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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和脚虽都是身体的一部分，但手与脚毕竟不同呀，你怎么能说“手与脚不是差不多吗”呢？这成什么话？“差不多先生”是被贬的角色呀～～
李润生先生说：有部，即萨婆多部，既许地狱中的狱卒、狗、鸟等，非实有情，唯是恶业所召的“异大种”，转变生起种种形色、显色、样貌、力量而已，如是何不进一步体认彼狱卒等唯识所变，而不是识外存在的客观事物呢～～这说法还可以。他这一“进一步”就与别人的不同了。确实是，有时候多一个字儿少一个字儿意义就不同，准确度就高。
时三（僧愍）说：“若许由业力”故，便“有异大种”法“生起”，又在这种异大种法上生“起如是”的作为狱卒等活动的各种转变，那么“何”故“不许”“于”自己的业增上力故，直接地生起这样的转变呢？
这种说法也还勉强可以。
还有王恩洋在《二十唯识论疏》上的说法，济群法师在《法音》上也有一篇文章，多宝讲寺智敏法师讲的有录音带，但对于这首颂子都讲的不甚明了。
我现在给大家加几句，但愿大家能明白，不过这也是我的一厢情愿，就象追星族一样，单相思罢了。只是但愿大家能明白。
狱卒由罪人业力召感，召感与变现只是字面上有不同，内涵上并没有本质的区别。这一召感就够了，你萨婆多部非在中间加上一个“离心别有的异大种”干吗？这不是脱裤子放屁吗？今天是说的，话就很粗鲁，一般呢应文明一点说多此一举呀什么的。我们知道泸定桥上那些铁索链，一环套一环，这已经构成很完美的索链了，你萨婆多部非在环环相扣的索链中间穿一条绳子，你干吗呀？这是不必要的，多余的，纯粹是画蛇添足么～～你萨婆多部在中间加“离心别有的异大种”就象在衣服的拉链中加了点儿杂线头儿什么一样，这样一来就坏事了。夫妻两个过日子很甜美多好了，中间若有个第三者来插足，不打个鸡飞狗跳才怪。
我们通常在说业力时说召感，说心识时说变现，其实它们还是一回事儿。那么，“业力所感”与“唯识所现”这两个词是不是绝对相同呢？当然不，“唯识所现”这个词更准确更严谨一点儿。为什么相对来说更严谨一点儿的“唯识所现”用的却不如“业力感召”多呢？
太严谨的东西别人发挥的余地就少，因为它太准确了，准确到一点儿也不可变更，稍稍变动就要出问题。人们对自己的信心都不是那么充足的，就害怕把握不住，所以宁可用不太准确的“业力召感”也不用“唯识所现”。这就是唯识宗不流行的原因。现在有人说“唯识”还不够严谨，应该是“唯了别识”，这样一来精确度更高。但喜欢的人不多。李海涛到九华山佛学院一讲，引起一片大哗。
孔子是圣人，《论语》可以说是千古奇书、完书，在钮琇的《斛賸》续编卷三上还说它是第一等天书，习之成帝王；第二等天书成将相，是《阴符》、《鸿烈》（即《淮南子》）；第三等天书是吐火吞刀、呼风唤雨的术数。这是猿仙传给徐纬真的天书。但是我们看《论语》，会发现它只是大原则，一点儿具体操作程序也没有。那么，我们也可以说它是天下第一废书，最无用的书。那里边说的，性情中人都懂，但是永远做不到，我们只能把那当做理想。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但作为孔子自己，他治的天下在哪里？《论语》既是奇书又是废书，最没用又最有用，无用方显出大用，大用在外表上看就是无用，最矛盾的在此才最统一。自古到今有多少人研究它，它养活了多少人？再比如共产主义。马克思是当然的庄家了，但他只是给共产主义画了一个蓝图：社会财富极大丰富，生产力高度发达……其实这只是一个理想而已，任何人都希望如此，也可以说是大原则。毛泽东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这发展就涉及到具体操作程序，一涉及到具体操作程序就要出错了，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是错了。毛主席说过四字纲领“多、快、好、省”，这还是理想，永远也做不到多快好省的。既想叫马儿跑得好，又想叫马儿不吃草，这怎么行。
孔子的《论语》、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蓝图、毛主席的多快好省，都是大原则，是容许别人任意发挥的，自然人们研究的就多，它们就可以养活很多的人。你看关于《论语》的集注、著述有多少？马克思后有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等伟人来给其中加内容……
大原则性的东西为什么永远正确呢？其奥妙就在于不具备操作性，永远不能解决任何实际问题，而且可以有无限多的解释法儿。这与宗教很相似，让人花尽可能多的精力去追求未来。有个笑话，马克思去求见上帝，问，为什么你的天国存在了上千年还有生命力，而我的天国只几百年就破灭了？上帝说：怪只怪你的天国被列宁搬到人间了。
