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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小就没听父亲说过自己经历过的的苦和难，父亲历来给我们讲的，都是一些快乐的事情。至于他的苦和难，父亲只埋在心里。这几年，父亲就一直把痛苦埋在心里了。
大约8点，父亲说，该打针了。刚好赤脚医生小廖来了。她与往日一样，给父亲静脉注射葡萄糖。连父亲都知道，就是补充一些能量而已，不是治病的药。忙乎了一阵，小廖说葡萄糖推不进去。过一会她又对昌弟说今天算了，就走了。当时我并不知道，这其实是一种不祥的征兆。
从小我就知道父亲是一个硬汉子。平时种田是一把好手，耕、耙、栽、割样样在行，风风雨雨从来没歇过。家乡盛产竹子，家里用的筐子、篮子、竹箕，还有鸡笼、鱼篓等等，都是父亲编的。父亲削篾片很有功夫，一次可以同时削两片甚至三片。他操着锋利的篾刀，灵巧得近乎神奇。有时一边削还一边唱当时流行的“洋歌”——“嘿啦啦啦/嘿啦啦啦/天空出彩霞/地上开红花/全国人民大团结/打倒了蒋匪帮……”
有时候又唱——“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后来父亲买来一套木工工具，无师自通，又干起了木工活。从此，家里的桌椅板凳，以及窗户门板，都是父亲自己做。房屋和农具的小修小补，也都是父亲自己包揽了。后来我考上大学，用一个小木箱装衣服到学校，那是父亲在水利工地上利用休息时间，弄几块木板敲敲打打做成的。这个小木箱跟随我从良才村到大城市武汉，从武汉到农村搞斗批改，到部队农场劳动锻炼，又回到武汉。经过几十年，多次搬家，多次折腾，我始终把它保留着，那是父亲留在我身边的唯一的纪念了。
在农闲的时候，父亲有时还要到柳州等地跑肩挑的活儿。他到柳州买了旧废钢铁，挑回良才村，卖给打铁铺打农具，攒一点血汗钱。一百多斤的担子，近二百里山路，一般是五天一个往返。去来路上花四天，在柳州进货一天。
每次父亲从柳州回来，除了满担的货物，还有一包糖和满肚子的新鲜故事，这是孩子们最高兴的了。父亲给我们讲在柳州见到汽车、火车，讲城里有很多高楼等等。有一次还带回了一张相片，相片里父亲坐在飞机上。那张相片装在镜框里，挂在厅堂的墙上。这可能是良才村最早的一张相片了，远近的人看了都知道父亲坐了飞机。后来才知道，其实父亲是站在飞机模型后面照的相片，并没有真正坐过飞机。
从小我们就从父亲那里知道，走出良才村，外面还有一个很精彩的世界哩。在我们的童年，这可是最好的启蒙教育。对外部世界的好奇与期望，无形中是好好学习的一种原始而相当凑效的动力。
算起来那时父亲三十多岁吧，身上总有一种豪气。父亲喝酒不多，但可以大碗吃饭，大块吃肉。说话高音调，笑声高分贝，极富感染力的。父亲解放初期当过乡长，后来成立人民公社，又当过大队长，在那个年代，也算是农村里有过脸面的人了。
记得1958年冬天，作为大队长的父亲，扛着一面红旗，领一帮人去修水利，几个月没有回家。一个星期六下午，学校放假，我便步行近20里路到工地上去看父亲。在一个用竹席搭成的工棚里，父亲正在生病。一个土医生在给他治疗，头上插满了针灸。父亲历来乐观刚强，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父亲倒下。他无力地问了几句学校的情况，就叫我到几里以外的外婆家去住。他还特别交待，不要告诉外婆。他不希望儿子看到他无助的样子，这是父亲的性格。
