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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计划
1940年6月之后，欧洲情况又呈转机，英国已英勇地击退德国空军的攻击，前途似尚有可为，所以美国人就不再那样紧张，而罗斯福也开始忙于其竞选活动。直到11月初，罗斯福再度当选已成定局时，海军军令部长斯塔克始重提旧案要求从速确定美国的基本战略。斯塔克提出一项备忘录，其中用四个问句来表示美国所能采取的主要路线：
1．美国主要军事努力是否应指向西半球防御和两大洋安全？（与“彩虹一号”和四号的观念相似。）
2．美国是否准备对日本发动全面攻势而大西洋方面保持纯粹守势？（与“彩虹二号”或三号相似。）
3．美国是否计划同时对欧洲的英国人和远东的英国人、荷兰人、中国人给予强大军事援助？（即欧亚并重。）
4．美国是否将集中全力在大西洋方面发动最大攻势而在太平洋方面暂取守势？（与“彩虹五号”相似。）
斯塔克主张采取第四案，认为这对美国最为有利，马歇尔也有同感。该案以后遂被称为“狗”计划（PlanDog），因为依照美国军语惯例，D都用“Dog”代表。就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战略发展过程而言，这要算是重要阶段之一。斯塔克计划的中心思想是承认英美休戚与共，所以应倾全力帮助英国。他不相信英国能单独击败德国，因此强大的美援实为必要。美国应使英国不仅能维持其对德国的封锁，而且还能保持其地理地位的完整，以便将来可作反攻跳板之用。
1941年1月16日，罗斯福召集其主要顾问开会，包括国务卿、陆海两部部长及参谋首长，正式批准此项计划。由于美英两国参谋首长即将在华盛顿举行第一次会议，作为对美方代表之指导，美国的国家目标遂又被确定为下列三项：（1）保护西半球使其免受任何军事或政治侵略；（2）援助不列颠国协及帝国；（3）用外交手段对抗日本的扩张。若一旦参加战争，美英两国的“概括军事目标”为击败德国，而其最有效手段即为将主要军事努力放在大西洋方面。此外，又告诫代表们在与英国人谈判时必须在心里记着下述各点：
我们不能够、也不需要，将我们的国家前途交由英国人指导……英国人心里永远记着战后利益，包括商业和军事两方面在内，所以我们也应留心保护我们自己的最后利益。
以上这段话令人有无限的感慨。英美关系亲如兄弟，尚且如此钩心斗角，由此可知国际之间只有利害而并无感情和道义。美国人对其最亲密盟友采取这种不信任的态度，就国际行为的标准来看，无可厚非，但令人感到百思不解的却是罗斯福等人对于俄国人反而推心置腹，开诚布公，这难道是君子可欺以其方吗？
“ABC－1”号计划
美英参谋首长会议于1941年1月29日在华盛顿开始举行，一共会谈14次，到3月29日结束。在开始时，英国人对其立场明白地作了下述三点说明：
1．欧洲为主要战场，必须首先在此寻求决战。
2．全面战略为首先击败德意，然后再来对付日本。
3．远东地区（包括澳洲及新西兰）对大英国协的团结及其战争努力的维持具有必要关系。
美英双方对于前两点毫无异议。同时双方也承认各有其特殊利益：美国人认为西半球防御最为重要；英国人则视新加坡为其帝国安全的锁钥，对于印度、澳洲、新西兰的防御都具有必要性。美国人虽在远东也有相当利益之存在，但却不认为它是属于主要性的，甚至连菲律宾也都假定为无法坚守。
英美两国在战略观点上有一种基本差异存在，以后也常因此而一再引起争论。英国人位居岛国并有与大陆国家交战的悠久传统。他们把重点放在海空权方面，而大规模地面兵力则在其次而且也非其力所能及。想用此种手段击败德国将是一缓慢的工作，但英国人惯于长期作战而且对最后的胜利从不怀疑，他们有一句老话：“英国可能输掉一切的会战但最后仍能赢得战争。”总之，英国人的传统战略是以极小损失和极小冒险来寻求最后胜利。
美国人不仅自信拥有压倒性的物资优势，而且更不愿意陷入长期战争，所以希望尽可能提早集中一切力量首先击败主敌德国。为了达到此种目的并使战争迅速结束且减少死伤人数，他们宁愿让日本人暂时猖狂无忌，而不愿意分散其主力。
经过若干争议之后，双方代表终于作成其最后报告，即所谓“ABC－1”号计划（ABC为AmericanBritishbined的缩写，意即美英联合）。其要点分为下述三项：
1．为了提早击败主敌（德国），美国的军事努力应以集中在决定性战场上（大西洋及欧洲）为主，其他战场上的作战均以能便利此种主要努力为原则。
2．维持英国及其同盟国在地中海的地位。
3．在远东保持战略防御态势。
此项报告对两国均无法定约束力，只代表双方的一致看法而已。会后美国军事当局即根据此项原则重拟其“彩虹五号”计划。实际上，二者几乎完全一致。此处所谓“计划”者只不过是一个大纲，其详细的个别计划则有待于作为。
“阿卡迪亚”会议
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美国正式参战。美英两国首长于1941年12月底在华盛顿举行美国参战后的第一次高层会议，其代号定为“阿卡迪亚”（Arcadia）。此时日军在太平洋中的攻势正发展得如火如荼，但美英两国仍正式认定德国为主敌，并确认在欧洲方面的作战应比太平洋方面较为优先。此种情形，对于美国人而言，实在是很令人惊异，诚如魏德迈将军在其回忆中所作的评论：
假使美国在珍珠港悲剧之后，放弃与英国人所协议的首先击败德国的战略而集中全力首先击败日本，就心理而言，此种战略实比较易于理解，而且也一定能深获大多数美国人民的热烈拥护。
