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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水平上，所有的文明都进入了一个历时数世纪之久的惊人的人口减少的阶段。文化人类的整个金字塔消失了。它自其顶点开始崩溃，首先是世界城市，接着是地方性的城市，最后是乡村本身，乡村的最好血液已经毫无节度地倾注到城镇之中，然而也只能支撑一时。最终，只剩下原始的血液尚留存着，但也已被剥夺了它最强壮、最有希望的因素。这一剩余物便是费拉类型（Fellah type）。
如果说有什么东西已经证明因果律与历史无关这样一个事实的话，那便是人们所熟悉的古典文明的“没落”，这一没落早在日耳曼移民入侵之前就已自行完成。罗马帝国享尽了最完整的和平；它是富足的和高度发达的；它是组织完善的；它拥有从涅尔瓦（Nerva）皇帝到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皇帝的一系列统治者，这是其他文明的恺撒主义所不曾有的。不过，其人口却迅速地和大批地减少。奥古斯都的有关婚姻与子女的严厉法律——其中的婚姻法（Lex de maritandis ordinibus）使罗马社会感到沮丧不亚于瓦鲁斯（Varus）军团的灭亡——大量的收养、不断用野蛮人出身的士兵去填补被抽空的乡村、涅尔瓦和图拉真对穷人家的孩子的大量食物施舍——这一切都不能制止那一进程。意大利，接下来的北非和高卢，最后还有西班牙，它们在早期恺撒们的统治下还是帝国中人口最稠密的地区，而现在都变得空虚了，荒凉了。普林尼（Pliny）的名言——直到今天，这句话还常常被富有意义地引用来说明与国民经济相关的问题——“老实讲，大地产毁灭了意大利，也毁灭了各行省”——颠倒了进程的顺序；如果农民没有被吸纳到城市里去，没有放弃他们的土地（即便不是公开地，至少也是发自内心地），那么，大地产永远也不会发展到这样的程度。最后，在公元193年佩尔提纳克斯（Pertinax）的法令中，可怕的真相被暴露了，依据这个法令，在意大利或各行省的任何人都可以占有无人照料的土地，如果他耕种这块土地，它就是他的合法财产。历史研究者只要严肃地关注一下其他文明，也能到处发现相同的现象。在埃及新帝国时期，尤其是从第十九王朝以后，人口减少的现象已清晰可见了。像阿蒙奥斐斯四世（Amenophis Ⅳ）在特勒阿马尔奈那样的街道宽度——50码宽——相对于古代比较稠密的人口来说已是不可想象的了。还有，“航海民族”的进攻被击退的时候是很少很少的——他们占有领土的机会，当然不比公元4世纪面对罗马世界的日耳曼人占领领土的希望更渺茫。最后，利比亚人（Libyans）向尼罗河三角洲的不断渗透在公元前945年因为他们的一个领袖掌握了权力而达到顶点——这完全就像公元476年鄂多亚克（Odoacer）掌权一样。但是，同样的倾向在恺撒式的阿育王之后的政治佛教的历史中也能感觉到。如果玛雅人口在西班牙征服后很短的时间里就实际地消失了，而且他们空荡荡的大城市重新被丛林所吞没，那就不仅证明了征服者的野蛮——单在这个方面而论，若是面对一个年轻的、丰产的文化人类的自我更新的力量，这种野蛮便完全无能为力——而且证明了一种来自内部的消亡无疑早就已经开始了。如果转向我们自己的文明，我们就能发现，法国贵族的古老家族在大多数情况下不是在大革命时期被灭绝的，而是自1815年开始才灭亡的，并且，它们的这种不育已传播给资产阶级，而自1870年开始，又传播给了大革命后几乎重新崛起的农民阶级。在英国，尤其是在美国——特别是在东部那些世系最好最悠久的州里——罗斯福（Roosevelt）所批评的“种族灭绝”过程早已大规模地开始了。
