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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大多数——非国民党作家断定，国民党政权是那些阶级的阶级工具。①
而且，事实上，资本家和地主的利益有时的确与这个统治政权的利益颇为一
致。例如，由于地主的反对，南京政权甚至对温和的减租法令也不予执行。
① 《北华捷报》， 1930年5月20日，第297页。
② 刘振东：《中国出路问题》，《国闻周报》，第10卷第24期（1933年6月19 日），第2页。
① 例如，见何幹之：《中国现代革命史》，第1卷，第119—123页；小巴林顿〓 穆尔：《独裁和民主的
社会根源：现代世界发展因素中的土地和农民》，第 187—201页。
而且，南京的领导人有时竭尽全力维持地主制度。例如，收复了共产党人曾
实行土地重新分配的那些地方以后，国民党人的惯常做法是剥夺耕种者，把
土地归还原地主。这种政策有时格外难以实施，因为共产党人在一些地区掌
握土地已达六年以上，界标和地契在许多情况下早已被毁。
南京政权也与国内更有实力的银行家关系密切。在把重要的土地税征收
权交给各省之后，中央政府从未设计出一种以税收或国营企业支持财政的办
法。因此，它就借款，政府岁入约有1/5来自公债或银行贷款和透支。所以，
南京政权一度在很大程度上依赖银行和银行家。而银行则从这种关系中获得
巨大的利益，特别是因为政府通常以低于面值价——往往仅为面值的60％至
75％——把公债出售给他们。这样，银行给政府贷款往往可得12％到25％的年
利润。②许多同时代人，从而断定国民党政权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
的确，资产阶级及地主阶级的利益与南京政权的利益是部分一致的。它
们都反对社会革命，都害怕共产党，都对动员农工表示怀疑。但是，它们的
利益有时也相互冲突。1927—1928年，当南京政权采取恐吓、敲诈和绑架的
手段为北伐最后阶段筹款时，资本家第一次知道了这一实情。1935年，政府
又剥夺银行家行使的一切政治权力。仅仅凭借发行新政府债券，迫使私有的
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接受这些债券充当资本，孔祥熙一举使政府成为两家银
行的大股东。采用相同的策略，孔祥熙迅速控制了几家规模较小的私人金融
机构；截至1937年，南京政府控制了全国银行资产总额的近70％。①这些金
融策略，有效地结束了银行家作为政治压力集团所起的作用，并且确定无疑
地表明，是南京政权控制了资本家，而不是资本家控制了南京政权。
地主的长远利益也常常与南京政权的长远利益相冲突。这些地主通常希
望维持乃至增强对地方的控制。他们组织民团，开办学校，经办工程等地方
项目。他们也收税，表面上用于支持这些事业，可不知有多么大的部分税收
落入了地方士绅的腰包。形成对照的是，南京政权竭力扩大其控制，继续不
断地把它的行政、财政和军事权力推行到村。例如，已提出的税制改革预示
要恢复对地主拥有的土地的税收，而多年以来，甚至几十年以来，这些土地
是不为税收官员所掌握的。中央政府试图把它的干部安置在地方政府的职位
上，同样预示着要把地方士绅逐出能带给他们权力、晋升和财富的位置。②
因此，在南京政权和这些地主之间，在利益及目标上有着根本的矛盾。
然而，在南京的10年，这些矛盾引起的冲突常常被缓和下来，要么也仅
限于局部，因为当时南京政权的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共产党和日本的问题
上，而不在地方行政问题上。因此，在这10年当中，政府和地方士绅的关系，
可以说成是相互容忍和有限的合作。但是，径直把阶级性质归于国民党政权，
而不提它与地主及资本家的重要分歧，就掩盖了它的根本性质。因为它首先
② 杨格：《中国的建国成就》，第98、507—508页。
① 小帕克斯〓M。科布尔：《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1927—1937年》，第161— 207页。（译者按，此书
有中译本，题为《江浙财阀与国民政府（1927—1937 年）》，蔡静仪译，李臻校，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
年7月出版。）一项最近的 研究详细地表明，上海地区纺织厂主对于国民政府决非无能为力，但是他们 也
不控制政府。见里查德〓布什第三：《国民党中国的工业和政治：国民党政 权与长江下游的中国纺织厂主，
1927—1937年》。
② 盖泽特：《权力与社会》，第167—242页；孔斐力：《民国统治下的地方自治：控制、自治和动员诸问
题》，转载于魏菲德和卡罗林〓格兰特合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冲突与控制》，第284—298页。
依赖的是军队的支持，其他一切都是由这一事实产生的。国民党政权并不在
任何基本方面对这个或那个社会…经济的阶级负有责任，或者对它本身之外的
任何力量负有责任。在许多方面，国民党政权就是它本身。这是一个根本的
原因，说明为什么国民党政权的现代化和发展的冲力那么微弱；为什么国民
党的官僚政治，尽管贪污腐化和行政上无生气，却能维持那么久；为什么国
民党政权以那么少的新面貌或新思想，却能维持二十余年。当然，国民党政
权的有些成员是开明、能干、具有献身精神的。然而，大多数成员却利用这
