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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我们看到，等级有一种自然的构造，这构造在其演进和作为中形成了每一文化的生命历程的基本结构。这构造的形成并不是由于什么特殊的决定；革命只有在成为演进的形式而非某个私人意志的结果的时候，才能改变这种构造。从其充分的宇宙意义来说，这构造从未进入实干家和思想家的意识，因为它在人类身上藏得太深，以至于它仅仅只是一个自明的事实。人们只是从表面找一些口号和理由，然后站在历史的一方为它们而战，并从理论上将历史视为一种水平的层积，而实际上，历史乃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相互渗透的整体。首先，贵族和僧侣是从空廓的景致中出现的，并呈现出存在和醒觉存在、时间和空间的纯粹象征意义。接着，在一方面掠夺、另一方面探索的情况下，产生出了低级象征力量的双重类型，它们在都市晚期以经济和科学的形态升格为主导力量。在这两种存在之流中，命运和因果律的观念被无情地和反传统地思考到了极至。这时涌现出了两种力量，那就是金钱和才智，它们由于势不两立而从英雄主义和圣徒理想中分离出来，它们与那两种理想的关联就犹如城市与乡村的关联。从此以后，财产就被叫作财富，世界观被叫作知识——一个是去神圣化的命运，一个是凡俗的因果律。但是，科学与贵族也是矛盾的，因为科学的精神既不是去证明，也不是去探究，而只是“是”。“怀疑一切”（De omnibus dubitandum）是一个市民的态度而非一个贵族的态度，同时，它与僧侣的基本情感也是矛盾的，因为对于僧侣来说，批判的正当角色应当是婢女的角色。经济也在此发现了它的敌人，那敌人以苦行主义的道德形态拒斥牟取钱财的行为，如同真正以土地为根据地的贵族鄙视赚钱一样。甚至旧时的商人－贵族在大多数情形中也都消亡了＇例如汉萨同盟市城（Hanse Towns）、威尼斯、热那亚＇，因为它的传统使得它不可能也不会与大城市的商业眼光情投意合。而且，由于这一切，经济和科学本身也是相互敌对的；在赚钱和知识之间、会计室和研究室之间、商业的自由主义和空想的自由主义之间的冲突中，我们再一次遇到了行动与沉思、城堡与大教堂之间那传统的巨大对立。这样的事物秩序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出现在每一文化的结构之中——因此，在社会的方面或在历史的其他方面具备了一种比较形态学的可能性。
整个地存在于真正等级的范畴之外的，是手工业者、公务员、艺术家、劳动者的行业阶级（calling…classes），他们的行会组织（例如，中国的铁匠、埃及的书吏以及古典世界的歌手的行会）早在古代之初就有了，他们由于专业上的分离（这种分离有时甚至切断了他们与其他人的婚姻关系）而实际上发展成为一些真正的部落，例如阿比西尼亚的法拉沙人（the Falasha of Abyssinia）和《摩奴法典》中提到的首陀罗阶级。他们的分离纯粹是由于他们的技术上的成就，因此不是由于他们是时间和空间的象征主义的容器。他们的传统同样只局限于他们的技术，而不关涉他们自己的习俗伦理或道德，诸如此类的东西通常只有在经济和科学中才会看到。由于有贵族出身，法官和军官也是阶级，而公务员则是一种职业；由于有僧侣的出身，学者也是一个阶级，而艺术家只是一个职业。荣誉感、良知在某一个场合是依附于身份，在另一些场合则是依附于成就。在前一种情形中，每个范畴都会有一些象征主义的东西，即便其象征性还很微弱；在后一种情形中，任何范畴都不具备这种东西。结果是，某些奇怪的、不规则的、常常还有不体面的东西就附着在那些行业阶级的身上——例如，只要想一想刽子手、优伶、江湖卖艺者或古典时代对艺术家的评价。他们的阶级或行会与普通社会是分离的，或是从其他社会等级＇或个别的庇护人和梅塞纳斯之流（Maecenases）＇中去寻求保护，但要他们投合那个社会，他们是做不到的，他们的这种无能，在古代城市的行会战争和艺术家的天性与举止上的种种怪癖中都有表现。
等级问题——贵族和僧侣（3）
五
因此，等级或阶级的历史——我们原则上忽视了职业阶级（profession…classes）的历史——乃是高等人类的形而上因素的一种体现，如果这种因素可以在涌动的生命形态——文化的历史就是在这些形态中并沿着它们的方向走向完成的——中获得伟大的象征意义的话。
