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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已。在一开始，是理性主义无可救药的消散，接着，青春时期的形式成为可见的，最后，原始宗教的整个世界——它在早期信仰的伟大形式面前已经隐退了——重又强有力地回到前景，不过是在大众调和主义的伪装之下。这种调和主义在每一文化的这个阶段都存在。
每一个“启蒙时代”都是从无限制的理性乐观主义——并且总是和大都市的类型关联在一起——向着同样无限制的怀疑主义前进。那至高无上的醒觉意识，由于受到城墙和人工建筑物的阻挡，而与它前后左右的活生生的自然和土地相隔离，因而对于自身之外的事物一无所知。它把批判运用于其想象的世界，它已经清除了对于世界的日常的感觉经验，并一直这么做，直至发现最后和最微妙的结果，即形式的形式——而醒觉意识本身，可以说是一无所有。至此，作为一种批判性的世界理解方式的物理学，其可能性随之消散殆尽，对于形而上学的渴望重新出现。但是，那促成第二信仰的，并不是有教养的、浸淫于文学之中的文人雅士的宗教消遣，更不是心智的作用。它的根源在于从民众中不知不觉而又自发地兴起的纯朴信仰，这信仰认为现实性中有着某种神秘的性质（有关它的正式的证明，现今被认为是无聊的、令人厌烦的文字游戏）；另外就是同样纯朴的内心需要，这种需要总是以祀拜的方式来虔敬地对待神话。纯朴的信仰和纯朴的内心需要，这二者的形式都是不可预见的，更无法挑选——它们自行呈现，并且就我们自身而论，我们离它们尚十分遥远。但是，孔德（te）和斯宾塞，以及唯物论、一元论和达尔文主义的已有见解——它们曾激起19世纪最优秀的心灵如许的热情——已成为与乡野同类相适应的世界观。
在公元前250年左右的时候，古典哲学就已耗尽了它的根基。从那时起，“知识”不再是一种持续不断地试验和增长的仓库，而是对此的一种信仰，这信仰基本上由于习惯的力量，但还能使人相信，这应归功于古老的、训练有素的方法论。在苏格拉底的时代，就已经有了理性主义，那是有教养的人的宗教，在它之上，是学者的哲学，在它之下，是民众的“迷信”。现在，哲学已向着一种理智的信仰发展，而大众的调和主义则向着一种实在的信仰发展。两者的趋势是一样的，而神话信仰和虔诚也开始传播开来，不过方向不是向下，而是向上。哲学得到的很多，给予的却很少。在诡辩学派和犬儒学派的唯物主义中间，开始出现了斯多亚学派（Stoa），它沿着寓言的路线来解释整个神话，而在餐桌上向宙斯祈祷——此乃是古典的第二信仰最美丽的遗风之一，早在克利安泰斯（Cleanthes）（死于公元前232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在苏拉的时代，出现了一个属于上流社会的斯多葛主义，还有一个大众的调和主义，前者彻头彻尾地是宗教的，后者则把弗里吉亚（Phrygian）、叙利亚、埃及的崇拜和无数几乎已被遗忘的古典秘仪结合在一起——这与佛陀的开悟发展成为适合学者的小乘（Hinayana）和适合民众的大乘是完全一致的，也与博学的儒家与道家之间关系是完全一致的，这种关系不久就成为中国调和主义的容器。
