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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何四维：《秦法律残简》，90 注5。
⑤ 《睡虎地》，第24 页 （何四维：《秦法律残简》，1）。
⑥ 《睡虎地》，第35 页以下、第98 页 （何四维：《秦法律残简》， 19、86）。
⑦ 《睡虎地》，第35、38—39 页 （何四维：《秦法律残简》，19、21）。
⑧ 《睡虎地》，第96—98、113—116 页 （何四维：《秦法律残简》，82—84、B1—B6 、D127—D130 ）。
⑨ 《睡虎地》，第99—100、 113、115—116 页 （何四维：《秦法律残简》， 86—87 、B1、 B5—B6 、
D131—D132 ）。
⑩ 《睡虎地》，第96—101、112—126 页 （何四维：《秦法律残简》，82—89、B1—B29 ）。
① 《睡虎地》，第43 页 （何四维：《秦法律残简》，27）。
② 见《汉书》卷四，第117 页 （德效骞：《汉书译注》第1 卷，第242—243 页）；《汉书》卷九，第279
页 （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 卷，第302—303 页）。
③ 见上面注51。
④ 《睡虎地》，第49、51 页 （何四维：《秦法律残简》，12、15）。
⑤ 见鲁惟一：《汉代的行政记录》第1 卷，第93 页以下。
⑥ 《睡虎地》，第33、81、132、141—142 页 （何四维：《秦法律残简》，9、74、C6、C17—C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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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的组织得以整理出来。虽然有关的文字（秦汉两朝正史中的职官志）提供
了很多有关中央政府各部门组织的详情，但对这些部门的实际工作则谈得很
少，而且几乎没有谈到地方行政的任何情况。
此外，细致的研究揭示了有关对文官的训练和任用以及对文官资格的要
求等方面的规定。还有关于文官的入仕途径和俸禄的材料；这些规定一定是
依据现已不存在的法令和章程制定的。⑦更没有想到的是，还有很多的次要
材料，即关于请假的材料，我们掌握的这类片段材料至少有秦代的一个律、
汉代的两个令，还有汉代的三个令、两个先例、一个格。
汉代制定的几个入仕途径，在以后的帝国时期还继续通行，即入仕要通
①
过荐举、考试、袭爵这三种途径。起初，经济状况看来是唯一的要求，这可
能是为了防止入仕的人的贪污腐化，但从大约公元前130年以来，郡被要求
每年推荐两个人进京入仕。这些人的行为必须“孝而廉”；他们先在中央政
②
府机关工作，以后再出任县官。但除去这些道德品质之外，他们还必须精通
在郡的低级行政机关中学过的吏治；最后，这些被推荐者要通过考试，回答
有关时局的问题。结果，某些高级官员有权让他们的后裔在政府任职。这种
惯例虽屡经废止，但仍继续存在。
另一个入仕途径（它的细节我们已不能知）是进太学。太学设立于公元
前124年，有一定数目的博士和50名学生。但200年以后，学生的数目多达
③
几千。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学生不一定是年轻人；为了防止任人唯亲，“孝
廉”的年龄最后提高到至少40岁，这是中央政府不顾一切地力图扼制地方豪
族势力的表现。
① 见毕汉斯：《汉代的官僚制度》，第132 页以下；支里斯皮尼：《后汉帝国官僚机器征募制》，载《崇
基学报》，6：1 （1966），第67—78 页。
② 《汉书》卷六，第160、164 页 （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 卷，第34、42 页）；《汉书》卷五六，第
2512—2513 页。
③ 《汉书》卷六，第171—172 页 （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 卷，第54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
24 页）；毕汉斯：《汉代的官僚制度》，第138 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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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法
如果我们在公法方面知道得很少，如果我们不得不满足于以上所说的大
概情况，那么我们对私法的知识就甚至更不能令人满意了。我们掌握的材料
之所以贫乏，不仅是由于史书上的记载稀少，而且主要是由于私法主要属于
地方的风俗习惯的范畴，只是在触犯私法到了需要惩办时才见之于文字。由
于中、日两国学者的努力，我们掌握了一些诸如有关婚姻、继承、买卖契约
和因负债而沦为奴隶的零散材料。①
早期的礼书描绘了一幅氏族组织，嫡长支（大宗）中的长辈握有相当大
的权力。这个制度在帝国时代继续盛行，但它必须和法家的秦政府所遗留下
来的法规作斗争，汉初的统治者继承了秦国的法规而未加变革。结果，例如
已结婚的成年男子必须从父亲的家庭中分出而单独立户，这是和世代同堂的
儒家理想不相容的。
婚姻实行一夫一妻制，因为男子只能有一个正式妻子；不过在理论上他
