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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态如此发展，端在保罗一人。在他的实践能量面前，其他一切的情感都算不了什么，因此，年轻的教会就坚决地采取了城市的和西方的走向，积重难返，以致到后来竟把余下的异教徒叫做“pagani”——乡巴佬。这便产生了一种巨大的危险，只有年轻和青春的力量方能使那成长中的教会拒斥它；古典城市的费拉世界却双手紧握着这危险，那紧握的痕迹至今仍清晰可见。但是，——这已与耶稣的本质相距何等遥远！要知道，耶稣毕生都与乡村和乡下人结下了不解之缘！对于那个他生于其中的假晶现象，他根本不曾关注；他的心灵中没有它的影响的丝毫踪迹——而现在，在他以后仅仅一代人，也许他的母亲尚在人世的时候，由他的死所产生出来的东西，已经变成了那种假晶现象的目标构成之中心。古典城市也立即成了仪式与教条演化的唯一剧场。共同体只是偷偷地、不引人注意地向东扩展。大约在公元100年的时候，基督教徒已经越过了底格里斯河，但就教会的发展而论，基督教徒及其信仰几乎还是不存在的。
这时，从保罗的贴身随从当中出现了第二次创造，正是这次创造，根本上规定了新教会的形式。有人大声呼吁把耶稣的人格和故事写成诗的形式，不过，仅仅由于一个人，才真正有了福音书，那就是马可。在保罗和马可的面前，所能有的乃是共同体的一个坚固的传统，那便是“福音书”，一种连续宣讲的传说，而支撑这一传说的，乃是那些不成形的、不重要的、用阿拉米语和希腊语写就但又根本没有定稿的注解。当然，不管怎样，严肃的文卷迟早总是要出现的，但它们的自然形式，作为那些曾与耶稣一起生活过的人的精神（以及一般的东方精神）的产品，只会是耶稣的言论的一种正典汇编，是对这些言论的扩展和结论性的界说，并要附以宗教会议的经文注解和围绕第二次降临的经文评注。但是，在这个方向上的任何尝试都被《马可福音》彻底地终止了，后者写于公元65年左右，跟“保罗书信”的最后几篇差不多同时，而且和“保罗书信”一样，也是用希腊文写的。对于那本小书的意义，作者也许丝毫不会有所怀疑，但它不仅使他成为了基督教中最为重要的人物之一，而且使他成为了一般的阿拉伯文化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一切旧的尝试都从此消失了，留下的“福音书”形式的文字作品成为了有关耶稣的唯一资料。（也正是因此，“福音”这个词从意指佳音的内容，变成了意指形式本身。）这个作品乃是保罗的文学圈子的愿望的产物，这些圈子从未听到过耶稣的同伴有关耶稣的任何话语。它是自远处看到的一幅天启式的生命图象；亲历的经验被叙述所取代，而叙述又是这样的平易直率，以至于启示的倾向渐渐地感觉不出来了。不过，“启示录”乃是它的前提。构成《马可福音》的实质的，不是耶稣的言论，而是以保罗的形式呈现出来的耶稣的教义。第一本基督教的书是从保罗的创造中产生出来的。但是很快地，后者本身若是没有这本书和它的后继者，就会变成不可想象的。
因为当时还产生了一种事物，那便是基督教民族的祀拜教会，这是天生的经院学者保罗所不曾设想但又是他的作品的倾向所不可避免地要导致的。由于调和派的教理共同体已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自我意识，因而吸引了无数古老的城市崇拜和新的麻葛崇拜的结合，并通过一种最高的崇拜赋予了该结构以拜一神教的形式，而最古老的西方共同体的耶稣崇拜因长期的分解和充实，故而也包容了另一些类此的崇拜。围绕着耶稣的诞生——门徒们对此一无所知——衍生出了一整套他的童年故事。在《马可福音》中，这套故事尚不存在。实际上，在古老的波斯教的天启观念中，苏什扬特作为末日的救世主就已经相传是一个处女所生。但是，西方的新神话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并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后果。因为在假晶现象的地域之内，在耶稣的身侧立即产生了一个人物，对她来说，耶稣是圣子，她已超越了耶稣的形象——这便是圣母。她和她的圣子一样，代表着一种如此具有吸引力和诱惑力的单纯人类命运，以至于她凌驾于调和宗教全部的一百零一个童贞女和圣母——伊西斯、坦尼特（Tanit）、赛比利（Cybele）、得墨忒耳——之上，凌驾于有关出生与痛苦的一切秘密之上，并最后还把它们都汇聚到自己身上。在伊里奈乌斯（Irenaeus）看来，她是新人类的夏娃。奥利金则力言她代表永恒的童贞。由于她生了救世主，故实际上是她救渡了世界。也因此，马利亚“狄奥托可斯”（Theotokos）（生上帝者）是古典疆界以外的基督教徒的一大绊脚石，而这一观念在教义方面的发展使得一性论者和聂斯脱利派教徒脱离教会，去重建了纯粹的耶稣宗教。但是，当浮士德文化觉醒过来，觉得需要一个象征去表达其对于时间之无限的原始情感和展示其对于世代绵延的感受的时候，它又确立了“忧愁圣母”（Mater Dolorosa）而不是受难的救世主的地位，以作为哥特时代日耳曼天主教的中心；在那充盈着光辉丰沛的内在性的整个若干世纪里，这个女性形象成了浮士德式的世界感的综合，成了所有艺术、诗歌和虔信的对象。甚至今天在罗马天主教会的仪式和祷词中，尤其是在它的信众的心目中，耶稣的地位都次于马利亚。
