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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历史事件，话语总是包含人的具体“社会评价”，即人对历史现象、社
会环境的主动的情感反应。这种“社会评价”正是贯穿于话语中决定其意义
的那种历史现实性：
正是社会评价使得话语的事实上的存在以及它的思想意义具有现实
性。它决定对象、词、形式的选择，决定它们在具体话语内独特的组合。
它也决定内容的选择、形式的选择以及形式与内容之间的联系。“社会
评价”的注入赋予话语以活力—历史的现实性在此生成。如此，“诗人
《
选择的不是语言形式，而是其中包含的评价。”显然，巴赫金试图通过
强调“艺术话语”中语言形式对于社会评价的从属性，把诗意特性植根
于“历史现实性”之中，从而一面拒斥形式主义反历史的偏颇，一面为
意识形态诗学所特有的社会功利立场找到话语结构的具体依托。这使他
必然赋予“社会评价”概念以不大相称的过重的“中介”内涵：
社会评价在作为各种能力的抽象体系的语言和它的具体现实之间起
中介作用。它既从选择语言形式方面，也从选择意义方面决定着现实的
历史现象—话语。……意义、符号和现实这三者通过社会评价而实现统
《
一。
这段话的重要性不应因“社会评价”概念的依旧过于空洞、抽象和陈旧
而遭到忽视，因为，它表露出二十年代时人为解决本世纪诗学中至今仍属疑
难的语言与意义问题的可贵努力。与语言学的符号学诗学（列维—斯特劳斯、前期巴尔特等）主要在语言与意义关系的语言学模式中求解不同，巴赫里输
入了两个新概念：一个是“现实”，由它代表“社会环境”、“历史”等，相当于语境因素，另一个就是“社会评价”，由它去以“中介”的身份串连
起语言 （符号）、意义和现实三者，这显然是属于艺术的“灵魂”一类关键
的东西，倘无它，艺术本文便是散沙一盘，或者用后结构主义术语说，是“碎
片”一堆。可见，巴赫金既不同于形式主义或语言学的符号学，也有别于后
结构主义的本文理论，因为后者正是相反全力拒斥“社会评价”一类当被称
作“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东西。巴赫金的上述考虑稍嫌笼统而令人难以掌握，但从社会评价、语言、意义和现实这四方面探索艺术话语的诗意特性，不失
为一条可行之道。例如，如果用后结构主义的“延异”、“本文的快乐”等
去有节制地抹掉上述四方面的某些机械的绝对性、确定性色彩，增加诸如杰
姆逊对“符号矩阵”的改造等可操作内容，再回注入克里丝蒂娃那种强烈干
预现实的邀请，巴赫金的上述设想也许会更为可观，也更具实用性。
颇富戏剧性的是，巴赫金的上述构想似乎对当今被后结构主义的轰击震
懵了的西方人并无太大吸引力，相反，他们为重新“发现”老巴赫金二十年
代就推出的“对话”（dialogue）及相关概念“异声同啸”（heteroglossia）
等而拍手称快。为什么？西人此时有自己的特殊胃口，这就是说：既为后结《 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第116、114、164 页。
《 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第116、114、164 页。
《 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第165、169、170 页。
《 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第165、169、170 页。
构主义的狂轰滥炸而称快但又不满足于其只破坏而不建设，而巴赫金却能有
此功而无此过，何不“拿来”？这样一来，“对话”等概念就需注意了。
对巴赫金而言，文学这种“艺术话语”并非单个人的讲话或句子成分，而就是“对话”：“话语是双方的动作，它取决于两方面：一是谁在说，二
巴
是对谁说”。 比之早先的“话语”，“对话”突出说话人和受话人之间的社
会沟通以及必然性的沟通障碍如差异、冲突等，尤其重要的是突出对话中的
双重声音关联这一生存基本条件：“单一的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什么也
巴
解决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这等于说生
存就由“对话”构成，你时时同一个“声音”对话，这“声音”可能时而熟
悉、亲切如“你”，可能时而陌生、敌对如“它”（马丁·布伯尔），反正
你正是在这种对话中活着，由这种对话而活着。“对话”就是生存。这表明，“对话”已是一个本体论和语言论相同一的概念，这倒近似于加达默尔的本
体论和语言论的阐释学。后者以“能被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和存在一理解
的“语言性”和同样字面形式的“对话”等道出了某种相同信息。但巴赫金
的“对话”毕竟自有其特殊内涵。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里，“对话”概念已跃居中心地位，被
视为解开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语言之谜的关键：
语言只能存在于使用者之间的对话沟通之中。对话沟通才是语言的
生命真正所在之处。语言的整个生命，不论是在哪一个运用领域里 （日
常生活、公事交往、科学、文艺等等），无不渗透着对话关系。这里明
白地让“对话”效力于较早的关于意识形态符号的社会沟通意图的观点。