父亲同时也是一位充满爱心的人。听母亲说，祖母生三叔时，家里正揭不开锅，连稀饭都吃不上。那时祖父在外面给人家锯板子，好久没有回家。伯母婶婶们劝祖母把三叔送人算了，免得刚出生就饿死了。父亲是大哥，才十多岁，他坚决不依。他到地里掰来正在灌浆的嫩玉米棒，剥下嫩粒，煮熟了给祖母吃，磨出玉米浆喂三叔。就这样度过了春荒，三叔也终于没有送人。
后来祖母病逝比较早，三叔只有七八岁，又是父亲一手把三叔抚养成人，还送他上学校读书，后来当了老师。
有一年村里廖大叔一条腿突然红肿，不能走路。大家把大叔抬到医院，指望吃点药打几针就可以回家。治疗了一段时间，医生却说要截肢，不然会危及性命。父亲听说后，带几个人赶到医院，不管三七二十一，把廖大叔一抬就走。回到村里，又与乡亲们一起，到处寻医问药，硬是把大叔的腿给治好了。后来大叔当了国家干部，如果没有一双能走能跑的腿，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在父亲当乡长的那几年里，全乡父老乡亲谁家缺粮，谁家缺穿，谁家有难，他都清清楚楚。我亲眼看到他给瞎眼石大叔家里送过救济粮，还给孤儿阿诺送过救济棉衣。
赤脚医生走后，我一直没有离开父亲的房间。父亲好像睡了一会儿，醒来就说，再来打针吧。显然他还记得刚才没有打进去。昌弟从厅堂进来说，小廖已经走了，明天再打吧。父亲听了，又睡着了。
在我从小的印象中，父亲对新鲜事物充满好奇，不管什么事他都喜欢试一试。
解放初期，听说外地开始兴修水利，身为乡长的父亲从县里请来技术员，在村子附近的几条山沟转了一圈，选定了两条沟，作为兴修水利的坝址。技术员走后，他便带领乡亲们利用两个冬闲，靠肩挑背扛，修了两条水坝，建成了两个水库。至今，这两个水库仍然是良才村抗旱保丰收的保障呢。
我印象最深的是父亲在1954年试种第一块早稻。那时家乡一带方圆几十里都种一季稻，俗称中稻。听说外地有种两季稻的，同一块田粮食产量增加一倍。但谁都不敢试。种早稻得三月份育秧，四月份插秧，万一秧苗冻死了，一年的口粮怎么办？一家人吃什么？父亲却敢一试。从三月育秧，到四月插秧，父亲每天都往田里跑几趟。经过精心打理，到6月份，父亲的两分水田稻穗饱满，开始泛黄，乡亲们啧啧不已。那时家乡不种油菜，也不种小麦，满垌的中稻还没抽穗，真可以说是万绿丛中一点黄。父亲的两分早稻田自然引来成群麻雀的好奇与欢欣，这些小家伙根本不把稻草人放在眼里，父亲和三叔只好天天在田埂上赶麻雀。看似有几分难堪，实际上父亲心里充满了喜悦。父亲的试验成功了，第二年大家都种起了早稻。小鸟们欢欣雀跃的范围自然也更加广阔，也就不再集中到父亲的田里来了。
良才村的山上原来长满了松树，但材质不好。又是父亲第一个从邻近的宾阳县引进杉木苗，在村子对面山坡上自己家的地里种了一小块。在土地肥沃、雨水充沛的环境里，加上父亲的汗水，只两三年时间，那些小杉木便已蓬勃成林。后来，种植杉木就这样在村里推开了。如今家乡的杉木一片连一片，一坡连一坡，不仅解决了本地用材，还有外卖的。
这三件事至今在故乡仍然传为佳话。
我和昌弟坐在父亲身边，谁也不说话。窗外阳光明媚，但我们心里都很压抑，充满了无奈。大姐已经出嫁，大弟在部队当兵，两个妹妹，一个在工厂当工人，一个在水利工地上当“铁姑娘”。只有昌弟与母亲照护着父亲。我接到三叔电报，从武汉赶回，今天是第四天。父亲虽然长年病着，但我们一直不愿去想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事情。
诗人，作为悠游卒而存在（二题）
