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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无情的事实，是逃避不了的。1907年的海牙会议（Hague Conference）是世界大战的序曲；1921年的华盛顿会议（Washington Conference）将成为另一些战争的序曲。这些时代的历史不再是才智之士们文雅地进行加减运算的智力竞赛，双方的任何一方都可以从其中退出，只要它愿意。现在的选择是：或者坚持不懈，或者投降屈服，决无中间道路可言。事物的逻辑现在所允许我们的唯一道德，就是攀崖者面对峭壁时的道德——只要有刹那的软弱，就前功尽弃。今天，所有的“哲学”无非是一种精神的放弃和放任，或者说是一种想借神秘主义来逃避现实的怯懦的希望。这跟罗马时代是完全一样的。塔西佗告诉我们，有名的穆索尼乌斯·鲁福斯（Musonius Rufus）是如何试图通过鼓吹和平的福乐和战争的邪恶去影响那些于70年驻扎在罗马城门前的军团，但差一点送了性命。军团司令阿维狄乌斯·卡修斯（Avidius Cassius）也曾称马可·奥勒留皇帝是“通哲学的老妇”。
在这些情况下，许多古老而伟大的传统遗留下来，许多古老而伟大的历史“道理”和经验继承下来，注入了20世纪各民族的血液之中，获得了一种无与伦比的力量。对我们而言，创造性的虔诚，或（用一个更基本的术语说）脉动，从最初的源头传到我们，只是依附在那些比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更为古老的形式上，这些形式是生长出来的，而不是制造出来的。它们的每一种残余，不论多么微不足道，只要能在任何一种自足的少数派的存在中保存下来，不久就将产生无法估量的价值，并将引起至今仍被认为是不可能的历史效果。旧的君主政治、旧的贵族政治、旧的上流社会的那些传统，只要它们仍健康到足以抵御职业的或专家的政治，只要它们还保有荣誉、克己、纪律、对伟大使命的真正意识（亦即，种族品质和训练）、责任感和牺牲精神——它们就能成为把整个民族的存在之流结合起来、使其比这个时代活得更久的中心，并能使这存在之流在将来有其归宿。“合乎状态”就是一切。我们将生活在一种伟大文化有史以来最艰难的时代。保有其形式的最后的种族、最后的活生生的传统、最后的具有这两者作为支撑的领袖，将作为胜利者度过这个时代并继续前行。
九
我用“恺撒主义”这个术语来指这样一种政府：不论它可能有什么样的宪法结构，在其本质上都是一种向彻底的无形式的倒退。奥古斯都在罗马、始皇帝在中国、雅赫摩斯在埃及、阿尔普·阿尔斯兰在巴格达，都以各种古老的形式来伪饰他们的地位，这并不重要。这些形式的精神是死的，因此，所有的制度，不论多么小心地维持着，从此以后就失去了一切的意义和重要性。真正的重要性集中在恺撒式的人物所行使的完全个人的权力上，或其他任何能在其位置上行使这权力的人所行使的权力上。这是从一种具有已完成的形式的世界向原始状态、向宇宙的无历史的状态的倒退（récidive）。时代的生物学延展再一次取代了历史时期所空缺出来的位置。
在文明正在臻于极盛的开始阶段（今天就处于这个阶段），将会出现世界都市的奇迹，即巨大的石化物，这是无形式的一种象征——庞大、壮观并傲慢地播散着。它把现已变得无力的乡村的存在之流吸纳到自身之中，把像沙丘一样四处流动或像散沙一样流入石头缝隙的人群吸纳到自身之中。在这里，金钱和才智为它们最伟大的也是最后的胜利而欢呼。这是呈现在人眼的光的世界中最人为的、也最聪明的现象——它是不可思议的，“完善到了不真实的程度”，几乎已经超出宇宙构形力所能及的范围以外了。
然而，无观念的事实立即重新出现了，它们是赤裸的、巨大的。永恒的－宇宙的脉动终于克服了数世纪的才智张力。金钱以民主政治的形式赢得了胜利。有一段时期，政治简直就是金钱的独占范围。但是，一当金钱摧毁了那一文化的旧秩序，混乱立刻就催生出了一种新的、压倒一切的因素，渗透到生成的各种成分中——这就是恺撒类型的人物。在他们的面前，金钱的势力崩溃了。帝国时代，在每一文化中都一样，意味着心智和金钱的政治的终结。血统的力量，未受破坏的身体力量，恢复了其古老的统治地位。“种族性”涌现出来了，纯粹而不可抗拒——强者取得胜利，渣滓则沦为他们的战利品。他们统管着世界，书本和问题的领域僵化了，或从记忆中消失了。从这时起，新的命运借前文化时期的类型重新成为可能，并显现在意识面前，丝毫没有因果律的伪装。塞普提姆·塞弗茹斯和加利努斯的生活与阿拉里克和鄂多亚克的生活之间，再也没有本质的差别。拉美西斯、图拉真、汉武帝全都生活在无历史的时代延展（time…stretches）的一种一致的兴衰交替中。
