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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一般又把“分析”与“综合”对称，那么，我为什么又不说“综合”而说“系统”？综合、归纳都是由多到一，分析、演绎都是由一到多，那么，我为什么又不说“归纳”，不说“演绎”？我们之所以不说“综合”或“归纳”而说“系统”，是因为我们想强调这“系统”并非指一种对经验事实的概括活动，而是指一种观点、一种眼光，或者是已经成形的理论；并且，这“系统”也是开放的，容有复数的，并没有太强的真理性概括的含义。我们之所以不说“演绎”而说“分析”，是因为我们想强调我们并不是要从一个基本命题推出许多其它的命题，而是要从一个分析的对象中抽绎出许多方面的蕴含，而最重要的是， 我所说的“系统”、“分析”加上前面所说的“思想”还有一种有序性，是一种处在序列中的方法，这种有序性就是∶
⒈首先是要思考，即选择思想性的工作作为自己的志业；
⒉其次是要努力系统地思考，即以一种系统的眼光去思考，且思考的目的是努力达到一个思想的条理系统；
⒊再次是在实际进行这种思考中，主要的方法就是分析。
而在这一方法系列中，使用“综合”、“归纳”、“演绎”等概念显然不太合适。我们以著书为例来说明这一序列，第一步就是我首先决定要写一本什么样的书，那么，在这里，既然我是选择思想为自己的志业， 我就是打算写一本思想性的著作，即第2类或者第1类书；第二步则是要“先立乎其大”，即先识大体，对该书的主题努力形成一种系统的观点，系统的看法，形成一个由一些次要观念围绕着的中心观念，这一过程并不是事实的综合或归纳，还可能要加上某些直觉或体悟，更重要的是在此并不是终点，而是起点，不是以达到一个综合为归，而是要从一种粗具规模的系统观点进入分析；第三步则是具体的分析，这实际是写一本书最主要的工作，最主要的方法，这时的工作并不是从一个自明命题到其它命题的演绎，相反，最初的系统观点可能是相当不清晰的，相当有欠缺的，它必须通过分析的工作而得到不断的明朗，不断的修正。一般来说，“系统的思考”主要体现在构思、 撰写提纲的活动之中，而且不仅是全书的总体构思，也包括各章各节的构思，“系统”这时实际就是一种对全面有序性的要求，那怕不一定在本书中论述的问题，也要知道它的位置。而那些问题要写，那些不写 ，那些先写，那些后写，那些多写，那些少写，都要从一种系统的观点来考虑，都要从自己的中心观念来决定取舍，所以这种系统化的要求可以说是贯串全书的。而分析则主要体现在该书的具体写作过程之中。一说到写作，就主要是分析，分析对象的各个侧面，从一个例证中挖出众多的蕴含。当然，实际上分析的方法与系统的思考在著述过程中是密不可分的。但我们在这里更强调的与其说是从分析材料到思想系统，不如说而是从系统观点到材料分析。我们更强调分析的意义，强调分析对系统观点的补充、完善以及很大程？度上的修正作用，乃至有时可能推翻这一系统观点。我们宁可最后没有形成一个思想系统，也不可能没有细致入微的分析。思想只有进入具体分析的层次才能充分地展示其意义，也才能不断地增殖其意义。
下面我就从三个方面来说我所理解的分析的方法，我不想平铺地谈，而只想说我体会最深的三点∶首先是不断限制范围， 严格地确定我们所要研究的对象。“为学”从知识的一面来说，从准备的工夫来说，应当是“日益”，应当是“多多益善”；但是，从运思的一面来说，从直接的研究来说，却也须“日损”，甚至“损而又损”。在知识的积累和准备期，眼光不妨尽量地大，甚至心不妨尽量地野，唯恐自己漏掉一点有益的观点和材料，然而，一旦最后要确定一个题目进行研究时，则不妨尽量缩小研究的范围。甚至可以说，成功的研究就是在一个笼统的大问题中，把许许多多只是有关联的问题一个个区分出去的过程。最后，只留下最核心的一个问题，然后对它反复琢磨、反复敲打，极其专注地对付它、研究它，所读所思的一切都是为了它，这时，就要有章学诚所说的那种专注∶“宇宙名物有切己者，虽铢锱不遗，不切己者，虽泰山不顾。”（这里的“切己”改为“切题”就更合适于我们的论题），一般来说，人们开始研究时几乎总是容易失之于范围过大，然后才是慢慢这里打上一个括弧，那里划上一个句号，由于发现自己远没有精力和能力来对付太庞杂的问题，何况也本来就可以“以小见大”，，于是越来越收缩自己的研究范围，把领域越划越小，中心问题也就越来越突出，而这正是良好的分析的一个必要条件，或者说，本身就是分析。
