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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上，跟在其他方面一样，古典人把他周围的世界看作是可以变换位置、移动、相互驱逐、攻击或消灭的实体的集合，就像德谟克利特所描写的自然一样。人是诸实体中的一种，城邦是作为这些实体之总和的一个高级实体。生活的全部需要就在于有形体的量，因而金钱也代表这样一个实体，犹如阿波罗神像代表一个天神一样。公元前650年左右，与多立克神庙的石头实体及其周围的塑造逼真的自由塑像同时，还出现了硬币，一种刻有精美形式的金属块。作为一种量的价值，其实早就存在——事实上跟这种文化本身一样的悠久。在荷马时代，一个塔伦是有一定重量的一小块黄金或一小件黄金饰品。阿喀琉斯的盾牌代表“两塔伦”黄金，甚至迟至罗马时代，人们仍常常按重量来登记银器和金器。
不过，以古典方式形成的货币实体的发现是如此之非同寻常，以致我们甚至到现在还没有领会其深刻的和纯古典的意义。我们把它视作是“人类的成就”之一，并且，正如我们在街道和广场到处都有塑像一样，我们也到处都可见到这种硬币。我们力所能及的就只有这些；我们能仿效其形状，但我们不能赋予其同样的经济意义。把硬币当作货币是一种纯古典的现象——这种现象只有在一个全然按欧几里得式的观念设想的环境中才是可能的，但它在那里却创造性地支配了一切的经济生活。诸如收入、资金、债务、资本这类的概念，在古典城市里的意义跟对我们的意义完全不同。它们意指的不是从一个点发射出去的经济能量，而是手头有价值的物体的总和。财富永远是一种流动的现金储备，它随有价值的东西的增减而发生变动，它和土地产业根本没有联系——因为在古典思维中，这两者完全是分离的。贷款就是现金的借出，并期望这笔借款仍以现金偿还。喀提林尽管拥有庞大的不动产，可他还是很穷，因为没有人借给他为政治目的所需的现金；罗马政治家所负的巨额债务的最后保证不是等值的土地，而是掠夺一个行省的动产的确定远景。
据此且只有据此，我们才能理解某些现象，诸如第二次僭主政治统治下的富人大批地被处死；罗马的叛逆法令（其目的是为了攫取共同体中的大部分流通现金）；德尔斐神庙财宝在圣战中被福基斯人（Phocians）所销毁，科林斯的艺术珍品被穆米乌斯（Mummius）所销毁，以及恺撒在罗马、苏拉在希腊、布鲁图斯和卡修斯在小亚细亚把最后的还愿贡品销毁掉——当需要贵重的材料、金属和象牙时，就顾不得艺术价值了。那些在胜利中掠获的塑像和器皿，在观众的眼里就只是现金，因此，蒙森试图根据硬币窖藏的出土地点来推断瓦鲁斯蒙难的地址——因为罗马的宿将是亲自携带他的全部贵金属财产的。古典的财富不在于拥有产业，而在于积存金钱；一个古典的金融市场并非像我们世界的和古代底比斯的证券交易所那样是一个信贷中心，而是一座实际上集中了世界上的大笔现款的城市。可以认为，在恺撒时代，古典世界的黄金有一半以上在罗马。
但是，大约从汉尼拔时代开始，当这个世界进入到无限制的财阀政治的状态时，在其所控制的地区，天然的、数量有限的贵金属和材质上有价值的艺术品已根本上不能充分地满足需要，对于新的能够用作货币的实物的渴望越来越强烈。于是，人们就看中了奴隶，奴隶是另一种实物，他是一件物，而不是一个人，因而可以当作货币一样看待。从这一点上看，古典的奴隶制是一切经济史中极其独特的一种奴隶制。硬币的性质被扩展运用到有生命的物体身上，供地方执政官和包税人掠夺而“开发”的地域上的人力储存，跟金属储存一样使人发生兴趣。一种奇特的双重评价方式发展起来了。奴隶有市场价格，尽管土地没有。他有助于巨大的闲散财富的积累，因此，在罗马时代就已经有了庞大的奴隶群，那是其他任何一种需要也无法完整地加以解释的。只要人们所需要的奴隶数目与他能获利地使用的奴隶数目还只是一样多，那奴隶的数目就不会太大，并容易由战俘和判决的负债人来补充。在公元前6世纪时，开俄斯（Chios）才开始输入买来的奴隶（Argyronetes）。这种奴隶与人数多得多的拿报酬的劳务者之间的差别，原本就是政治上和法律上的，而不是经济上的。由于古典经济是静态的而非动态的，不懂得系统地开发人力资源，因而，罗马时代的奴隶，他的存在不是在工作中被剥削的，而或多或少地是被雇佣的，以便他们中绝大多数都能够留下来。具有某种特长且长相特别登场的奴隶最受欢迎，因为生活费一样多，他们却是一份较好的财产；他们被借给别人就像被借出现款一样；而且他们可以经营自己的生意，以便他们能发家致富；自由劳动被廉价出卖——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无论如何也要补偿这宗资本的维持费用。大多数奴隶根本没有被使用过。他们以其单纯的存在来完成他们的任务，就像手边的货币储备一样，这种储备不像当时可资利用的金属储备那样有自然限度的限制。正是由于这一事实，对奴隶的需要无限地增长，结果不仅导致了一些纯粹为了得到奴隶而进行的战争，而且引发了私人企业主沿着地中海沿岸（在罗马的默许下）猎取奴隶的活动，并为地方执政官开辟了一条新的发财之道，就是，蓄养一个地区的居民，然后把他们卖作奴隶去还债。提洛岛的市场每天有近万个奴隶交易。当恺撒前往不列颠的时候，不列颠人因为货币短缺造成的罗马的失望，由于有大量的奴隶战利品而得到了补偿。例如，当科林斯被毁灭时，为铸造钱币而把塑像销毁和把居民拿到奴隶市场上去拍卖，在古典人看来，都是为了同一件事，那就是把有形体的东西变换成金钱。