■ 育 邦
总的来说，事实是非常明显的，诗人在本质意义上是一名悠游卒。苍天之下、大地之上的每一点，都可能成为他双足降落之地。他的停留也是不遵循规则的，停留一秒和一百年并没有什么区别。因为，根植于他内心的想法是：在泥土之上落足不过是权宜之计，他的落足点永远都不是固定的。他不会屈从于物质的存在，他拒绝任何有形或无形的规则。他只服从于自己内心的召唤，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是没有故土和向往的人。荷尔德林就是这样的悠游卒，他“在神圣的黑夜里迁徙，浪迹四方”，在大地上“诗意地栖居”，其实“充满劳绩”。
哪里有什么必然的前往之地呢？
任何地方仅仅提供了一种可能，可去可不去。世界是为他而存在的，每一处风景、每一条道路、每一个点都等待着他的巡幸。在这样的时刻里，他是无比荣耀的王。
无所事事是保存自身的惟一容器。真正的诗人就是无所事事的人。本雅明在评论波德莱尔的时候，就写了篇名为《游手好闲者》的文章。他这样说是有道理的。他所说的游手好闲正是无所事事的一种表现方式。我总是告诫我自己，不要在文章中老是固执地提起自己和自己的经历，那样未免有自恋之嫌。但是在这里，我还是忍不住地说，我自己喜欢无所事事的时光，我喜欢无所事事的存在，只有在那样的时刻里，我才品尝了生命的甜美和作为诗人才拥有的美妙的孤独。但是，这样的时刻并不多，我怀恋那些曾经的时刻，我向往在未来我能拥有更多的无所事事的存在。
有一个孩子对别人说，他想成为一名诗人。他人（也许是他的父母，或者是老师）就会正言道：“什么？你想成为一个无所事事的人？”我不是在编造故事，那个孩子就是曾经的我，或者是很多人人生经历的一小部分。
为什么成为无所事事的人就不好？我曾经天真地向一些朋友、我大学里的老师询问过，但是，他们的回答最后是：“……总之，你不要做一个无所事事的人……”
假如有目标……有方向……对于其他人也许是好的，但是对于诗人而言，这将是一种灾难，所谓的目标或方向会把他拖入非纯之境，他将再次苟合于曾经的虚假（那是他耗尽千辛万苦才摆脱的世俗重力）。他能想像他被摧毁的瞬间，了无声息的平庸会瓦解他的防线，无聊迅速蔓延，看似无关紧要的病毒，会灼烧他的每一根神经、每一个细胞。
里尔克在《重力》中写道：“重力穿透了他。／但是从沉睡者那里，／如同从低垂的云那里，／降下丰厚的重量之雨。”但是，宇宙重力（也许这是不符合科学规律的词语）对于诗人而言是不存在的，它只对众多眷恋世俗生活和受其规则约束的人起作用。他爬到高楼的顶端，那些竖立在地球上最高的楼……也许这也不够……他轻轻地登上神人的山峰：奥林匹亚山和昆仑山，那里的风景才配得上他明亮的眼睛。假如重力必然存在，那么它在他身上就会变得轻盈，并且带给他“丰厚的重量之雨”。
用不着努力地超越便以跨过那些有形或无形的路障，因为秩序只是针对想被其统治的人们而设置的，于诗人而言，这些根本就不存在。
也许只需学会在世人面前保持沉默，他就能够在大地上悠游了。
是不是太过抬举他了？对他身份的自信超出了人们的信任，把他贵族化和神人化了？事实上，这丝毫不足为豪，只是这段文字里，他才偶然变得高贵起来。
把他命名为“诗人”，也许只是对这个词语的格外垂青，因为有大部分的他并不写诗。换言之，他不是一个专门写诗的人。他是一个群体的代表，甚至代表也不是，只是一种想象中屹立的精神的象征。他是艺术家吗？是专门写诗的人？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