我们前面说过，罗尔斯的正义论是一个相当圆满自足的系统，然而，这也是在不断限制研究的范围中达到的。罗尔斯的正义论主要是一个社会内部分配权益与负担的正义论，并不包括国际社会的正义、也不涉及国家之下较小团体和私人交往的正义，乃至不太涉及一个社会内部刑法的或报复的正义，而是集中于分配的正义，然而，即使在分配正义这一个问题上，罗尔斯也仍然从两个方面限制了自己的研究范围，他认为，他主要考虑的只是社会基本制度对基本权益的分配；并且，他是在一个假设的组织良好，人们一般都能服从规则的社会里考虑这种分配。这样，罗尔斯就把自己的正义论研究范围收缩得相当小了（当然这并不妨碍从这一缩小范围的研究中引申出来的原则仍然可以具有一种普遍性， 甚至更大的普遍性）。而在随后展开的论述中，虽然作为社会的正义论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政治、经济、法律、心理等许多方面，我们还是可以看到罗尔斯不断地限制自己，不时在许多条路上放下“停止前进”的横杆，不使自己的思想离题太远，以便集中地探讨中心的问题。
我在本书中也努力地想缩小自己的研究范围。我明白，首先我做的只是一种伦理学的研究；其次，我研究的还不是伦理学的全部，而？只是它的一部分；再次，就是这一部分，我也只是从一个特殊的角度进行研究，即从传统良知论向现代社会转化的角度进行研究。因此，就是传统良知论的许多内容也被我舍弃了，例如，传统良知论有很大一部分是工夫论、修养论、境界论，是讲自我的修身养性、成圣成贤、知性知天、 天人合一，它们本身是很有意义，也是我很感兴趣的，然而，由于我认为这与“向现代社会的伦理转化”的主题无关，这些内容就被我舍弃了。同样，在现代社会这一面，我所研究的也不是社会伦理的全部，而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即作为社会一员的个人道德， 即使是这些个人道德， 我也主要是考虑它们与传统资源的联系，而并非全面地考虑作为今天社会一员的每一个人应该有什么样的道德，承担什么样的义务。在道德义务方面，我只是从传统与现代社会的关联方面考虑了两种基本义务∶诚信与忠恕，而其它义务尚付阙如。我也没有去专门考虑“义利之辨”的问题，因为从传统良知论向现代社会转化的角度看，更重要的是义务的客观性和普遍性的问题。尽管如此，我也还是感到全书的内容结构仍不够紧凑和集中，例如“仁爱”一章有些内容就还有游离之感，未能更集中于“博爱是否能从亲亲之爱中推出”这一问题。
但是，在大的方面，我想我还是清醒地限制了自己的研究范围，以便把我的思考集中在分析有关“转化”的几个关键问题上。而这种不断排除，不断缩小自己的研究范围的过程本身也就是分析。
在此，我还想顺便谈到两个更大层面上的自我限制，这是有感于目前学术的现状而发的，是我认为我们要促使学术全面的繁荣应该有所自觉的，这两个限制是∶⒈限制于学科。我觉得在今天，学者们应该强化而非淡化自己的专业意识，最好大多数学者都能立足于自己的一个专业领域，而不是泛泛地谈历史，谈文化，谈文明，谈规律。翻检一下一百多年来的诸多讨论文化的著作，泛泛讨论的太多，而具体分析之作太少，结果讨论得虽很热闹，推进却不多，往往几十年后又回到了以前同样问题的争论， 虽然还是争论得很激烈，但是，如果没有具体的、专门的成果，这种泛泛的争论又有何意义呢？一般原则的孰是孰非或孰重孰轻实际上也只有通过具体的分析才能真正比较清楚地呈现出来，真正得到比较好的解决，要不，几十年后又可能还是要陷入同样空洞而无聊的所谓“原则”和“方向”的辩论。另外，我们虽然也要研究整个学术的历史和现状，或者研究某一流派的发展 ，但是，我认为这种研究的地位和份量不应超过对各个学科对象本身的研究。尤其是那种“居高临下”，“指点江山”式的，一意品评各家各派阙失的著作，尤其使人觉得是有点蠢，而且没意思，为什么不自己选定一个领域，努力投身于正面的建树呢？在这方面，我觉得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情况要比人文、哲学各个领域的情况要好些，社会科学的各科一般都面对时代，面向社会，处理的是比较真实的问题，其方法也都比较谨慎，？比较注重具体的分析，注重独立的思考。我们希望这种社会科学的方法和训练也多渗透一些到人文、哲学的学科中来。
⒉限制于时代。供我们研究的材料一般可分为三类，历史的材料？当代的材料、还有就是比较抽象的、具有恒久意义的概念的材料。学术界的主要精力应当放到那些材料上去呢？我觉得大多数学者应当主要去研究我们的时代。这是就研究材料来说，如果就研究问题的起因或志趣来说，我想更是绝大多数人都应该把为这个时代而研究、而写作作为自己的志向。无论我们研究什么，我想我们都应该有足够清醒的自我认识∶即我们主要是由于这个时代的问题而研究的，我们是为这个时代而思考和写作的。尤其是现在的这个时代，对我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