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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拉康看来，关键是把内容不明的“信”看作一种无意识隐喻，即它是
无意识愿望的一个能指，这个能指表明：一种规范性语言 （a formal
language）决定主体。“信”是王后本人的“象征”，“她把自己的存在寄
于其中，这个象征是违法的”。正是在此拉康发现了语言的权力对主体的绝
对支配性能：“恰恰是那封信和它的转手制约着这些主体的角色和出场方式。
如果它 ‘被搁置’，他们就会遭受失信的痛苦。他们将从这封信的阴影下走
过，变成信的折光”。例如，这封失窃的信仿佛享有主宰人吉凶祸福的神奇
权力，因为它“暗含着凶兆”，可以令王后或大臣受到惩罚。所以对拉康来
讲，重要的不是关心罪行和过失，而是“由那封信构成的对立和诽谤的象征”，拉
即信这种语言规范对主体的支配性功能。信为主体设定角色位置，令主体无
条件置于语言规范的重复性控制之下，正如杰姆逊所评论的，这种自动重复
结构“把一种结构化权力施加于在某个时间里占据这些位置的主体身上。因
杰
而能指链变成一种恶性循环”，而这种叙事的所指“恰恰是语言本身”。
这表明，拉康的叙事分析实为语言的权力的寓言性阐释：语言结构既可以建
构主体，也可以颠覆主体，恰如中国古语所谓水能载舟也可覆舟一样。实际
上，语言对主体的建构正象王后和大臣对自己的自恋性错觉一样，都是一种
幻觉。因而拉康所力图证明的是，语言对主体而言实质上是一种颠覆性权力。
原来，拉康所竭力探寻的无意识的语言性乃至主体的语言性，与其说是
引向语言对主体的建构，不如说是引向语言对主体的颠覆。这表明，拉康的“语言乌托邦”其实是“否定性乌托邦”，即语言的卓越功能不在于它肯定
或建构主体，而相反在于它否定或解构主体。这无疑是一个语言悖论。这个
悖论的存在是确实的，但不是绝对不变的；同时，这个悖论的根源无法由拉
康的后结构主义心理分析学揭示出来。拉康的理论“贡献”正在于他使人看
到了这个悖论，并且也看到了他本人的局限处。
应当看到，拉康关于《失窃的信》的分析在文学研究中具有不可忽视的
应用价值。首先，“三角结构”及其重要模型，可以变通地应用于某些合适
的本文的分析，从而有助于追究语言结构对主体的支配性权力，并顺此使历
史阐释置入其中。在我们看来，语言的权力根本上是历史的权力的显示。其
次，拉康对本文的不同凡响的拆解，在人们面前展示了新的本文胜景，这使
得作者和一般读者都成为把头埋到书里的鸵鸟。也就是说，拉康违反常规地“读”出的本文意义，看起来是全新的，但实际上又是本文完全显露出来的。
本文既显露又隐藏一些东西，从而为不同读者的自由阅读和自由发现提供了
伊
可能性。因此，伊丽莎白·赖特相信，拉康的上述模型可以用作“阅读过程拉 康： 《〈失窃的信〉的讨论》，《当代电影》，1990 年第2 期，第43－60 页。杰 姆逊： 《拉康的想象界与象征界》，《理论的意识形态》，第62 页。伊 丽莎白·赖特：《心理分析学批评：实践理论》，据《精神分析》，四川文艺出版社，1989 年版，第331页。
伊
的模式”。再次，围绕拉康分析而展开的德里达、约翰森等的讨论，可以帮
助人们了解本文研究中的其他复杂情形。德里达（Jacques Derrida）于 1975
年写 《真理的供应商》批评拉康把能指理想化，犯有“菲勒斯中心主义”（phallogocentrism）弊端，即处处把能指与生殖器形象、与欲望联系起来。
这在我们看来，拉康的偏颇正在于，他把“语言乌托邦”片面化为“能指乌
托邦”，而且这种“能指乌托邦”又是与性象征密切关涉的。两年后，约翰
森 （Barbara John－son）在题为《参照框架：坡、拉康和德里达》 （1977）
的论文中，则向德里达挑战。她认为德里达重犯拉康的错误：同拉康把能指
理想化一样，德里达强调能指的“延异”和“播散”等，也是把能指理想化
参
了。这等于说，如果拉康的“能指乌托邦”是“菲勒斯—能指乌托邦”的话，那么，德里达也有他的“能指乌托邦”，不过是能措游戏的或播散性能指的
乌托邦。这表明，后结构主义的本文研究容易陷入使能指过分理想化的能指
乌托邦险境。
心理分析诗学的症候
无论是弗洛依德还是拉康，心理分析诗学都体现了同一条思路：从无意
识语言学角度探寻叙事、象征、寓言、化装和重复等语言规范对主体、审美
的功能，或者说，语言的权力对主体、审美的影响。弗洛依德最初与后来的
拉康相近，认为无意识具有语言性，但后期却转而强调无意识先于语言，这
等于亲自舍弃以前的语言论视界。拉康虽然致力于返回前期弗洛依德语言论
思路，并且更坚决地突出语言的重要性，确乎可以说建构起心理分析学的“语
言乌托邦”了；但是，这一“乌托邦”之所以是“乌托邦”，就在于它本身
不是要证明语言对主体的正面建构力量，而是相反要表明语言对主体的负面