与此截然相反的，是浮士德式的货币的象征——货币被当作功能，它的价值就在于它的效用，而不在于它的单纯存在。这种经济思维的特殊类型，早在公元1000年诺曼人把他们掠夺到的人和土地组织成一种经济力量的方式中就出现了。把这些公爵领地官员的纯粹账面价单（在我们的“支票”、“账目”、“对账单”等词中还留有它的纪念）跟《伊利亚特》的“同时代的”金塔伦比较一下，人们在该文化刚一开始之时就见到了它的现代信用体系的雏形，这种信用体系乃是对此文化的经济模式的力量和持久性的信任的产物，我们意义上的金钱观念和它几乎是一样的。这些财政方法——罗杰二世（Roger Ⅱ）把它移植到了西西里的诺曼王国——被霍亨斯陶芬家族的皇帝腓特烈二世发展成为（1230年左右）一种在动力上远远超过源头的强有力的制度，从而使他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资本家势力”；当这种数学思维的力量和皇室的权力意志相结合，从诺曼底进入法国，并大规模地运用于开发被征服的英国（直到今天，英国在名义上仍是皇室的领地）时，它的西西里方面则被意大利的城市共和国所效仿，并且（因为这些国家的统治贵族不久就把国民经济的方法用到了他们的私人簿记中）在整个西方世界的商业思想和实践中传播开来。稍后，西西里式的方法被条顿骑士团和阿拉贡王朝所采纳，腓力二世时期的西班牙及腓特烈·威廉一世时期的普鲁士的典范的会计技术，我们大概也应归功于这类源头。
然而，决定性的事件是1494年弗拉·路加·帕西奥里（Fra Luca Pacioli）所发明的复式簿记，这种发明与公元前650年左右古典硬币的发明属于“同时代”。在《威廉·迈斯特》中，歌德称这种发明是“人类才智最优秀的发现之一”；这一发明的发明者确实可以毫不含糊地与他的同时代人哥伦布（Columbus）和哥白尼（Copernicus）并驾齐驱。我们的计算方法应归功于诺曼人，我们的簿记方法则应归功于伦巴第人。要注意，诺曼人和伦巴第人也是创作了早期哥特时代最有启发意义的两部法学著作和因其对远洋的渴望而推动了两次美洲发现的那两个日耳曼部族。“复式簿记与伽利略和牛顿（Newton）的体系是基于同一种精神所产生的……它用它们所用的相同的方法，把现象整理为一个精美的体系，它可以说是建立在一种机械论思维的基础上的第一个宇宙秩序（Cosmos）。如同行星世界的宇宙秩序后来被自然哲学的伟大研究所揭示一样，复式簿记用同样的方法为我们揭示了经济世界的宇宙秩序。……复式簿记乃是基于一个逻辑地得出的基本原则，这一原则把一切现象都纯粹当作量来加以理解。”
复式簿记纯粹是参照一个坐标系——其源头就是“商号”——来对价值的空间进行的分析。古典世界的硬币制度只容许用价值量（value…magnitudes）来进行算术累计。在这里，毕达哥拉斯和笛卡儿又是对立的。对于我们来说，用“积分”来形容一项工作是合法的，曲线图表之于经济如同它之于科学一样，是视觉的辅助物。古典经济世界，像德谟克利特的宇宙一样，是依据原料和形式来安排的。一种以硬币为形式的原料带动着经济运动，并在使用它的地方对同等价值量的需求单位施加压力。我们的经济世界是按力量和数额来安排的。货币张力的范围只存在于空间中，并指派给账簿上所记的每一件物品——不管它属于哪一种——正的或负的效用价值。“书上没有的，世上就没有。”但是，如此设想的、唯一可以和古典硬币相比的功能货币的象征，并不是实际的记账，也不是股分凭单、支票或票据，而是在书面上完成功能的行为，有价证券的作用只是这种行为的一般性历史证据。
然而，与此并行的是，西方，在它对古典事物不加怀疑地崇拜的情况下，已在铸造硬币，不仅把它作为主权的标志，而且相信这种有凭有据的货币实际就是与思想中的经济相对应的货币。以完全同样的方式，甚至在哥特时代，我们就接受了罗马法及其将事物和实体性的量相等同的做法，还接受建立在作为量的数的概念基础上的欧几里得数学。就这样，开始了我们的这三种理智的形式世界的演进，这种演进不像浮士德式的音乐以纯粹的、鲜花般盛开的方式进行，而是采取从量的概念中逐步获得解放的形式来进行。数学在巴罗克时代的末期就已经做到了这一点。另一方面，法学甚至到现在还没有认识到它即将到来的任务，但本世纪将要完成这一点，为此就需要那在罗马法学家看来是法律的不言而喻的基础的东西，那就是，经济思维和法律思维的内在一致性，还需要对此二者有着同等的实际的熟悉。在硬币中被象征化的货币的概念与古典的物权法（thing…law）正相一致，但对我们来说，根本就没有类此的一致。我们的整个生活是以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