不到三年的时间，美国人的战略观念终于作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许多年来以太平洋为中心的计划完全被放弃。在以后全部战争过程中，虽仍然有很多的波折，但这一首先击败德国的基本观念却始终确立不移。战后世界局势的形成和演变也都深受这一决定的影响。假使当时不这样决定，结果又将如何呢？魏德迈将军曾作卓越的分析如下：
当珍珠港事件发生时，英国人已显示其有能力抵抗德国最强大的空中攻击；由于德国人已不能获得制空权，所以侵入英国成功的可能性也就十分渺茫。同时，希特勒正忙于东线的作战，一心只想集中其陆空军的全力以求击败苏俄。
照我的看法，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我们应立即增建在太平洋方面的海空军兵力，而只把那些对日作战暂不必需的资源送往英国。尽管最后还是要在那里建立一支强大兵力以入侵欧洲堡垒，但在目前，德俄两国将会继续苦斗并互相减弱他们的军事和经济实力。
更重要者，美国也就可能已经把大量资源用来支援中国的自由政府，那不仅足以改善其抗日实力而且也将增强国民政府对共产党的地位。中国也就不会那样大伤元气以致战后落入共产党的手中。
美国著名作家费斯（HerbertFeis）在其所著《丘罗史》一书中也曾用列举方式来研究判断如果当时不作此种战略决定则可能导致的后果：
1．苏俄兵力损失将更大，国力恢复也一定较慢，于是在战争结束时，苏俄可能会变得较弱。
2．美国在太平洋的地位将远较坚强巩固，战争结束时，在中国和韩国都可能驻有相当强大的兵力，于是一切战后安排都会远较有利。
3．德国人在欧洲盘踞时间会较久，西欧政治制度和精神生活所受创伤也会更重。战后欧洲复兴也将更较困难。
4．德国用火箭和导弹攻击英国的损失可能会远较巨大。喷气机和装有呼吸管的潜艇也都可能会被较有效地使用，但能否帮助德国反败为胜则很难断言。
5．如果日本先败而德国尚未投降，则第一颗原子弹也就可能会投在德国，于是投降的步骤和占领的安排就可能完全不一样。
总而言之，得失功过固然很难断言，不过先欧后亚的基本战略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重大决定之一则毫无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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佚名＇扫描＇
cdhyy＇OCR＇2008
cdhyy＇校对制作＇2008
第二十一章珍珠港事件
钮先钟＇中国＇
＇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回顾与省思》＇1995
引言
攀登新高山
毋忘珍珠港
结论
引言
1941年12月7日（夏威夷时间）由6艘航空母舰组成的日本海军特遣兵力对美国设在夏威夷群岛上的珍珠港海军基地作了一次凶猛的空袭，使美国受到重大损失。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珍珠港事件”。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就是半个多世纪，让我们曾经亲身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这一代人，在抚今追昔之余，真有说不尽的感慨。
诚如已故战略大师李德哈特所云：“历史作为一个路标，其用途很有限，因为它虽能指示正确方向，却不能对道路情况提供明细资料。但若作为一个警告牌，其价值则比较明确。因为历史只是指示我们应该避免什么，并不能指导我们应该做什么！其所用的方法，也就是指出人类易于重犯的若干最普通错误。”然则作为一个历史的警告牌，珍珠港事件又能给予我们何种教训呢？
哲学家桑塔亚纳（GeorgeSantavana）曾经说过：“历史经常写错了，所以也就经常需要重写。”这句话对珍珠港而言完全适用，经过50余年的时间，过去所作的叙述和评论的确有很多已经被发现有错误，或至少是应该作适当的补充或修正。当然这仍不能算是定论，事实上，在战史的研究中也许永远没有定论。
有人会以为历史是过去的事实，它本身不会改变，所以，只要肯下工夫，则一定可以发现事实的真相。实际上，并非那样简单。正因为已成过去，不能询古人于地下，于是就会死无对证以致真相永远无法大白，尤其是当时间隔得较久时，虽然会有许多新史料陆续被发现，但也有许多重要证据会散失或湮灭。所以对于历史的研究只能说是利害参半。不过，无论如何，在50多年后的今天，根据这些年所累积的资料，尤其是美国政府已经解密的文件，对于珍珠港事件的真相至少是可以获得一些新知识，并做出若干与过去不尽相同的结论。
现在再略论研究方法的问题，克劳塞维茨在其名著《战争论》中曾提出所谓“精密分析”的观念，这个名词的德文为“Kritik”，译成英文则为“criticalanalysis”。精密分析，计有三个步骤：（1）事实的发现；（2）“由果向因”的回溯；（3）手段（means）的研究和评估。克劳塞维茨认为，战争的研究不可仅限于某一层面（无论那是战略、战术、技术或任何其他层面）。他相信军事问题必须同时在所有不同层面上来研究，因为它们之间具有互动关系。所以“评估一种手段（工具）时，不能仅以其立即目的为限。因为那个目的本身应视为对次一和最高目的的手段……在此序列中的每一阶段均明显地暗示一种新的判断基础。从某一阶段来看似乎是正确的判断，从较高阶段来看又可能变得不合理”。
克劳塞维茨虽然是19世纪初叶的人，但他的思想的确有不朽的价值。所以当我们研究战史时，仍想把他的基本观念奉为圭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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