伴随着马利亚崇拜一起，出现了无数的圣徒崇拜，其数目肯定超过了古代地方神；当异教教会最终归于消灭时，基督教教会就能以圣徒崇拜的形式把全部的地方崇拜吸收进来。
保罗和马可在另一件具有无可估量的广泛重要性的事情上也是关键人物。与最初的期望适得其反，保罗传教的结果，是希腊文成了教会的语言，并步第一福音书的后尘，成了一种神圣的希腊文学的语言。读者尽可以换用别的方式考虑这一变化的意义。耶稣教会被人为地同它的精神源头割裂了，而依附于一种外来的、学术的因素。其和阿拉米本土的民族精神的接触也已经丧失了。从此以后，前述的两种祀拜教会拥有了同样的语言，同样的概念传统，来自同样的学派的同样的书本文学。而东方的较此远为朴实清新的阿拉米文学——真正的麻葛文学，用耶稣及其伙伴的语言思考和写就的文学——被排出于教会生活以外，再也不能与后者携手并进了。它们再也读不懂了，它们逐渐退出了人们的视线，最终被人们彻底遗忘。尽管波斯圣经是用阿维斯塔文写的，犹太圣经是用希伯来文写的，但那毕竟是它们的作者和注释者的语言；而耶稣的教训以及其次有关耶稣的教训，都是取自整个启示录的语言；最后，美索不达米亚所有大学的学者所用的语言是阿拉米语。所有这些全都从视野中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两种祀拜教会的经院学者都同样地从他们那里各取所需，都同样地研究他们，也都同样地误解他们。
在这方面的最后一步是由这样一个人尝试的，他在组织才能上与保罗旗鼓相当，在才智的创造力上则大大超过了保罗，但对可能性和现实性的感受却远不如保罗，因而没能完成他所设想的雄伟计划——这就是马西昂（Marcion）。马西昂在保罗的创造及其后果中只看到了建立真正的救赎宗教的基础。他觉得，两种具有相同圣经即犹太正典的宗教不留余地地彼此相争是很荒谬的。在今天的我们看来，这种情形的发生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但事实就是如此，而且延续了一个世纪——但是我们必须记住，在每种麻葛信仰中，一种神圣的经文总意味着什么。在这些经文中，马西昂看到了真正的“反对真理的阴谋”，看到了对于耶稣所意欲的教义来说最紧迫的危险，在他看来，这教义还没有实现。先知保罗曾宣布旧约已经完成，并告结束——而创教者马西昂则宣称旧约被打败了，被勾销了。他竭力想删除一切犹太教的东西，直至细微末节。从始至终，他都只是在攻击犹太教。像每一个真正的创教者一样，像每一个宗教创造时期一样，像琐罗亚斯德、以色列的先知一样，像荷马时期的希腊人一样，像皈依了基督教的日耳曼人一样，他把旧神变成被打败的力量。作为创世主的耶和华，即造物主，是“公义之神”（Just），因而亦是邪恶之神；而耶稣作为救世主的化身，在这一邪恶的造物中是“外来的”——就是说，是善的原则。在这里，毫无疑问有着麻葛情感尤其是波斯情感的基础。马西昂来自密特拉达狄帝国（Mithradatic Empire）的古都锡诺普（Sinope），这个地方的宗教由其国王的名字就可以看出来。这里古时候也是密特拉崇拜的发祥地。
但是，属于此一新的教义的，正是新的圣经。在此之前，一直代表着整个基督教界之正典的“律法书与先知书”，只是犹太教的上帝的圣经，而事实上，它们也是刚刚由雅卜那（Jabna）的最高议事会最后定形的。这样一来，基督徒手中所持的就是一部魔鬼之书，故而现在，马西昂就用救世主－上帝的圣经来与之对抗——这新的圣经，同样是那时仍在共同体中流行的作品的汇集和整理，这些作品原本只是简单的教规书籍，并无成为正典的诉求。他以唯一真正的“福音书”来取代了“托拉”，而这个“福音书”，便是他从纷杂凌乱并且在他看来陈腐虚假的诸“福音书”中统一整理出来的。他还以耶稣的唯一先知即保罗的“书信”来取代了以色列的诸“先知书”。
就这样，马西昂变成了“新约”的真正创造者。但也正是因为这个原故，我们就不能忽略那位与他有着密切联系的神秘人物，那位很久以前就“以约翰之名”写下了“福音书”的人物。这个作者的意图既不是要扩充，也不是要取代原有的诸“福音书”；他所做的——不同于马可，他是有意识地做的——就是要去创造一个全新的东西，创造基督教的第一部圣书，或者说新宗教的“古兰经”。这本书将要证明，这一宗教已经被想象成了某个完整的、永恒的东西。有关世界末日已迫在眉睫的观念——耶稣一直怀有这样的观念，甚至保罗和马可一定程度上也这样认为——已经被“约翰”和马西昂抛在了脑后。启示录的观念已经终结，而神秘主义正开始滋生。他们的教义的内容不是耶稣的说教，甚至也不是保罗有关耶稣的说教，而是宇宙之谜，即“世界洞穴”。这里没有“福音书”的问题；作为世界事变的意义和手段的，不是救世主的形象，而是逻各斯的原则。耶稣童年的故事又一次被抛弃了；神不是“生”出来的，他本来就“在”，他以人之形体飘荡于人世。这个神是三位一体——上帝、圣灵和圣言（the Word of God）。基督教最初的这本圣书第一次包含了麻葛的“实体”问题，该问题主导了随后的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