因此，在这些文明中，我们到处都发现，某个早期阶段的地方城市，接着是演进末期的大城市，都是空荡荡地矗立着，在它们的石堆中，藏匿着少量的费拉人口，他们隐藏在那里，就像石器时代的人住在洞穴和湖边桩屋里一样。撒马拉城到10世纪时已被废弃了；阿育王的首府华氏城在中国旅行家玄奘（Hiouen…tsang）于公元635年左右造访时已只剩下一片庞大而根本无人居住的房屋废墟；还有，玛雅的许多大城市，甚至在科特兹时代就已经是那样了。在波利比乌斯以后的一系列古典作家的笔下，我们读到的那些古老的著名城市的街道已变成了空荡荡的行列，坍塌的架子，家畜在广场和体育场上吃草，而圆形剧场则变成了农田，偶尔点缀着一些雕像和石柱。在我们的（被禁止）的第五个世纪，罗马还只有一个村落那么多的人口，但它的帝国宫殿仍然是适宜居住的。
因此，这便是城市历史的尾声；从原始的以物易物的中心成长为一个文化城市，最后成长为世界都市，为了它那壮丽的演进的需要，它首先牺牲了其创造者的血液和心灵，然后，为了适应文明的精神，它又牺牲了这一成长的最后花朵——就这样，命中注定地，它要走向最后的自我毁灭。
六
如果说文化的早期阶段的特点便是城市从乡村中诞生出来，晚期阶段的特点是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斗争，那么，文明时期的特点就是城市战胜乡村，由此而使自己摆脱土地的控制，但最后必要走向自身的毁灭。城市是无根的，对宇宙事物是无感觉的，它不可变更地把自己委身于石头和理智主义，由此产生了一种形式语言，以复制城市本质的一切特征——这不是一种生成和成长的语言，而是一种既成和完成的语言，它当然能够改变，但不能进化。现在，主宰一切的不是命运而是因果律，不是活生生的方向而是广延。由此言之，一种文化的每一形式语言及其进化的历史，都要依附于其源头性的点，而文明化的形式则可以四处为家，因而只要出现了，便能无限地扩展下去。确确实实，汉萨同盟（Hanse）在北俄罗斯的贸易中心的城镇的建筑是哥特式的，西班牙人在南美洲的建筑是巴罗克式的，但是，在西欧的范围以外，哥特式的风格历史的演进，哪怕最短小的一章，也是不可能的，亦如阿提卡或英国的戏剧，或赋格曲的艺术，以及路德式的或奥菲斯式的宗教，不可能为外来文化的人民所传播甚至内在地吸收一样。但是，亚历山大里亚学派和我们的浪漫主义的本质，却是无区别地属于一切都市人的东西。浪漫主义标志着歌德以其广阔的视野称作世界文学的东西的开始——这是居于领导地位的世界城市的文学，那土生土长但受到忽视的地方性的文学，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存而到处同它做着艰苦的斗争。威尼斯的国家，或腓特烈大帝的国家以及英国式的议会（作为一种有效的现实），是不可能复制的，但“现代宪法”却可以“引进”到非洲或亚洲的任何国家，如同古典的城邦可以在努米底人（Numidians）和古代不列颠人当中建立起来一样。在埃及，通用的书写文字不是象形文字而是字母文字，这无疑是文明时代的一种技术发明。所以，一般地说，它不是像索福克勒斯（Sophocles）的希腊语或路德的德语那样的真正的文化语言，而是像通用的希腊语、阿拉伯语、巴比伦语、英语那样的世界语言，是世界城市中日常的实际用法的产物，是任何人和每个人都能学会的。因此，在所有的文明中，“现代”城市采取了越来越统一的类型。我们无论走到哪里，对我们来说，哪里就是柏林、伦敦和纽约，就像罗马的旅行家一样，可以在帕尔迈拉（Palmyra）、特里尔（Trier）或迪姆加德（Timgad），或一直延伸到印度河及咸海的各希腊化城市中，发现他自己的城市中的那种圆柱建筑、有雕像的广场和神庙。但是，如此传播出去的东西，并不是一种风格，而是一种风味，不是真正的习俗，而是样式主义，不是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