仍然重要？本文的答案是肯定的。不过，也许有人要说，假使能像美国那样拥有巨大物质优势，则战斗力就会变得不重要。这种想法实乃似是而非，我们可以分为几个层面加以分析。
首先要指出的是世界各国情况都不一样，有的国家有资格打富人战争，凭物质优势取胜，有的国家则只能打穷人战争，凭战斗力取胜。就整个世界而言，当然是后一类的国家要比前一类的国家较多。穷人绝不可企图打富人战争，因为他没有充足的本钱，如果不自量力，则必然失败。反而言之，富人却可以学穷人之所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如果美军有较佳的战斗力，则其获胜就可能会远较迅速，而所付出之成本也会比较轻微。
其次，假使有两个国家物质力量在伯仲之间，而其中某一方面之军队战斗力较佳，则在正常情况之下，它也就享有优势或较大之成功把握。
最后，在某些特殊之战争情况中，物质力量的效用会由于种种原因而受到减弱。于是高度机械化和技术化之兵力反而无法击败穷人的军队，美国人在越南的经验即为现成的例证。如果当年在越南作战的美军能有较高的战斗力，则历史可能要重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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佚名＇扫描＇
cdhyy＇OCR＇2008
cdhyy＇校对制作＇2008
第十八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高战争指导者
钮先钟＇中国＇
＇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回顾与省思》＇1995
引言
希特勒
丘吉尔
斯大林
罗斯福
东条英机
结论
引言
历史的最大教训即为告诉人类应如何温故而知新。人类为何那样愚笨？无分古今中外，无分大人物或小人物，都会一再重蹈前人的覆辙。历史究竟能给予人们何种启示？这也许即为我们研究历史时希望能够获致答案的问题。在没有了解“为何”（Why）之前必须先了解“如何”（How），究竟前人是怎样做的？必须了解事实真相之后，始能吸取教训。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个真正的“大战”（GreatWar），许多方面都必须研究，所以研究者需要采取分工合作的方式，假使作一概观，又可以发现某些方面已有很详细和深入的研究，而另有某些方面还比较缺乏研究，又或许过去流行的意见有再检讨之必要。本文的主题即为如此。战争可以分为许多层次、许多部分，但最重要的应该是战争的最高指导者（TheHighestDirectionofWar）。这也就是战争巨人（Giant）的神经中枢。很令人纳闷儿，这一最高层如何运作，似乎就是一个比较缺乏精密分析的问题。
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现象？其可能的解释也许是下述三点：（1）最高层的战争指导不仅在战时被视为最高国家机密，甚至于战后各国政府也都不愿意公开，尤其是若干决定性行动根本就没有正式记录。（2）所谓大战略的领域范围实在太广泛，军事与非军事，内政与外交，都包括在内，要想加以综合研究非常困难。（3）到这样的最高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就变得非常重要，许多微妙的因素不但没有记录，甚至也无从分析。
尽管如此，由于近年来已有很多新资料出现，于是过去的哑谜现在也都已逐渐揭开谜底。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真正负责指导战争的人并不多，仅限于主要国家的最高政治领袖。本文所拟检讨者为希特勒、丘吉尔、斯大林、罗斯福、东条英机五人的战争指导（依照进入战争的先后排列）。所依据的都是较新的史料，而所获结论也可供后世参考。
希特勒
首先要讨论的主题当然是希特勒，因为战争是他发动的。不过，在尚未分别讨论之前，又必须先概括说明这些战时领袖所共同具有的情况。
1．他们几乎都曾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或至少对于那次大战留有深刻的记忆或印象。此种经验对于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思考和行为都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有足够的记录可以显示，他们经常记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教训”，而他们作判断时也常以往事为例。比较言之，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影响最深者是希特勒和丘吉尔，罗斯福则次之，而斯大林和东条英机则又次之。不过，这只是程度上的差异而已。大致说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高级将领和其他政治人物也都莫不皆然。
2．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政府高级决策几乎毫无组织可言，元首都是大权独揽，同时也无适当的幕僚对他们提供协助。与他们接近的亲信和侍从经常能对其产生微妙的影响，甚至也还有很多不可告人的内幕。他们都是以天才自居，相信自己的灵感，而不重视专家的忠告。他们不仅从事外交，开所谓高峰会议的先例，而且还亲自指挥作战（例如希特勒和斯大林）或企图干涉军事（例如丘吉尔）。
希特勒的战争指导一直受到德国军人回忆录的掩盖。那些回忆录固然很有价值，但经常是把一切过错都加在希特勒一个人的身上。诚如曼施泰因元帅以《失去的胜利》为其回忆录之书名所暗示，将军们无不以为本来非常卓越的战略都被这位外行最高统帅搞垮了。德国在上次大战中的高级文武官吏莫不自称他们对于那位元首毫无好感，只是不得已而服从他的命令。
最近在德国的研究发现，事实真相与过去所报道者有相当差异。几乎在所有重要问题上，希特勒与其高级将领之间并无太多争执，例如1939年攻击波兰，1941年攻击苏联，甚至对苏联国力的评估，他们意见也大致相同。德国对美国的宣战也是如此，这种情形也包括其他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在内。当然又并非暗示毫无歧见或争论，对于战略和战术的确有很多不同的意见，但不像那些回忆录作者所云，他们的建议总是对的。除极少数例外，希特勒的军事顾问绝大多数都是效忠于他，并且对重大问题也都一致表示同意。假使有人不与他合作，希特勒就不惜用大量金钱去收买他，这固然是查无实据，但其效果也是不言而喻。
过去大家对于希特勒几乎是有贬无褒，但现在对于他又有新的评价。事实证明他在战略领域中确有若干值得称赞的表现。至少可以列举下列三点：（1）他甚至在执政之前，即已拟定长程战略计划；（2）他极富创新精神，敢于采取间接路线；（3）他有极坚定的意志，能克服危机和渡过难关。至少可以说在1942年之前，他的战争指导还是功过相抵。从波兰战役开始到发动征俄战役为止，希特勒的表现大致是在一般水平之上。尤其是像挪威战役的发动，曼施泰因计划的采用，更已为史家所共赞。
希特勒发动征俄战役不仅能获军方的同意，而且也已构成其长程战略计划的主要部分。这一计划分为三个阶段：（1）在第一阶段，德国必须完成国内的团结和再武装；（2）在第二阶段，德国应击败法国；（3）在第三阶段，德国将完成对俄国的征服。从历史中可以找到充分之证据，足以显示希特勒内心里能经常坚持其计划。
仅在战争后期，希特勒与其高级将领之间才对作战问题时常发生争论。这并非完全由于希特勒的刚愎自用，而是他与军事领袖们对于战争的前景各有其不同的看法。希特勒仍然在计划如何赢得战争，这也反映其意志的坚强。反之，若干军事领袖对于战争前景已经表示悲观，他们所希望的最多只是少输当赢而已。有两个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