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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月，苏联与东欧六国成立经济互助委员会，同年4月，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军事联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立。“两大阵营”的对峙和冷战全面展开。16
地处亚洲和太平洋结合处的中国，也成为两大势力交锋的前线。正在与国民党苦苦周旋的中国共产党，为了生存和壮大，面临着必须和其中一方结盟的抉择。
1947年12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会议上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中说：
“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阵营，已经形成。没有危机的、向上发展的、受到全世界广大人民群众爱护的社会主义的苏联，它的力量，现在就已经超过了被危机严重威胁着的、向下衰落的、受到全世界广大人民群众反对的帝国主义的美国。”17
1948年11月，毛泽东和刘少奇利用十月革命三十一周年之际撰写文章，除了盛赞苏联之外，都明确提出，要么站在苏联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要么站在美国的帝国主义阵营一边，没有中间道路可走。
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宣布，即将诞生的新中国要全方位地站在苏联一边，实行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他指出：
“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18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苏联与东欧及亚洲的新兴民族主义国家随即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1950年2月14日，毛泽东访问苏联期间，中苏双方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双方约定以友好合作精神，遵照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及领土完整及互不干涉对方内政原则，发展和巩固两国间的经济文化关系。这奠定了两国关系间政治上相互支持、经济相互合作和文化方面相互交流的基础。19
此后，中苏两国政府陆续签订了《苏联帮助中国建设与改造五十个企业的协定》、《关于苏联政府援助中国政府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协定》、《专家协定和贸易协定》、《关于苏联援助中国发展国民经济的协定和议定书》、《中苏科学技术合作协定》等文件。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苏两国的经济、军事、文化交流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第四章 决策（2）
根据两国政府间达成的协议，苏联前后给予中国总额达六十六亿多旧卢布，年息为百分之一的优惠贷款。
为了帮助新中国尽快建立完整的工业生产体系，在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期间，苏联援助中国实施了一系列工业建设项目，史称“156项工程”。实际投入施工的约一百五十个项目，涵盖了包括航空、电子、兵器、航天、船舶、钢铁、有色金属冶炼、化工、机械、、煤炭、电力、石油、医药等国民经济各个关键行业。“156项工程”的实施，为新中国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体系框架，奠定了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使中国工业生产技术能力有了质的提高。
与此同时，苏联派遣了大量的专家来到中国。从工艺制造到国民经济规划，几乎在各行各业都有苏联专家手把手传授专业技能的身影。据苏方统计，在1954至1957年期间，根据双方经济和技术合作协定，苏联派遣的专家数量达到近五千名。20
以俄为师
新生的人民政权，决心以苏联的社会制度和经济体系为范本，勾勒一个崭新社会的蓝图。
1949年10月5日，刘少奇在中苏友好协会成立大会上指出：
“我们要建国，必须‘以俄为师’，学习苏联人民的建国经验。……苏联有许多世界上所没有的完全新的科学知识，我们只有从苏联才能学到这些科学知识。”21
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
“在列宁和斯大林的领导下，他们（指苏联共产党人）不仅会革命，也会建设。他们已经建设起来一个伟大的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是我们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
1953年2月，毛主席在政协一届四次会议上告诫大家：
“我们要进行伟大的国家建设，我们目前的工作是很艰苦的，我们的经验是很不够的。因此，要认真学习苏联先进经验，无论共产党内，共产党外，老干部、新干部、技术人员、知识分子以及工人群众和农民群众，都必须诚心诚意地向苏联学习。我们不仅要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而且要学习苏联先进的科学技术。我们要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学习苏联的热潮，来建设我们的国家。”22
新国家的建设，急需大量具有专业技术水平的建设和管理人才。决策者很快意识到，现有人才水平和人才储备，与日新月异的需求相差甚远。
战争艰苦环境下自己培养的工农干部，在知识的系统性、专业型方面存在严重缺陷，难以满足现代化大工业生产的需要，而随着解放事业进程陆续加入革命队伍的旧时代知识分子，与社会主义建设的要求也还有一定距离。