在一开始，获得明确界定的农民类型是新生事物。在加洛林王朝时期，以及在沙皇俄国的“村社”（Mir）制度下，耕种土地的是自由民和农仆，但没有农民。只有当出现了一种不同于那两种象征性的“生活”的情感时——这使我们想起了弗雷丹克（Freidank）的《谦逊》（Bescheidenheit）——这种生命才变成为一种等级，一种最完满意义上的滋养性的等级，变成为伟大的植物文化的根，它把根须深深地扎在大地里，不声不响地、孜孜不倦地把全部的汁液吸收过来，输送到上面的部位，那是枝干在历史之光中巍然屹立的地方。它不仅用它从土壤中得来的养料去滋养那伟大的生命，还用从大地得来的其他收获——它自己的血液——去滋养它们；因为，千百年来，血液不断地从村庄流向高处，在那里获得高级的形式，维持着高级的生活。这种关系（从贵族的观点看）被称作隶属关系，我们发现它出现于——不论在每一场合下的表面原因是什么——公元1000年至1400年间的西方以及属于“同时代”的其他文化中。斯巴达的希洛人就属于这一类，古罗马的“门客”（clientela）也同样如此，公元前471年以后，乡村的平民（Plebs）——亦即一种自由的自耕农——就从这种“门客”中成长起来。其实，令人吃惊的是在晚期罗马的东方的假晶现象中出现的这种渴望象征形式的力量，在那里，奥古斯都所建立的元首政治的种姓制度（它又划分为元老官吏集团和骑士官吏集团）向后倒退，直到300年左右，它又回复——只要是麻葛式的世界感盛行的地方——到与1300年哥特时期相类似的状态，事实上，那正是它那个时代的萨珊帝国的状态。从一种高度文明的行政的政界中，出现了一个由地方元老、乡村骑士和市镇政客组成的小贵族阶级，他们亲自对元首负责，并负责所有开销——这是一种开倒车的封建主义——逐渐地，他们的地位成为世袭的，正像在埃及的第五王朝、西周时代和十字军时代的欧洲所发生的情形一样。军人身份，不管是军官还是士兵都一样，也以相同的方式成为世袭的，他们的服役是一种封建义务，其他的一切，戴克里先直接地将其写进了正式的法律。个人被牢牢地束缚在身份之上＇人身依附（corpori adnexus）＇，这种原则更被推广到一切行业，强制人们成为行会成员，就像在哥特时期或古埃及的情形一样。但是，首要的是，从晚期古典的“大庄园”（Latifundia）的奴隶经济的废墟中，必然地出现了世袭小农的隶农制，而大地产则变成了行政专区，庄园主则负责征收专区的租税和按规定比额招募新兵。在250～300年间，“隶农”法定地被束缚在土地上。也正是由此，封建领主和附庸作为阶级与阶级的分化被完成了。
每一种新兴的文化都可能有它的贵族和它的僧侣。显而易见的例外只是由于有形的传统的缺乏。今天我们知道，在古代中国是存在真正的僧侣阶层的，我们同样可以自明地指出，在公元前11世纪奥菲斯主义初期也有一个僧侣等级存在——当我们在史诗人物卡尔卡斯和提瑞西阿斯的身上看到对此的明显暗示时，就更加确信这一点了。同样地，在埃及，封建制度的发展也以早在第三王朝时期就出现了的原始贵族为前提。但是，这些等级最初借以实现自身、接着借以支配历史进程——塑造历史、推动历史，甚至在自己的命运中代表历史——的形式和力量就取决于每一个别文化及其整个的形式语言赖以建立的原始象征。
贵族整个地是植物性的，处处都源出于土地，土地是它的原始财产，它和土地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它处处都具有家族即氏族的基本形式（因此，历史的“另一”性别即阴性也在其中表现出来），它通过追求绵延——即血统的绵延——的意志而将自身体现为时间和历史的伟大象征。显然，建立在个人信任基础上的诸侯国家的早期官阶制度处处——在中国和埃及，在古典世界和西方世界——都经历了相同的发展过程，先是设置准封建的宫廷官职和显位，而后寻求与土地的世袭联系，最后就变成了贵族家系的始源。
浮士德式的追求无限的意志在谱系学的原则中得到了体现，这一原则——看似有点陌生——是这个文化所特有的。而且，在这个文化中，这一原则密切地渗透着和塑造着所有的历史形式，尤其是国家本身的形式。那种坚持要了解此前各个世纪其自身血统之命运并想对其始祖的时代和来历找出文献证据的历史意识；那种有足够的证据去说明现有的财产和遗产是来自或许五百年前缔约的一桩婚姻的谱系树的小心排列；那种关于纯血统、门第相当、不相称的婚姻的观念——所有这些都是在时间上追求方向的意志，是追求时间的悠远的意志。再也找不出这方面的第二个例子了，除了在埃及的贵族中有可能，并且在埃及，所能获得的可资比较的形式也十分薄弱。
反之，古典类型的贵族与父系家族现时的等级有关，并要由此一直追溯到一种神话性的源头，这源头根本不意味着历史意识，而只是表明了一种对于给此时此地的生命一点壮丽的背景的渴望，至于历史的可能性是怎么样的，则全然不顾。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解释个人的另一种无益的天真想法，即他天真认为他的远祖与提修斯和赫拉克勒斯处在同一地位，并为自己编制了一套家谱（甚至可能几套，如亚历山大所为）；才能解释那些德高望重的罗马家族想把享有盛名的祖先的名字强行纳入古代执政官的名单中的轻率想法。在一个罗马贵族的葬礼中，伟大祖先的蜡制假面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