可有数目不限的妾。奴隶之间的婚姻得到法律的承认，虽然我们不知道奴隶
②
怎样得到（或被赐给）配偶的。婚姻有彩礼，如嫁妆，但我们不知道在早期
的离婚案例中怎样处理这些彩礼。我们偶尔知道，一个被判刑的妻子的嫁妆
转给了她的丈夫。③
瞿同祖指出，中国法律的儒家化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儒家的社会观和法
④
律的混合只是到了公元653年的唐代法典才完成。例如，儒家的伦理要求儿
子要为父母服三年丧，但实际上在整个汉代时期，政府官吏获准的这种丧假
只有36天。
对于婚姻，儒家的原则不但坚持严格的族外婚，因此禁止娶同姓的妻妾，
并且排除大量有血缘关系的亲戚作为可能的配偶。但在汉代，这些原则远远
没有被严格遵守，至少在社会的高阶层（只有这个阶层我们知道得多些）中
①
是这样。在后世，只有丈夫能提出离婚，但在汉代，已经证实有几件妇女提
出离婚的事例。
至于汉代的侯 （或贵族），只有嫡子才能继承他的爵位和财产；如没有
嫡子，即使有庶子，这个侯爵也被认为“死而无后”，他的封地就被国家收
②
回。至于其它的社会阶层，我们看不到嫡子庶子之间有什么区别，他们似乎
具有同等的继承权。关于处理财产的遗嘱的情况也似乎不清楚。
人们积极从事商业，从文书中可以显然看出，占主导地位的哲学反对经
商。因此《史记》和《汉书》列举了可以致富的多种行业。商人的足迹遍及
① 例如，见杨树达： 《汉代婚丧礼俗考》（上海，1933）；刘增贵：《汉代婚姻制度》（台北，1980）；
牧野巽： 《西汉封建相续法》，载《东方学报》（东京），3 （1934），第255—329 页；仁井田陞：《中
国法制史研究：土地法、贸易法》（东京，1960），第400 页以下。
② 见韦慕庭：《西汉的奴隶制》，第158 页以下。
③ 《睡虎地》，第224 页 （何四维：《秦法律残简》，D150 ）。
④ 见瞿同祖：《传统中国的法律和社会》，第267 页以下；卜德、莫理斯：《中华帝国的法律：清代的190
个案例示范》 （坎布里奇，麻省，1967），第1 部分第4 章；何四维：《汉法律残简》，第297 页。
① 见杨树达：《汉代婚丧礼俗考》，第42—43 页。
② 关于诸侯的继承特点，见牧野巽：《西汉封建相续法》，鲁惟一：《汉代贵族爵位的等级》，第109、
143、15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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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甚至和边境外的居民在官方市场上进行交易，但我们不知道海外贸易
③
的情况，也根本不知道有没有海商法。仅有的可靠证据是考古发现的一些买
卖土地和衣服的契约，后一种契约涉及很贵重的长袍，是西北边境戍军之间
④
的交易。契约上要写明转让货物的名称、价钱、买卖双方的姓名、转让日期、
证人的签字等。
买卖土地要注明土地的四至。还常提到酒价，用来确定这宗交易。地契
大多附有条款，说明地上的种植物和可能发现的财物都归买主所有。同时买
主也解除了原有者的赎回权；这一特点显然是中国人对于“卖”的特殊概念。
①它表明土地的所有权总是相对的，从来不是一个绝对的权；结果，土地权依
然在国家手里，国家可以随时提出它对土地的权力。在这种条件下，土地税
可看作是为使用和收益而支付的地租。②
卖长袍的契约，实际上可看作是典当，卖主有赎回权。当以人作抵押物
时，典的正式用语“质”则被另一个用语“赘”所代替。有这样一些事例。
有的人为了还债或借款，把自己或自己的孩子作为典当物；这种事很容易导
致长期的奴役。③
至于买卖奴隶，我们只有一种文字游戏式的契约，但它包含了与其它契
约相同的基本内容：完整的日期、买卖双方的姓名、卖的东西（在这个契约
④
里是一个奴隶的名字）和价钱。古》，1965。10，第529—530页；蒋华：《扬
州甘泉山出土东汉刘文台买地砖券》，载《文物》，1980。6，第57—58页；
吴天颖：《汉代买地券考》，载《考古学报》，1982。1，第15—34页。
③ 关于不同类型贸易的比较价值，见《史记》卷一二九，第3253 页以下（斯旺：《古代中国的粮食和货币》，
第420 页以下）；《汉书》卷九一，第3686 页以下（斯旺：《古代中国的粮食和货币》，第431 页以下）。
关于边境的贸易经营，见余英时：《汉代的贸易和扩张：华夷经济关系结构研究》，第92 页以下。
④ 卖地 （作坟地用）契约起初写在木或竹简上，再刻在铅块或砖上，放在墓室；卖衣服契约是写在木简上
的原始文书。关于这类契约，见何四维：《汉代的契约》（这里也讨论了常发生的伪造事）；鲁惟一：《汉
代的行政记录》第1 卷，第116 页，有关于卖衣服事。又见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望都二号汉墓》
（北京，1959），第13 页和图版16，上面有具有契约成分的文字，用来驱逐墓中邪祟。进一步研究可看
程欣人： 《武汉出土的两块东吴铅券释文》，载《考古》，1965。10，第529—530 页；蒋华：《扬州甘泉
山出土东汉刘文台买地砖券》，载《文物》，1980。6，第57—58 页；吴天颖：《汉代买地券考》，载《考
古学报》，1982。1，第15—34 页。
① 见何四维：《汉代的契约》，第18—27 页。
② 见平中苓次：《中国古代的田制和税法》（京都，1967），第104 页；贺昌群：《汉唐间封建土地所有
制形成研究》（上海，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