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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溜走，不到几个小时，他被抛弃并自杀。与少数追随者通过另一个门进
入皇宫的太傅被俘和处死。窦党党羽照例或被处死，或被流放到今之越南。
太后幸免于难。她被软禁在南宫，公元172年7月18日在那里死去。①
随着窦党的垮台，约在150年前与王朝创建者一起一跃而在全国举足轻
重的大族已经演完了它们的角色。值得注意的是，灵帝（公元168—189年在
位）的两个配偶虽然分别是西北人和南阳人，都来自较低的社会层。宋后（死
于公元178年）出身于有名的、但不象阴、马、窦、邓或梁氏那样显赫的氏
②
族。灵帝的第二个配偶何后（死于189年）来自一个世代为屠夫之家。这种
情况不是偶然的。选后之事一定受到宦官们的影响，他们不惜一切代价，避
免再与原来的外戚进行对抗。
公元168年他们胜利后，宦官们得到了晋升、赏赐和封爵等丰厚的报答。
在整个灵帝时代，他们和皇帝的权力是安稳的。只是随着公元189年9月25
日对两千多名宦官的屠杀，汉代政治体系中宪制的均势因素才被破坏，它的
③
末代皇帝被野心勃勃的将领们所控制。王朝在余下的时期的特征是一片混
乱。
概括地说，后汉的官场象前汉的官场那样，也分成了不同籍贯的宗派。
但它们都不能单独和长期地控制政府，因为一直到官僚集团的最高层，社会
性的流动兴衰是规律，而不是例外。但当与皇室通婚时，某些南阳氏族和西
北氏族在较长的时期内一直是得宠的社会精英。这些是南阳的阴氏和邓氏家
族，西北的马氏、窦氏和梁氏家族。在公元168年前，在11名皇后中它们输
送了9名，六名大将军中输送了五名。阴、窦、邓、梁四个氏族每族甚至出
了两名皇后。可是它们都没有与后汉王朝共始终。每个氏族或早或晚成了无
情的权力斗争的牺牲品，从而丧失了全国性的重要地位。这部分地是由于选
后是出于政治的而不是感情的原因，这就使外戚的地位从它家的妇女被立为
后时起就易受攻击。这种显赫一时的通常的代价是这个氏族的最后消灭。宦
官形成了政治倾轧中的另一个因素，在倾轧中他们为了保存自己，就站在皇
① 见毕汉斯：《东汉的洛阳》，第95 页以下。
② 《后汉书》卷七，第319 页；卷八，第328—329 页；卷十下，第446 页；卷六九，第2241 页以下；卷
七八，第2524 页以下。
① 《后汉书》卷八，第333 页。
② 《后汉书》卷八，第341 页；卷十下，第448 页以下。
③ 毕汉斯：《东汉的洛阳》，第98—101 页；本书第5 章《何氏掌权》、《汉朝廷的消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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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一边。他们充当年轻而软弱的，或者是无经验的皇帝的捍卫者，以便挽救
自己。他们的消灭导致了传统的汉代政治的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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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政府的管理与存亡攸关的问题
（公元57—167年）
上一章已经描述了政治决定的控制和统治权力的行使是怎样在不同的家
①
族和派别之间转移的；作者认为，这个时期的政治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当时的
派别史，这个论点很清楚地被史料所证实。但是，在用这些史料叙述的论题
中，许多使今天历史学家感兴趣的问题在当时很少评述。因此，对在不同国
策的采用和不同的家族或集团之升至统治地位这两者之间是否可找到一种关
系的问题，就得不到直接的答案。我们不知道某些特定家族的土地占有和利
益与帝国的行政或采用的经济改革的矛盾有多大。我们也不能确定帝国政府
的实际运行在后汉时期有哪些变化或者派系斗争的混乱给它带来什么样的影
响。
可是，在对历史中存在的偏见作出适当的考虑后，历史仍然为公元 57
年光武帝逝世之后至168年灵帝登基前这段时期关于行政的状况和稳定提供
某些可靠的线索。对于压迫和腐败的很多抱怨的确有其真实的基础。有一些
证据表明，权力的垄断影响到了文职官员的征用。对朝廷的礼仪及知识的提
高的重视表明，有人在明显地蔑视公认的和批准的施政方式时，也同时审慎
地表示他们忠于传统的价值；针对皇室和其他家族的奢侈而提出的抗议是太
多了，以致不能看做是嫉妒者发牢骚而不予理会。最后，历史记载了说明顺
帝（公元125—144年在位）和桓帝时期 （公元146—168年在位）法律与秩
序崩溃的一系列爆发的动乱事件。
① 见本书第3 章《政治派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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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帝与章帝统治时期（公元57—88年）