帝国时代一旦到来，政治问题就不复存在了。人们如其所是地处理当下的状况，应付现有的各种势力。在“战国时期”，所有的世界城市血流成河，为的是民主政治的伟大真理能够变成了现实，也为了能够获得各种权利，因为没有它们，生活似乎就不值得一过。现在，这些权利都已被获得，但子孙辈不为所动，哪怕是通过惩罚的手段，也不愿去利用它们。再过一百年，甚至历史学家也不再能理解这些旧的争论。早在恺撒的时代，有名望的人们就几乎已经不再参加选举。令伟大的提比略一生痛苦不已的是，他的时代最能干的人物都疏远了政治；尼禄甚至用威胁的手段也不能强迫骑士们到罗马来行使他们的权利。这是伟大的政治的终结。曾经作为战争的替代物发挥作用的才智的冲突必须要让位于最原始形式的战争本身。
因此，像蒙森那样，认为在奥古斯都所形成的“两头政治”（dyarchy）以及其中元首和元老院之间的权力均分中存在着深刻的进一步分划的设计，这完全是对那个时代的意义的一种误解。在一个世纪以前，这种构成可能还是实际存在的，但其本身就足以使这样的想法不可能进入当时的权势人物的头脑。现在，这种想法不过意味着软弱的人的一种尝试，即想通过以空洞的形式掩盖冷酷无情的事实来欺骗自己。恺撒按事物的本来面目观察它们，在行使统治权时，也是以确定的、不动情的实际考虑为指导的。他最后几个月的立法整个地关心的是一些过渡性的措施，其中没有一条打算成为永久性的。这恰恰是人们一般都忽视的。他对事物的评判太过细致入微，以致在安息战争（Parthian War）行将来临的这个时刻，他都不能预测事件的发展或确定它最后的形式。但是，奥古斯都，跟他之前的庞培一样，虽然不是他的追随者的主人，却完全依赖他们以及他们对事物的见解。元首政治的形式根本不是他的发明，而是西塞罗——另一位弱者——所阐发的一种陈腐的、纸上谈兵的政党理想。当公元前27年1月13日奥古斯都把国家权力交还给罗马的“元老院和人民”的时候——这个场景因其真诚性而显得更加没有意义——他为自己保留了保民官的职位。事实上，这是政策在现实中体现自身的一个要素。保民官是僭主的合法继承者，早在公元前122年，盖约·革拉古就已经给这一称号注入了一种内涵，这一内涵不再为那一官职的合法界线所局限，而只受在位者的个人才干的限制。从革拉古开始，经过马略和恺撒，一直到那位力图摧毁他的母亲阿格丽品娜（Agrippina）的政治目标的年轻尼禄，这是一脉相传的。另一方面，元首从此以后只是一种装饰，一个封号——很有可能只是一个社会事实，但肯定不是一个政治事实。而这恰恰是西塞罗的学说赋予其光辉和魅力的概念，并早就——通过他，所有的人都这么觉得——同神的观念联系在一起。反之，元老院和人民的“合作”是一种过时的仪式，其中所含的生活内容和祈年团的祭仪——也被奥古斯都恢复了——所含的内容差不多。革拉古时代的伟大政党早就变成了扈从——恺撒派和庞培派；最后，一方面只剩下无形式的全能者、一目了然的残酷“事实”、恺撒——或任何力图置恺撒于其影响之下的人——另一方面则只剩下一小撮狭隘的空论家，他们把不满情绪掩盖在哲学下面，并从此企图用阴谋手段来推进他们的理想。这些斯多葛主义者之在罗马，犹如儒家之在中国；由此观之，公元前212年中国的“奥古斯都”所颁令的“焚书”插曲，通过后来的文人对这种巨大的破坏行为所做的强烈谴责而开始成为可以理解的了。但是，毕竟是这些斯多葛主义的、热衷于一个不可能的理想的狂热信徒杀死了恺撒：他们以加图和布鲁图斯崇拜来对抗神灵崇拜；元老院（这时只是一个贵族俱乐部）的哲学家们从不倦殆于悲叹“自由”的衰落和煽动密谋，例如皮索（Piso）在65年。如果这就是尼禄死的时候的形势，那它就是苏拉的情形的重演；这还是尼禄何以要处死斯多葛派的特拉塞亚·帕图斯（Thrasea Paetus）的缘故，是韦斯巴芗（Vespasian）何以要处死赫尔维乌斯·普里斯库斯（Helvidius Priscus）的缘故，也是克里姆提乌斯·科都斯（Cremutius Cordus）的历史著作——其中称布鲁图斯为最后一位罗马人——的各种抄本会在罗马被集体销毁的缘故。这些都是国家针对盲目的观念形态所必须要采取的自卫行为——如同我们所了解的克伦威尔和罗伯斯庇尔的那些行为一样——并且，中国的恺撒们在反对儒家学派时所处的地位恰好与此相同，这个学派从前曾提出一个国家组织的理想，现在却对其现实根本没有忍受的想法。这个焚书的壮举不过是销毁了一批政治及哲学著作，并废除了宣传和秘密组织。这种自卫在这两个帝国都持续了有一个世纪，随后甚至对政党政治热情的回忆也消退了，于是这两种哲学就变成了成熟的帝国时期占统治地位的世界观。但是，世界现在成了悲剧性的家族历史的舞台，国家历史则融入在这种家族历史中；朱理安－喀劳狄乌斯家族破坏了罗马的历史，始皇帝的家族（甚至从公元前206年开始）破坏了中国的历史，我们在埃及女王哈特谢普苏特（Hatshepsut）和他的兄弟们（公元前1501～前1447年）的命运中也能模糊地看到同样的事情。这是走向结局的最后一步。随着世界和平——高级政策的和平——的到来，存在的“刀剑方面”撤退了，“纺锤方面”重新统治；从此以后，只有私人的历史、私人的命运、私人的野心，从头到尾，从费拉们的不幸遭际到恺撒们为了私人占有世界而发生的激烈争执，都是如此。世界和平时代的战争是私人的战争，比任何国家战争都更为可怕，因为它们是无形式的。
因为世界和平——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