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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岩先生教导我们:“时代进步了;教材的改变与改革是应该的;也是必需的;关键是怎么改?是坚持教育的正确方向还是彻底否定革命传统;大搞历史虚无主义?”看来;柯岩先生与我们还是有可能沟通的:她也承认“时代进步了”;既然承认时代进步了;应该就是承认自己落伍了;因为作为诗人;他们在新时期并无新作;并没有随着时代进步而进步;作为惯唱颂歌的诗人;他们并没有为中国新时期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唱一曲新的颂歌。(是歌喉嘶哑了?还是心有抵触?我们就不得而知了。)承认时代进步了;自己落伍了;可见她并不是惟我独尊;不会以为只有坚持《桂林山水歌》才是“坚持教育的正确方向”;只要否定《周总理;你在哪里》就是“彻底否定革命传统”。这很让我们感到高兴。我们当然要尊重历史;当然不能搞历史虚无主义;否则;我们盖那么多历史博物馆干什么?正是历史博物馆;而不是语文教材;适于存放一些该进博物馆的东西。
至于我草拟的中学语文新诗推荐篇目;作为一己拙见;并不完善;但与“陈年皇历”不可同年而语;却是无疑的。我非常希望柯岩先生能放下前辈盟主的架子;心平气和地将二者作一比较。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也许;从此以后;您会心悦诚服;知今是而昨非;可怜天下莘莘学子;不再计较个人得失;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而欣慰。
“兰亭论辨”是怎样的“笔墨官司”
? 纪 红
一九六五年,中国书法界发生过一场很有影响的“兰亭论辨”。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后,学术界一切政治挂帅,此时毛泽东一言:“笔墨官司,有比无好”,使这场论辨传达出这样一个信息:这是学术争鸣,可以讨论,哪怕没有什么结果,活跃活跃气氛,也是“有比无好”。所以,从那时到现在,一直都有人认为它是一次难得的“百家争鸣”。在《高二适研究·序一》(《东南文化增刊》,1997年)中,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冯其庸就说:“现在回顾起来,使人感到我们的学术界,就是权威如郭沫若先生那样的人说了偏颇的意见,也仍有人起来反驳的,反驳的文章也仍可以得到堂皇的发表的,这是一个多么光明磊落的时代啊!”
好像并没有人给“笔墨官司”下一定义。既称“官司”,亦应当有“官司”的基本特点:论辨双方地位平等,都可以依据事实为自己的论点作充分自由的辩护,胜负则由读者来裁决。而且“笔墨官司”还不同于真正的法律官司,双方尽可以坚持自己观点,并不存在由于“终审裁决”带来的“强制执行”。这样的“笔墨官司”正是中国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局面:在争鸣中尽享自由思想、增进学术的乐趣。
“兰亭论辨”的对象简单明了,是对千年以前一件书法作品真伪作出判断。在一些人看来,这个题目在政治上相当保险。高二适反对郭沫若的文章中,甚至对当时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的看法提出异议,不仅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而且《文物》杂志还将其手稿影印发表。这种待遇,怎让人不相信“兰亭论辨”的学术公平呢?
三十五年后的今天,让我们再来探寻一下历史现象背后的故事,或许能引发人们更深入地思考这场论辨的真相。
一 郭沫若文章发表后,“四面八方都骚动”
郭沫若的《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文物》1965年第6期)从文章和书迹两个方面否定《兰亭序》是王羲之所作。郭称:“《兰亭序》是在《临河序》的基础上加以删改、移易、扩大而成的。”他同意清代学者李文田的见解:“文尚难信,何有于字?”在书迹方面,他的结论是:“在南朝的晋宋时代,无论在中央或极僻远的地方,文字结构和北朝的碑刻完全是一个体段,对于两汉的隶书都是一脉相承的。”因此,尚处于“隶书时代”的王羲之,不可能写出那么柔美的行书,《兰亭序帖》是伪托之作。
这篇文章引起了广泛的反响,最早发表争鸣文章是在香港。七月初,《大公报》载东方雨文章《〈兰亭〉趣味》。接着内地有高二适的《〈兰亭序〉的真伪驳议》、唐风的《关于〈兰亭序〉的真伪问题》、严北溟《从东晋书法艺术的发展看〈兰亭序〉真伪》、商承祚《论东晋的书法风格并及〈兰亭序〉》等见诸报端杂志,表示不同意郭的意见。
郭沫若为此又写了《〈兰亭序〉与老庄思想》、《〈驳议〉的商讨》、《〈兰亭序〉并非铁案》、《东吴已有“暮”字》(后两篇署名“于硕”)等文章,进一步重申了自己的观点。一些人关注着,但是没有公开写文章,他们并不理解郭沫若为何要写《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陈叔通曾写信给书法家沈尹默、邵裴子,鼓励他们参加兰亭论辨,沈回信云:“郭文自相矛盾之处颇多。”“公谓南京出土之王谢墓志,自别是一事,与兰亭无涉,的是如此。郭公对此忽尔兴发,写此弘文,实不可解也。”(1)