仲长统（公元180—220年）的一篇文章评估了这段历史并论述了衰落的
①
原因；他在标志着汉朝末年的动乱年月中写出了有益的事后认识。据他看
来，政治家及官员明显地失去政治权力的根源应追溯到开国皇帝光武帝 （公
元25—57年）在位时。光武帝对以往国家的权势大臣获得和使用权力的方式
十分不满。因此他已经注意到，尽管及时地确立了三公的高位，真正的政府
却由尚书来管。事实上权力正转移到外戚手里，虽然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已享
②
受了优越的特权。用任用私人追随者的方法建立起首都和州郡的两级政府。
选派官员不再根据功绩，甚至常常通过卖官鬻爵；在庸懦的官员控制边界地
区的同时，平民百姓已经在听任贪婪的压迫者的摆布。
强烈的不满和无秩序的结果是那些奔走于外戚和宦官之门的人带来的，
反感和谴责的呼声却加在三公身上。依仲长统之见，选来做三公的人常常是
谨小慎微的平庸之辈，非常不适合担任这种高级职务。到了仲长统的时代，
局势比光武帝时期更坏，光武帝曾因削去了帝国的三公之权而心满意足。
有迹象表明，到公元1世纪后半段，甚至更早以前，中兴以后的汉政府
的政治就成为专制的和过于严酷的了。公元75年任司空的第五伦，在新帝登
①
基不久可能用了劝谏的方式，通过奏折清楚地指出了这一点。他意识到，光
武帝所继承的是王莽留下的烂摊子，他倾向于用严格的、甚至猛烈的方式管
理政府。光武帝的继任者追随他的榜样，从严治政成了惯例。第五伦批评他
生活的时代里官员们的严酷，并呼吁他们要更体谅、更仁慈地对待公众。
从当时提出的和在历史中保留下来的其他抗议可以看出，这些批评不可
能都是没有道理的。公元57年明帝继位以后不久担任尚书的锺离意之所以出
名，是因为早年在他家乡会稽郡出现流行病引起很多死亡时 （公元38年），
他亲自提供医药，因而救活了许多生命。公元60年锺离意抗议明帝滥用民力
修筑北宫，结果除了那些需要迫切照管的工程外，其他工程都暂缓进行。②
下面将要看到，在抗议皇室的奢侈的同时，常有反对压迫行为的抗议。
③
明帝被描写为心胸狭窄、专好揭人隐私的人。结果他的高级官员经常发
现自己成为诽谤的牺牲品；甚至有些最接近皇帝的大臣也是被这种诽谤毁掉
的。有一次皇帝大怒，以至亲手用手杖殴打一位侍从。朝廷上就这样笼罩着
恐怖的气氛，每位官员都严厉地执行政府命令与对手展开竞争，以避免让自
己遭到惩罚。锺离意以足够的胆量抗议这种压迫的气氛，他请求皇帝促使官
员们下令惩处时不要那么严厉。虽然明帝不打算接受劝告，他也意识到理由
① 《后汉书》卷四九，第1657 页；白乐日：《汉末的政治哲学和社会危机》，载《中国文明和官僚：一个
主题思想的变异形式》 （纽黑文和伦敦，1964），第218 页；摘自仲长统《昌言》（弗兰克注）。
② 用历史的精确性解释光武帝时期的变化，见王先谦： 《后汉书集解》（长沙，1915；台北，1955）49，
第19—20 页。光武帝没能达到自己的目的，见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4 卷，载《远东古文物博物馆通
报》，51 （1979），第53—71 页。
① 《后汉书》卷四一，第1400 页；《资治通鉴》卷四六，第1482 页确定日期为公元77 年。第五伦任司空，
见《后汉书》卷三，第130 页。
② 《后汉书》卷三一，第1406 页；毕汉斯：《东汉的洛阳》，载《远东古文物博物馆通报》，48，（1976）
第33 页。
③ 《后汉书》卷四一，第140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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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充分。可是，锺离意终于丢掉了京官的职位。
材料提到了对刘英的指控以及几千名被怀疑为刘英的追随者的涉嫌的情
①
况（公元70—77年）。我们还具体地得知，500名官员中有一半以上在监
禁中被鞭笞致死。从这次磨难中幸存下来的几位有姓名的官员，以极大的勇
气在严刑拷打之下一直不屈服，只有陆续最后屈服了，这使狱吏也感到惊讶。
为此他做出了解释：他认出监狱看守送给他的膳食只能出自他母亲之手。但
他仍没有机会会见从长江以南长途跋涉而来的母亲。这件事感动了皇帝的恻
隐之心，使陆续获释出狱，但禁止他继续当官。②
我们还得知公元76年章帝继位不久以后，行政官员的工作还象以前那样
严厉。尚书的一员陈宠趁机要求宽厚和减轻严刑；他还抱怨官员利用个人的
③
职位谋取私利。这样的抗议似乎有一点效果，但是直到公元84年，才颁布
了禁止在审讯刑事案件时使用笞刑的诏令。④
还有证据表明，州级官员的压迫十分严重，当时任九江太守的宗均的一
⑤
份陈述透露了这一点。他在仕宦生涯的后期当上了尚书令，有一份报告说他
对文官搞欺骗和谄媚的情况以及只有很少诚实的官员才能给一般民众带来利
益的有限的事例感到痛心。⑥
有迹象表明，这个时期选拔或提升官员注意的是功绩和诚实，而不是个
人关系。据说有一次明帝拒绝一位公主 （光武帝女儿）为她儿子安排官职的
请求，理由是要使平民百姓免受苦难，就必须安排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