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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随着高级文化类型的出现，这个“彼物”让位于一种强有力的统一倾向。在原始文化中，部落和氏族是仅有的生气勃勃的存在物——当然是不同于个体的人的存在物。然而，在高级文化这里，文化本身就是这样的一种存在物。一切原始的东西皆是一个总和——原始组群的表现形式的总和。反之，高级文化即是某个单一的巨大有机体的醒觉存在，这个有机体不仅使习俗、神话、技术和艺术，而且使并存于其中的民族和阶级，都成为某个单一的形式语言和某个单一的历史的容器。我们所知道的最古老的言语属于原始文化，并有它自己的无法则的命运，这种命运是不能从诸如装饰或婚姻这类东西的命运推导出来的。但是，文字的历史则完全属于几种高级文化的表现的历史。埃及文化、中国文化、巴比伦文化、墨西哥文化，每种都在其前文化时代就已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字——反之，印度文化和古典文化却没有出现这种东西，而是在很晚的时候才承接了一个近邻文明的已高度发展的文字；还有，在阿拉伯文化中，每一种新的宗教和教派皆即时地创造了其特殊的文字——所有这些事实都和这些文化的一般形式历史及其内在意义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我们有关人的知识都局限于这两个时代，它们当然不足以证明，任何一种有关可能的或确定的新时代的结论，或有关这些新时代的“何时”和“如何”的结论的正确性——更不用说这样一个事实的正确性，那就是，那些支配着作为一个种类的人类历史的宇宙联系，无论如何，是我们的手段所完全无法接近的。
我所说的思想和观察只限于对现实的观相。当“知人论世者”的经验对他的环境，或者说当“行动者”的经验对他的事实变得全然无效时，这种见解也就走到了它的极限。这两个时代的生存乃是一种历史经验的事实；进而，我们对原始文化的体验，不仅在于在它的遗迹中探寻到某个自足的和与世隔绝的东西，而且在于凭借我们与原始文化的内在关系（一直持存于我们之中），来对原始文化更深层的意义作出反应。但是，第二个时代向我们敞现了另一种十分不同的经验。高级文化的类型在人类历史领域突然出现，这是一种偶然，其意义现在还无法探究。当然，很有可能，这是在地球历史的领域发生的某种突然事件，它使一种新的不同形式成为了现象的生存。但是，我们面前有八种这样的文化，它们全都具有同样的结构、同样的发展和同样的绵延期，这一事实表明，我们用比较的方法观察它们是有道理的，因此也表明，我们把它们看作是可以比较的，我们用比较的方法研究它们，以及从我们的研究中获得一种能使我们回顾过去并前瞻未来的知识，是合理的——假定一种不同秩序的命运通常不会以另一种形式世界来突然从根本上替代这一形式世界。我们这样来处理的通行证，就来自于有机存在的一般经验。如同我们不能在猛禽类动物或松柏类植物的历史中来预言一个新的物种是否和何时会出现一样，我们也不能在某一文化的历史中来预言一种新的文化是否和何时会出现。但是，每当这样的时刻，即当一种新的存在物在子宫里孕育，或一棵种子落在泥土里时，我们就知道这个新的生命过程的内在形式；我们也知道，它的发展和实现的平稳过程可能会被外部力量的压力所干扰，但永远也不会被改变。
这一经验进而还教导我们，那在目前已经掌控了整个地球表面的文明并不是第三个时代，而只是西方文化的一个阶段——一个必然的阶段，其与它的相似物的区别仅仅在于它的扩张倾向的强烈性。在此，体验终止了，一切有关何样的新形式将统治未来的人类生活的臆测（或有关是否会有这样的新形式这一问题的臆测）、一切在“它应当是、它将是”的基础上建成的宏大的海市蜃楼，都十足地是微不足道的——在我看来，都是全然无益的，因而无法证明任何一种有价值的存在的生命曾致力于此。
高级文化的组群，作为一个组群，并不是一个有机的单位。它们只是碰巧有这个数目，只是碰巧在这些地点和时间发生，从人类的眼光看，这只是一种偶然，全无更深刻的意义。反之，各个文化的排列已经如此清晰可见，以致中国、麻葛和西方世界的历史技术——其实，常常只是这些文化里面受过教育的人的同感——已经能够确立一套难以再加修正的名称。