个政权的制度性质，来尽量扩大自己的权力、声誉和财富，而不是为国家的
幸福奋斗。
国民党诸派系
一个政权习惯上不受舆论的约束，容不得任何它未控制的有意义的政治
活动，那么在这种政权里，为掌握政治权力的竞争就不会在整个社会进行，
而是在这个政权本身的各委员会内进行。此外，由于政治权力的分配更多地
不是由正式的指挥系统决定，而是由蒋介石本人或他庞信的助手个人决定，
权力分配必定过分地取决于个人的影响。例如，一般的做法是，新任部长或
局长解除原有人员的职务，而代之以自己的亲信。因此，政治上成功的关键
更多地不在于掌握专门技术知识，而是在于与政权的领导人维持个人的关
系。换言之，派别活动是政治斗争的主要手段。
派系林立。例如，国民党内有汪精卫系、宋子文系、孔祥熙系、何应钦
系、朱家骅系、孙科系——这个单子还可以一直开下去。然而，最大的派系
和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一般最具有影响力的派系，是CC系、政学系和黄埔
系。
CC系在陈果夫和陈立夫兄弟周围结合在一起。他们二人因极亲密的私人
感情联系而与蒋介石关系密切——他们是陈其美的侄子，而陈其美在1916
年被袁世凯暗杀以前，一直是蒋介石的良师，蒋对其事之如父的人物。在1926
年以后，二陈兄弟领导蒋介石统治的国民党的组织工作。1927年6月，他们
首先建立以CC系闻名的秘密团体——据认为“CC”代表的若不是“中央俱乐
部”，就是代表“二陈”。这个团体的实际名称也许是青白团或国民党忠实
同志会，尽管有关CC系的名称、结构和活动的详情知之甚少。①
陈氏兄弟利用国民党的组织部作为他们的组织基础，把他们的追随者安
置在遍及全党和政府的机关，特别是在那些组织的中下层。这样，CC系成了
该政权民事部门的统治势力，控制多数官僚政治的行政机构、教育部门、青
年团体和工会。CC系也控制各种出版物，如《时事月报》和《文化建设》，
主持中央调查统计局，该局是蒋介石两大秘密警察组织之一。
与面向文职人员的CC系相对照，黄埔系则主要由军官组成，但是，它对
政治的关心也极为广泛，至少是潜在地触及国家生活的所有方面。不严格地
说，黄埔系概指黄埔军校的教官和学生，他们保持着对蒋介石效忠的强烈结
合力。然而，如此称谓的黄埔系并无组织，其中一些成员——如何应钦、陈
诚及青年军官——相互严重对立。因此，黄埔系起作用的核心，至少在1932
—1938年期间，是一个有严格纪律的秘密团体，一般称为蓝衣社。①
蓝衣社在1932年初由为数不多的青年军官组成，他们是蒋介石在黄埔军
校的学生，对国家及国民党运动的现状感到担忧。日本军队正在侵犯中国领
土；共产党军队虽历经几次围剿依然在内地生存下来；而且，也许最令人惊
恐不安的是，国民党运动成员已变得腐败，更多关心扩大自己的权力，而不
是关心实现革命的目标。根据蓝衣社的看法，革命已经失败，国家处于危险
之中。
这些青年军官——以胡宗南、戴笠、邓文仪和康泽为代表——在得到蒋
介石的同意、财务支持及至少形式上的领导的情况下，组织起一个有三个基
① 陈敦正：《动乱的回忆》，第29页；陈少校：《黑网录》，第290—291页。然 而，陈立夫否认这样一
个团体的存在。见淑文：《陈立夫谈CC》，《新闻天 地》，第20期（1937年2月1日），第13页。
① 见前译者注：康泽《复兴社的缘起》。
本层次的金字塔式团体。在高层，由主要领导层组织成力行社；中层命名为
革命青年同志会；运动的普通成员来自军队的下层、学生和政府机关，组织
成中华复兴社。鉴于国民党组织混乱和纪律松弛，蓝衣社强调有必要无条件
地绝对服从团体领导人；同时还强调俭朴、廉洁和严守秘密。
由于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及希特勒的德国的力量日益增长，法西斯理论渐
渐引起蓝衣社领导人物的注意。蒋介石也大力了解纳粹的组织及活动方法。
据报导，大约在1935年，他在蓝衣社的一次集会上宣称，“法西斯主义……
是衰退中社会的一服兴奋剂”。“法西斯主义能救中国吗？我们回答：能。
法西斯主义就是现在中国最需要的东西”。②由于法西斯主义在欧洲获得明显
的成功所产生的魅力，蓝衣社同样地提出极端民族主义、领袖崇拜、清除自
由主义和个人主义及社会“军事化”。
蓝衣社在30年代成为颇有影响的团体。他们控制军队内的政治训练，从
而有助于保证蒋介石得到这政治权力最终泉源的持续的支持。蓝衣社也涉足
于民事活动，如学校、童子军①和警察。他们提供许多，也许是大多数新生活
运动的干部。他们手中也掌握着隶属于蒋介石军事委员会的令人生畏的军事
调查统计局。②这个以戴笠为首的秘密警察组织，对蒋介石判定的敌人（从日
本人和共产党人到贪官污吏，甚至国民党内的政治对手）进行情报活动。它
参与新闻检查；还要对这10年间许多最声名狼籍的暗杀活动负责，如1934
年对史量才——上海的主要报纸《申报》的编辑③的暗杀。
和CC系及黄埔系的形成相对照，政学系全是首脑而非小卒；它的成员个
个都是显赫人物，在政权的基层没有追随者。它没有组织，或明确的领导层，
而是非正式地由一群朋友，或朋友的朋友组成的，但一般具有相似的政治见
解。政学系的两个最重要的代表黄郛和张群，是蒋介石的结拜弟兄——这种
关系在中国标志着家庭之外可能最为密切的忠诚纽带。大概在很大程度上就
是通过这种关系，政学系在蒋介石顾问小集团及主要行政官员中影响巨大。
例如由黄郛和张群推荐，蒋介石在1932年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