与“实证主义者”孟子（公元前372～前289年）同时代，突然出现了一种强有力的趋向于炼金术、占星学和玄秘主义的运动。这究竟是一种新生事物还是旧的中国神话情感的复苏，长期以来，人们对这一话题的讨论是乐此不疲——但是只要稍微看一下希腊化时期，就可以找到答案。这种调和主义是“同时”出现于古典世界、中国和印度，以及大众伊斯兰教当中。它常常是开始于理性主义者的学说——斯多亚派、老子、佛陀——而借由农民的、青春时期的和各种所能想象得到的外在的动因来使它们得以贯彻完成。从公元前200左右起，古典的调和主义——不要将它与后来的麻葛式假晶现象相混淆——就开始从奥菲斯主义，从埃及，从叙利亚搜求动因；从公元前67年起，中国人就开始从印度佛教中引入大众的大乘佛教，佛经作为经咒和佛像作为崇拜对象，由于是来自外土，故而认为其神力尤其广大。老子原来的学说很快就消失了。在汉初的时候（约公元200年），神兵天将不再是“道德的化身”，而成为仁慈的存在。风、云、雷、雨诸神又回来了。大量的旨在借助神力驱除恶魔的崇拜获得了立足之地。正是在那个时期，出现了——无疑是源自于前孔子哲学的某些基本要素——盘古的神话，后来的一系列神话中的皇帝就导源于此。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逻各斯的观念也走相同的发展路线。
佛陀所教导的有关生活方式的理论与实践是厌世绝智的结果，与宗教问题毫无关系。然而，就在印度“帝国”时期之初（公元前250年），佛陀本人就已经成为一尊坐式神像；而只有博学之士才能领悟的涅槃理论，也越来越让位给有关天堂、地狱和得救的实在教义，这教义——与在其他调和主义中一样——借用了外来的源头，那就是波斯教的启示录。在阿育王时代，佛教已经有了十八个教派。大乘的得救教义的第一个伟大先驱是诗人兼学者的马鸣（Asvagosha）（约公元前50年），而它的臻于完善却要归功于龙树（Nagarjuna）（约公元150年）。但是，与这种教义相平行的，却是整个原始印度神话的重新流行。毗湿奴（Vishnu）和湿婆（Shiva）的宗教在公元前300年时就已经定形，并进而采取了调和的形式，由此，黑天（Krishna）和罗摩（Rama）的传说现在都转归于毗湿奴。我们在埃及新王国时期可看到同样的情形，在那里，底比斯的阿蒙（Amen）形成了一个广泛的调和主义的中心；还有在阿拔斯王朝的阿拉伯世界，在那里，民间宗教及其炼狱、地狱、末日审判、神圣的卡巴（Kaaba）、逻各斯－穆罕默德、神仙、圣徒和幽灵等，把原始的伊斯兰教全都赶到了背景之中。
在这样的时代，仍然会有少数高级的智识之士，例如尼禄的导师塞涅卡（Seneca）和他的反类型即拜占廷恺撒主义阶段的那位哲学家、皇室老师兼政治家普塞罗（Psellus）；又如斯多葛学派的马可·奥勒留和佛教徒阿育王——他们本身就是恺撒式的人物；再如法老阿蒙霍特普四世（Amenhotep Ⅳ）＇埃赫纳通（Akhenaton）＇，他的具有深刻意义的试验被有权势的阿蒙祭司阶层视作是异端看待并加以破坏——这种危机，阿育王无疑也要从婆罗门那里去面对。
但是，恺撒主义本身，在中国和在罗马帝国都是一样，催生了一种皇帝崇拜，并由此而集结为一种调和主义。有一种荒谬的观点认为，中国人对在世的皇帝的崇敬乃是古代宗教的遗风。在中国文化的整个历程中，根本就没有皇帝。国家的统治者被称之为“王”（亦即国王），在中国的奥古斯都取得最后胜利之前不到一个世纪的时候，孟子曾以具有我们19世纪的口吻说道：“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有关最早的皇帝的神话学，毫无疑问，是由孔子和他的同时代人汇集而成的，其宪法和社会伦理的形式，是受到他们的理性主义目的控制的。而中国的第一位恺撒，就是从这种神话中借用了封号和祀拜观念的。把人提升到神，是回到青春时期的一次完整循环，在那里，神转变成了英雄——这些英雄与那些皇帝和荷马史诗中的那些人物完全相似——而这几乎是这第二等的所有宗教的一个显著特征。