不过多数人还是把它当作一场学术讨论。以高二适为例,他的文章,先投寄报社,被当作退稿处理。他不服气,又通过章士钊希望毛泽东出面帮忙:“鄙稿倘邀我主席毛公评鉴,得以公表,亦当今至要之图也(个人报国之忱在此)。”七月十六日,章士钊致函毛泽东:“乃者郭沫若同志主帖学革命,该生翼翼著文驳之。钊两度细核,觉论据都有来历,非同随言涂抹。郭公扛此大旗,想乐得天下劲敌而周旋之。(此论学也,百花齐放,知者皆应有言,郭公雅怀,定会体会国家政策。)文中亦涉及康生同志,惺惺相惜,此于章草内为同道。该生来书,欲得我公评鉴,得以公表,自承报国之具在此,其望虽奢,求却非妄。鄙意此人民政权文治昌明之效,钊乃敢冒严威,遽行推荐。”数日后,章士钊对《光明日报》记者说:《兰亭序》的真伪问题,是一个大问题,大家会关注的。但是这一件事与政治无关,纯粹是学术问题,可以让大家写文章进行研究和探讨。昨天见到郭老,他还说,欢迎大家讨论。(2)
八月十三日,北京大学教授宗白华写信给郭沫若,也称:“因兄一文,引动了异论和争鸣,使《兰亭》这段公案又提上了日程,对批判地接受遗产祗有好处。北大考古学教授阎文儒兄对此问题写了一篇《王羲之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地位》长文,欲就正于吾兄,嘱弟介绍,想兄亦感兴趣。吾人为‘求是’而争,真相愈辩愈明,使文化遗产更好地为当今服务,固我等之素愿也。”(3)
文字学家、书法家商承祚是主动参与论辨的。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十七日,他的儿子、现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商志到北京时,笔者曾问其父亲为何公开批评老友郭沫若。他说:“抗战时期,我父亲跟郭沫若比较熟。在重庆沙坪坝,他们经常在一起搞一些学术活动,写写字,探讨考古上的一些问题。郭老当时的看法,和后来写的‘兰亭’文章有很大的不同。我父亲也跟我谈起过:‘为什么他突然改变自己的观点?’因此,他觉得应该把自己的观点和多年的研究体会写出来。”
从现有材料看来,郭沫若对自己写“兰亭”文章的动机也是看得相当单纯的。一九六五年八月二十三日,郭沫若致信他在六十年代“无话不谈的小友”、诗人陈明远时说:“《兰亭序》之辩论,已不仅是王羲之文章、书法真伪问题,更涉及文化史上一个重要的原则,即时代风尚与艺术潮流的问题。历史是发展的,人类文化的审美观点是逐步积累的,也是不断变化的。当然,同一时代的人们,由于历史地位、生活环境和个人经历的种种影响,会产生出不同的风格;但是,历史的比较研究表明:从大的方面看来,共同时代总会形成若干共同的特点。商周青铜器是如此,汉唐石雕是如此,历代诗词、绘画、书法等等,更何尝不是如此。必须有严格科学的方法和刻苦的钻研,经过认真反复的讨论,才能作出新的成果来。只有在许多细致深入的分析基础上,才可以对我国历代文化的系统演变,进行综合、总结。这恐怕需要经过几代人的持续不断的努力。我只能做一块铺路石罢了。”(4)
不过,真的看到一下子有那么多的文章反对自己,郭沫若并没有“乐得天下劲敌而周旋之”。郭沫若对光明日报记者说:“我只是否定《兰亭序》是王羲之写的,并不想什么书法革命,也不否定王羲之的地位,想不到文章一出,四面八方都骚动。《〈驳议〉的商讨》花了两天时间写出来。我有生以来没有写过这样没火气的答文。后面有些句子,人家说是刺也可以。高文也的确太不成话了。皇帝过过目,就不会是假?‘金目’不二嘛。我从来不写什么指正之类的客套文字,为了高二适,我只好‘变节’了。”这一点,章士钊后来有所察觉。九月十七日,他说:我有一篇文章,但是不好拿出来,因为常跟郭老见面,不好意思伤感情。……传说章某在这次讨论中,自己不出马,指使高二适试探一下,在幕后摇旗呐喊,使我感到此事一下子又卷进了政治漩涡。这个问题现在不单是学术问题了。(5)
章士钊并没有指出传说的来源,但来头应该不小,否则他怎么会一下子感到了“卷入了政治漩涡”呢?“兰亭”虽说还是“兰亭”,可是他发现争辨的对手已经是比郭沫若更大的人物了。
二 康生与兰亭论辨
中共高级领导人中,毛泽东、康生、郭沫若是公认的书法家,除却政治以外,书法是他们共同感兴趣的话题。毛泽东称康生为“康老”,称郭沫若为“郭老”,康生和郭沫若互称“郭老”和“康老”,彼此相当尊重。
六十年代,毛泽东发表诗词,郭沫若为每首诗词都写了赏析文章,注释里说:有些文章是经过康生看过的。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九日笔者采访陈明远时,他说:“郭沫若与康生,还有陈伯达的关系非常好,他们很有交情,比如郭老关于《再生缘》的研究,到海南岛访海瑞墓等都就与康生交换过意见。郭沫若知道毛泽东对康生十分器重,因此对康生也十分尊重,比对胡乔木尊重得多。除了政治上的原因外,他们关系密切也缘于对文物有相同的爱好。兰亭论辨康生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是没有疑问的。”学者、书法家黄苗子在致笔者函中说得更为明确:“《兰亭》论辩,据我所闻,是康生幕后指使郭老主演的一幕胎死腹中的怪剧,但只是一鳞半爪的小道消息。如能找到江苏高二适的后人,或者有些线索。但以《兰亭》真伪如何能扯入政治问题,我也百思不得其解。”(1998年12月6日)
他们的说法,有许多事实来支持:
一,郭沫若的《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主要观点来自康生。他在文中直接引用了康生“非常犀利”的见解:“王羲之的字迹,具体地说来,应当没有脱离隶书的笔意。康生还为郭沫若提供了五项证据:
(一)“羲之少朗拔,为叔父廙所赏,善草隶”(见《世说新语·言语篇》“谢太傅语王右军”条下刘注。)
(二)“羲之书在始未有奇,殊不胜与庾翼、郄愔、迨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