颠覆力量。其实，当弗洛依德后期注重无意识对语言的先在性时，也等于是
体察到语言对无意识的负面压抑力量，因为语言代表着超我、理性、文明性
道德等对无意识的颠覆性规范。心理分析诗学既说语言是重要的，又说它是
颠覆性的，岂不矛盾？如果真的相信语言是颠覆性的，那就索性承认好了，为什么偏要自欺欺人地说语言是重要的颠覆性的？其重要性难道就是其颠覆
性？实际上，心理分析诗学的危机存在于如下症候之中：它正确地发现语言
的权力，但却无法找到使这种权力效力于主体的解放这一目标的途径，这主
要是由于，它无法把无意识语言结构研究置于更为根本的历史视界之中。
这并不意味着可以轻易抛弃心理分析学的遗产，相反，应当重视它提出
的问题和它的症候。它提出的主体在语言结构中的位置、无意识的语言性等
问题，提醒我们关心语言的威力；而在它陷入迷津之处或病入沉疴之时，我
们的历史视界却可能展示走出迷津、或者妙手回春的前景。当然，这还只是
一个有等于深入谈论的话题。
总之，心理分析诗学从无意识语言学探索文学，不失为二十世纪西方语
言论诗学的一个重要流派。它是富于特色的，但又是偏颇明显的。
伊 丽莎白·赖特： 《现代心理分析批评》，据杰弗森等《西方现代文学理论概述与比较》，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 年版，第130 页。
参 见约翰森：《参照框架》，据扬（Robert Young）编：《松开本文—后结构主义读本》，伦敦，1981 年版，第225—242 页。
文学与存在语言学
人存在着，总要追问存在的意义。当他思索存在时，存在就进入语言。
正是在文学 （诗）语言中，存在寻到自己的家。由于如此，存在语言学与文
学便发生了联系。
这里的存在语言学，同无意识语言学和象征语言学一样，并不属于狭义
的语言学，而应当从广义上来理解。同时，它与文学发生联系，不是由于它
能象结构语言学那样提供一整套具有可操作性的、系统的文学研究模型，而
是由于它能让人们以一种新的方式去体验文学，思索文学的意义。这种新的
方式正表现为存在、语言和文学 （诗）的同一。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和加达
默尔向人们展示了这种同一。
存在语言学与文学
作为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Martin Heidgger）不曾打算建立专门
的文学理论或美学，而是悉心思考存在的意义问题。那么，他的存在语言学
又如何同文学联起来了呢？
存在语言学，简单讲，就是关于人的存在方式的语言论思索。它意味着
把人的生存状况同语言联系起来考虑，揭示存在的语言性。这一视界是对传
统西方哲学和语言学的双重超越。一方面，传统西方哲学为着人的“本质”，而遗忘人的“存在”，忽略了存在的意义问题。海德格尔则致力于存在的意
义的探究，强调这种意义不是在理性中而只是在语言中呈现，从而超越了传
统哲学。另一方面，传统西方语言学历来仅仅把语言当作表达思想的“工具”，它的一整套语法规则也是依此而制订的，根本不关心语言对人的存在的意
义。海德格尔主张把语言从传统语言学囚牢中解放出来，开放其对存在的巨
大作用，从而也超越了传统语言学。这种双重超越的产物，便是以存在的语
言性为中心的存在语言学。
存在的语言性问题，说得集中点，就是存在的意义如何在语言中显现，或如何沿语言的方向显现的问题。但按海德格尔的见解，并不是任何语言都
可以使存在获得澄明。为此，他求助于文学，具体讲，求助于诗。他相信，只是在诗的语言中，存在的意义才敞亮，才使存在成其为属人的存在。这时，存在的语言性其实也就是存在的诗性。这样，存在语言学就同诗 （文学）建
立了内在的、息息相通的联系。
而从文学研究角度看，由于存在语言学把诗作为存在的意义的呈现场
所，这就为诗的阅读和批评亮出了一条新的途径。
语言与存在
语言如何成为呈现存在的意义的场所呢？海德格尔指出：
当人思索存在时，存在就进入语言。语言是存在的寓所。人栖居于
语言这寓所中。用语词思索和创作的人们是这个寓所的守护者。海
这里的四句话揭示了四层要义。先看首句：“当人思索存在时，存在就海 德格尔：《关于人道主义的信》（1947），据《存在主义哲学》，商务印书馆1963 年版，第87 页。
进入语言。”人存在着，才能被称为“存在”。高山、大河、小鸟存在着，但不能称为“存在”，因为它们无法反身自问自己的存在。“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这里会象人一样表达意的花、鸟、山，并不是它们本身，而不过是人的“移情”而已。这种“情”是人的
在世界中存在（即“在世”）的必然体验。海德格尔把这种存在体验称为“烦”。
生老病死、饮食男女、喜怒哀乐，这些正构成人的在世之“烦”。恰如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