因此，历史的思维有着双重的任务，一是比较地处理各文化的各别生命过程，一是从各文化的意义的方面来考察它们之间偶然的、不规则的关系。第一个任务的必然性是显而易见的，但迄今仍被忽视。第二个任务已着手处理，但只是凭借那种懒惰而且肤浅的方法，就是，把因果律强加于整个的混乱之上，并沿着一个假定的“世界”历史的“进程”把它整齐地展开，这样，就既不能发现这些困难的、但富有启示性的关系的心理，也不能发现任何特殊文化的内在生命的心理。实际上，解决第一个问题的条件，就是第二个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各种关系是十分不同的，甚至在单纯的时间和空间的方面也是如此。十字军使一个文化的青春时期与一种古老的和成熟的文明面对面站到了一起；在克里特－迈锡尼的世界中，孕育时期与金色的收获季节同时见到。一种文明可以是来自极遥远的地方，有如印度文明从东方流入阿拉伯世界；或者衰老而沉闷地压在一个幼年的上面，有如古典文明位于它的另一面之上。但是，还有性质和力量上的区别；西方文化寻求建立关系，埃及文化则力图回避这些关系；前者一而再地在悲剧性的危机中受到这些关系的打击，但古典文化却从这些关系中得到了一切它所能得到的，且毫发未损。但是，所有这些倾向在文化本身的精神性中皆有其根源，有时，这些倾向就这一文化所能告诉我们的，要比它自己的语言所给我们的要多，因为语言所隐藏的东西往往多于它传达的东西。
高级文化的类别（3）
五
浏览一下各文化的组群，任务就会一个接一个地出现。19世纪——在那时，历史研究受自然科学的指导，而历史思维则受巴罗克时代的观念的指导——仅仅把我们带到了一座高峰之上，从那里，我们可以俯瞰到脚下的新世界。可我们能否永远地掌控那个新世界呢？
甚至在今天，对这些伟大的生命过程的统一处理，还具有巨大的困难，因为对于那些比较遥远的范围，我们还根本没有切实地研究过。再者，西欧人那贵族气派的眼光使得他只注意从任何一个古代经由一个中世纪的固有的和受到尊重的途径来接近他的事物，而那种自行发展起来的事物则很少引起他的注意。因而，对于中国和印度世界的事物，有一些事物现在正开始被着手解决，如艺术、宗教和哲学，但对于政治史，却只是“片言只语”，虽则不完全是一无所为。还未见有谁，以蒙森（Mommsen）致力于奥古斯都元首政治的研究的那种彻底精神，去探讨中国历史上的重大宪政问题，如厉王（Li…Wang）（公元前842年）的霍亨斯陶芬式的命运、第一次诸侯大会（公元前659年）、公元前500年到300年间“罗马式”的秦国的帝国主义（连横）原则与国际联盟观念（合纵）原则之间的斗争、中国的奥古斯都秦始皇的崛起（公元前221年）。印度的情况也是这样；不论印度人自己已经怎样完全地忘记了他们的国家历史，关于佛陀时期，我们可资利用的材料毕竟比我们有关公元前9世纪和8世纪的古典历史所占有的要多一些，可是，甚至直到今天，我们的处理还好象“这”印度人完全生活在他的哲学中似的，正如雅典人（我们的古典学者想要我们相信是这样）在伊里苏斯（Ilissus）河岸上以对美作哲学的探讨消磨时日一样。但是，就连埃及的政治也很少引起反思性的注意。研究晚期埃及的历史学家在“喜克索时期”这个名称下掩盖起来的危机，与中国人在“战国时期”这个名称下所论述的危机是一样的——同样地，这一点也从未被研究过。对阿拉伯世界的兴趣，也仅达到了古典语言的疆界，除此之外再无进展。我们曾以何等孜孜不倦的精神描述戴克里先（Diocletian）的宪法，并为小亚细亚各行省的根本不重要的行政史搜集资料——因为这种资料是用希腊文写成的。但是，萨珊（Sassanid）国家——戴克里先的国家的先例和各方面的典范——却只是偶尔受到人们的注意，并且在这时也往往只是将其视作与罗马交战的对手。这个国家自己的行政史和法制史是怎样的呢？我们为埃及、印度以及中国的法律和经济所搜集的材料的总和，与我们针对希腊和罗马法律所已经做出的研究相比，实在是太可怜了。
公元前3000年左右，在一个漫长的“墨洛温”（Merovingian）时期以后——这个时期在埃及是显而易见的——两种最古老的文化在尼罗河下游和幼发拉底河下游极其有限的地区出现了。在这两种情况中，早期和晚期之间的那些区别，很久以前就已被贴上了古王国和中王国、苏美尔（Sumer）和阿卡德（Akkad）的标签。埃及封建时期——以一个世袭贵族阶级的建立和旧王权的衰落（自第六王朝开始）为标志——的后果，同自懿王（I…Wang）（公元前934～前909年）开始的中国文化的青春时期的事件进程和自皇帝亨利四世（Henry Ⅳ）（公元1056～1106年）开始的西方文化的青春时期的事件进程，呈现出惊人的相似，以至于对所有这三者作统一的比较研究，是值得冒险一试的事。在巴比伦的“巴罗克时代”的初期，我们看到了一个伟大的人物萨贡（Sargon）（公元前2500年），他推进到了地中海沿岸，征服了塞浦路斯，并和查士丁尼一世（Justinian Ⅰ）及查理五世（Charles Ⅴ）一样自封为“四方之王”。接着，公元前1800年左右，在尼罗河流域和更早一些时候在苏美尔－阿卡德，我们看到了第一批文明的出现。在这些文明中，亚细亚文明显示了巨大的扩张力量。“巴比伦文明的许多成就”（正如许多书中所说），许多同测量、计数、计算有关的事物和观点，可能流传到了北海和黄海。许多印刻在工具上的巴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