公元57年，以一种官方崇拜的方式，孔子本人被神化，佛陀的神化还要更早。阿尔·伽萨尼（Al Ghazali）（约在公元1050年）曾帮助催生了伊斯兰世界的“第二信仰”，现在，在大众信仰中，他成为了一位神，被当作圣徒和救星受到爱戴。在古典世界的哲学学派中，也曾有过对柏拉图和伊壁鸠鲁（Epicurus）的崇拜；亚历山大自命为是赫刺克勒斯的后裔，以及恺撒自命为是维纳斯的后裔，都直接引发了对先帝亡灵的崇拜，在那里，不复为人记忆的奥菲斯派的想象和家庭宗教获得了重生，正如中国的皇帝崇拜包含了其最古老的神话学的特征一样。
但是，随着皇帝崇拜的出现，在这两种的每一个当中，立刻产生了想使第二信仰成为固定组织的企图，这种组织不管叫什么名字——教派、教团、教会——始终都是对青春时期那活生生的形式的僵硬的重构，并且赋予了这些形式一种犹如“种姓”之于“身份”那样的关系。
甚至在奥古斯都的改革中，也有迹象显示出这种倾向，例如阿尔瓦尔兄弟会仪式，这乃是对消亡已久的城市祀拜的人为复兴，但其共同体或教会组织却只是开始于希腊主义的神秘宗教，甚或密特拉主义，而它的发展在接踵而至的古典文化的衰落中又中断了。在埃及，相应的特征是公元前11世纪时底比斯的祭司－国王所建立的神权国家。在中国的类似情况是汉代的各种道教教派，特别是张鲁所创立的教派，这个教派曾引起可怕的黄巾之乱（令人想起罗马帝国的地区宗教叛乱），破坏了整个地区并导致了汉朝的覆灭。与道教的这些苦行教会及其严格性和粗野的神话学形成对偶体的，是晚期拜占廷的僧侣国家，例如斯图狄翁（Studion）隐修院和1100年建立于亚陀斯（Athos）的修道院自治团体，它们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佛教。
最后，第二信仰在费拉宗教中传布开来。在这里，世界都市的虔诚与地方的虔诚之间的对立，完全就像原始文化与高级文化之间的对立一样，再次消失了。这里所意味的东西，上一章所讨论的费拉民族的概念已经告诉我们了。宗教成为完全无历史的；在那里，从前是几十年就构成一个时代，现在好几个世纪都不值一提就过去了，而表面的起伏变化只有助于揭示内在状态不可变更的终局。“儒教”作为孔子的国家学说的一种变体而出现于中国（1200年），可它什么时候出现的，它是否成功，这一切都变得无关紧要了。同样地，早就变成人民的多神论宗教的印度佛教在新婆罗门教＇它的大神学家商羯罗（Sankhara）大约生活在8世纪＇面前举手投降也不表明什么，而对于后者就是知道它是何时变成了印度教中的梵天（Brahma）、毗湿奴和湿婆，也没有什么重要关系。反正总是会有且永远会有一帮具有卓越才智和思想、完全自足的人士，例如印度的婆罗门、中国的钦官和使希罗多德感到吃惊的埃及的祭司等，来完成这一切。但是，费拉宗教本身又一次是彻头彻尾的原始宗教——例如，埃及第二十六王朝的动物崇拜，构成中国的国家宗教的佛教、儒教和道教的糅合，当代东方的伊斯兰教。阿兹特克人的宗教很有可能是另外的情形，因为，正如科特兹所看到的，它似乎与玛雅人的高度理智化的宗教确乎相距甚远。
七
犹太人的宗教自耶胡达·本·哈列维（Jehuda ben Halevi）时代以来也成了一种费拉宗教，哈列维（和他的伊斯兰教师阿尔·伽萨尼一样）用一种不适当的怀疑主义来看待科学的哲学，并在《卡沙耳王》（Kuzari）（1140年）中除了把它看作正统神学的婢女之外，拒绝承认它有任何地位。这与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