问：该怎么区分一个东西的有用无用呢？
很简单，看他养活了多少人，养活的人多就是用处大，养活的人少就是用处小。养活的人越多用处越大。自从董仲舒捧出孔子后，历代都有人吃孔子饭，吃《论语》饭，你可以统计一下，看看两千多年来注释《论语》的有多少？封建时代的官僚，都得考四书五经，都是吃的孔孟饭，你把四书五经念好了就可以考上“国家公务员”，然后你就能领俸禄，就有饭吃了。最明显的是《红楼梦》，现在有多少红学家在吃曹雪芹，吃《红楼梦》，你研究曹雪芹，就可以养家糊口了。佛教呢也是。佛教有用，就是养了很多佛教徒，若把两千年来的佛教徒来个合计，数字能吓死人。不过我们自己有自知之明，很多老和尚都说，“我是骗佛饭吃的。”
不是严谨到不容丝毫改动的，自然人们更喜欢用。所以，“业力召感”用的比较多。但是，自己想解脱，那还是越严谨越可靠，不但要“唯识所现”，而且要“唯了别识”。
业力从何而来？不透过识它如何变现？业我们常说业种子，业力与种子同体异名，就象刚晓紫晓同一个人一样。种子与阿赖耶不一不异。如此，怎么能不承认识变的呢？
其实这个颂子在后魏瞿昙般若流支的译本中，是译做“若依众生业，四大如是变，何故不依业，心如是转变”。我感到魏译也满好，更容易理解！
世亲说到这儿呢，下边儿有人接话，世亲一看，是经部论师。经部论师说道：
先不说果是不是实在的，世亲你说这狱卒是由罪人的恶业所感，这是不错的，但是我想问一下，过去造了业，未来感果，在时间上有间隔，这因果怎么接起来呢？
这呢，也是个事实，比如我杀人，因为杀人所以要被枪毙，但并不是我在当下杀人，立马就枪毙我，而是先由公安机关把我抓起来，然后再宣判，最后得枪毙。从我杀人到被枪毙，这中间需要一段时间的。
从造业到受报这段时间，有的业呢，这中间的时间间隔很长，而有的不长。
印度有一位唯识大家，叫戒贤，他的生活时代几乎相当于中国隋朝时代。因为戒贤论师的学识水平和修持功夫，而被推为那烂陀寺寺主，那烂陀寺是当时全印度的学术重地。戒贤论师可是声名赫赫。戒贤论师在年老时，有一次病了，病得很厉害，大修行人凭他的修持工夫可以来去自由，于是他把全寺人叫到一起，做了一次交待：我现在呢病得厉害，其实我一生讲经说论无数，按照我这一生的所为，根本不应该得这病的，可现在得了这病，大概是我在说法时有什么地方给说错了，现在业力现前，我决定明天走了。
可是呢，弥勒菩萨来了，他对戒贤论师说，你不能死，你这病可不是你讲经讲错了，这是因为在无量劫前，你曾做过一次国王，你那时候做国王，无恶不做，坏事可以说做尽了，你现在得病，是因为你做国王时造的业，现在才使你得了重病。你现在有一桩大功德要来，别看你身为那烂陀寺寺主，弟子无数，但无堪担大任者，你现在有一个弟子，他要来找你，现在正在路上，三年以后就到了，你等着他，你可以把一切都传授给他，只有他才可以把教法弘扬出来，发扬广大，这样呢，法炬就不会在你手中灭掉。
法炬若在自己手上灭了，那可是无边的罪过。就是现在，有十年左右了。某老和尚因为年纪大了，就决定把法脉传下去。老和尚是某宗的传人。老和尚找到了某禅堂的一个禅和子，说要把法传给他，这禅和子对老和尚说：我不接你的法！你根本没法！你只能传给我一个名儿，我要名儿有什么用？！老和尚尴尬得很，也很伤心。
弥勒告诉戒贤论师缘由后，于是，戒贤论师又不死了。三年之后，玄奘法师刚好到了那烂陀寺，两人一见，论师一问，禁不得喜极而泣，教法终于可以传下来了。
大家看，戒贤论师无量劫前造下了恶，到此时方才感果。
玄奘法师也是，玄奘法师有一次得了病，病得莫名其妙，他认为是自己把经译错了，决定要走了，也是弥勒示现，告诉玄奘法师说，你的经没有译错，你是因为在无量劫前做过一次国王，当时你发动了一场战争，使得民不聊生，所以感得你现在这场病。
戒贤论师、玄奘法师他们这故事就是业感果经过了很长时间。也有时间不长的，古诗中有“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从春到秋，只几个月时间，不长。还有现在报纸上常登的，一个小偷什么的，偷了东西，半个小时就被抓住了，这时间更短。当然了，公安也是很多案件破不了，不过破不了的他不登报显摆。
世亲这个人呢，在这儿他根本不给人正面回答问题，总是先让对方说出自己的观点，当对方正说得有兴致时，他突然给人一个冷不防，说你某处有漏动。
对于经部，世亲仍然是这样，世亲是反问：“你认为是怎么样的呢？”他这么问时还装出一副谦虚的模样，“你老人家教我。”
我记得可能是《聊斋》上有这么一篇。一个书生在人间时，文采很出众，后来他到了海里，海龙王听得人间盛传此书生是神笔，就把一个女儿嫁给了他。可能是文人的臭毛病，见什么都要做首诗。可他只要一做诗，小姨子就笑话他，能在他的诗中挑出一堆毛病，可他还做。后来他妻子就劝他说：你就藏藏拙，别以为在人间你是才子，但在这里一比，简直狗屁不是。怎么藏拙呢，就是别作诗了。
这就是职业病，比如因为我们《甘露》有时登一些书画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