但巴赫金赋予对话以新的含义，归纳起来有如下特点：（1）对话是“我”与“他者”的对话性对立：“生活中一切全是对话，也就是对话性的对立”；（2）对话不是手段而是目的；（3）对话本身就是行动；巴
巴（4）对话就是存在，“存在就意味着进行对话的沟通”；（5）对话是永恒地未完成或不可完成的；这五条可以说实质上并未超出
加达默尔的视界：对话的存在—本体性、语言性和开放性等等，不过由于早
于加达默尔数十年并且是从迥然不同的意识形态诗学路径提出，足可以令西
方学者惊奇而肃然了。但更具独创性因而更引人注目的在于：（6）对话具体表现为“异声同啸”，即“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融
巴 巴
合的声音和意识”， 或“不同声音的配置及其相互关系。”经典小说往往
以“独白”为主导，一个权威声音统治其它声音，这意味着拥立与德里达的
指责相类似的权威等级制；而“异声同啸”则意味着消除唯一权威或权威，每种声音即每个人平等对话，竞相鸣放，而且还包括与自己的对话。例如，巴 赫金 （沃洛希诺夫）：《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哲学》，第86 页。
巴 赫金： 《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三联书店，1988 年版，第344、252 页。巴 赫金： 《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三联书店，1988 年版，第344、252、79 页。巴 赫金： 《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三联书店，1988 年版，第79 页。巴 赫金： 《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三联书店，1988 年版，第343 页。巴 赫金： 《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三联书店，1988 年版，第29 页。巴 赫金： 《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三联书店，1988 年版，第362 页
《罪与罪》中拉斯科尔尼科夫的独白充满对话性，“他不是思考种种事物，而是与这些事物说话。”这些话中塞满他人的语言，成为他与之争论的对手，于是他同这些声音展开对话：
他组织内心的语言，就是针对他近日来听到的、触动他的他人话语，组织一连串生动的、激烈的对语。他称呼争论的对方，都用“你”字，对其中几乎每一个人，都要引述回敬他的原话，却改变了语气。同时每
一个物，每一个新的人，对他来说立即变为一种象征……是某种生活目
的和思想立场的象征，是在令他苦恼的那些思想上的问题中代表着生活
中某种解决办法的象征。……他把所有这些人物相互联系起来，让它们
相互比较或者相互对立，迫使他们相互回答问题，相互呼应或相互揭露。
结果，他的内心的语言就象哲理剧一般展开，其中的人物都是生活中现
实存在的不同生活观和世界观的体现
者。《
这种消除“最强音”、“主调”而让众声齐鸣的平等、民主的语言世界，尽管还充满着不安与恐怖气氛，但能够平等对话本身，不就是一种“语言乌
托邦”么？我们能够在现实中随处与这种无权威的每个人平等对话的境界相
遇么？同时，作为作者，我们能如此自信地写作出这样的对话小说么？作为
读者，我们能这样自如地深入其中而获得参与对话的快乐么？确实，巴赫金
的如上描述令人想起加达默尔的“对话”中的“视界融合”和巴尔特的“本
文的快乐”，即都强调对话世界的不确定、差异、平等和由此而生的特殊快
乐。如此，当今西方文坛一致看好巴赫金，就不足为怪了。
然而，巴赫金的“异声同啸”对话自有其机杼。每一种声音并非不确定
的或总是“延异”的能指碎片，而是生活世界的“象征”，是意义的携带者，因而是确定的；同时，各种声音之间的对话虽然充满差异、冲突、宛如“哲
理剧”，但这个剧本并不象巴尔特所以为的那样是没有作者的“孤儿”，而
是由一个确定的、超然其上的作者去创造的。这个作者懂得如何安排出一场“异声同啸”对话：
他要表现的，恰恰是一个主题如何通过许多不同的声音来展示，这
可以称作主题的根本性的、不可或缺的异声同啸性和不协调性。陀思妥
耶夫斯基认为重要的，也正是不同声音的配置及其相互关系。《
可以说，巴赫金是从一个与众不同的确定的根基上去描述一种不确定的
对话，从而既关注加达默尔和巴尔特等人为之兴奋的不确定对话，却又克服
了他们轻易抛弃确定性把握的偏颇。但是，“异声同啸性”难道就需要从作
者意图去领会吗？凭什么证明它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意图呢？而且，这
样的领会和证明是否必要和有多大价值？为什么不能说是读者巴赫金个人的
阅读感受呢？因此，巴赫金对“对话”、“异声同啸”现象的描述，还有相
当浓烈的绝对或决定论色彩。对此作适当的“擦洗”工作，上述“对话”、“异声同啸”概念的真正价值才会显露其光泽。巴赫金上述概念的魅力，部
分地还来自于如下事实：它们的出现与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复调”小说的阐
释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这表明，真正有力的理论总是同具体文学现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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