旧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具有殖民地、半殖民地文化的烙印，不仅专业设置不完整，而且明显重文轻理，无法在短时间内完成改造并孕育出国家迫切需要的大量工程、科技人员。
与此同时，以美国为首的敌对阵营对新中国实行遏制并孤立的政策，在外交、经济和文化领域采取封锁和扼杀的手段。大量怀着迫不及待的心情矢志报效祖国的海外学子，被敌对势力以各种理由羁绊阻拦，不能立即回国效力。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央做出了向苏联大量派遣留学人员，全面、系统、深入地学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和先进科学技术的战略决策。
1949年7月，刘少奇等秘密访问苏联时向苏方提出，除了派遣专家来华帮助工作外，希望苏联接受中国派遣留学生，以帮助中国培养建设和管理人才。这一请求得到苏方的积极响应。
1950年6月，周恩来总理指定国家文教委员会冯乃超同志、外交部伍修权同志、教育部陈新民同志组成工作小组，负责选拔、确定出国留学生人选。伍修权负责对外联系；陈新民负责留学生出国前的准备工作及其他事务性工作23
1952年8月9日，中苏两国政府签订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苏联高等学校（军事学校除外）学习之协定》。协议规定：
第四章 决策（3）
“（中国派遣到苏联学习的大学生和研究生），须按苏联高等教育部规定之课目经过入学考试后，始能被接受到苏联高等学校学习。”
“按通例，上述大学生与研究生接受到高等学校初级班学习，仅在个别情况下，方能至高级班学习。至于尚未能充分掌握俄语者，须进预科班学习，其期限自六个月至一年。”
“苏联各学校为大学生及研究生规定之一切规则，对于根据本协议接受至苏联各院校之人员均应一律遵守。”
“凡由苏联高等学校毕业之人员，均发给按苏联规定形式之毕业文凭，并载明其所获得之专门知识及熟练程度。”
“中国公民之大学生及研究生在苏联高等院校学习期间，由苏联政府供给之住处，其条件与苏联大学生及研究生同。”
“苏联政府支付中国公民在苏联高等学校学习时之生活费与学习费。中国政府应向苏联政府偿还上述费用的百分之五十。”24
《协定》的签订，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它的指引下，中国向苏联大规模派遣留学人员的工作得以顺利展开。
历史意义
在人类历史上，国与国之间如此长时间、大规模、有组织的留学生交流活动，是史无前例的。
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
留学生的选拔、培养、管理、使用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国家多个部门的分工、协作。留学工作被提高到关系国家未来的战略高度。这项工作由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抓，并设立了由聂荣臻（代表国家科委）、李富春（代表中央组织部）、陆定一（代表中央宣传部）组成的留学生领导小组。
在国务院的领导下，外交部、教育部、国家计委、国家科委、国家各部委细致分工、密切配合，保障整个工作有序进行。在1960年12月的国家科委党组、教育部党组、外交部党委《关于今后一个时期的留学生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指出：
“留学生的派遣规划、留学生毕业回国分配工作，和根据科学技术合作协定派遣的实习生选拔工作由国家科委负责；大学生、研究生、进修教师的选拔工作和所有留学生的最后审查批准、派出、国外管理和假期回国学习等工作，由教育部负责；留学生在国外的政治思想工作由使馆负责，在国内由外交部和教育部共同负责，其中关于政治思想教育和组织工作以教育部为主，涉外事件以外交部为主……”25
这一分工，奠定了未来几十年我国留学生管理工作的格局。
这是一个睿智的决策。
建国伊始，从炮火和废墟中走出的新中国的执政者，对于如何从零开始，构建一个全新的国民经济体系几乎没有任何经验。在这种情况下，走出去谦虚地学习国外先进经验，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事实表明，数量巨大的留学生回到国内后，不仅带来了先进的知识和技术，而且迅速充实到生产建设的第一线，极大地充实了技术骨干力量。以这批留苏学生为骨干，新中国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诸学科得到飞跃式的发展，也带动了国内整体生产、科研、教学水平的大幅度提高。
1956年1月中共中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对派留学生出国学习的意义做了精辟的论述：
“什么是最迅速有效地达到这个目的（指的是使十二年后我国的科技水平能达到苏联和世界其他大国的水平）的道路呢？这样的道路就是……按照我们所最急需的门类，最迅速地派遣若干组专家、优秀的科学工作人员和优秀的大学毕业生到苏联和其他国家去作一年到两年的实习，或者当研究生，回国以后立即在科学院和政府各部分别建立发展这些科学和技术的基础，并且大量培养新的干部。”26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当时全世界大部分先进国家对新中国实行政治和经济封锁的情况下，苏联“老大哥”以一种同志式的真诚和宽容向我们敞开了大门，使得我们从政治、经济、科技、教育、文化、卫生、军事等各个领域最近距离地学习和借鉴，从而建设一个完整、成熟的国民经济体系。
第四章 决策（4）
不论后来政治风云如何变幻，苏联政府在那个时期给予中国建设的巨大帮助，苏联人民所展现出的深厚纯真的同志情谊，是应当永远铭记、不容抹煞的。
第五章 梦开始的地方（1）
在冬日明丽的阳光里，我循着老学长们指引的路线，开始了我的寻觅之旅。
从高楼鳞次栉比的西单闹市口向南，都市的喧嚣瞬间抛在脑后。尽管从未来过这里，可是漫步在狭窄陈旧的新文化街上，却有一种异样的亲切在心头。
走到街道的西头，向南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