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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庆利 著
目 录
第一章 叛逆者的崛起
第一节 叛逆的种子在灵魂中生根
第二节 早期人生体验与家族叙事
第二章 红色文艺青年
第一节 走向左翼文学
第二节 多样化的艺术追求
第三章 《牛车》时代
第一节 《牛车》与上世纪30年代海峡两岸社会
第二节 《牛车》与吕赫若小说的思想特质
第四章 殖民地与女性
第一节 女性悲剧与传统文化之悲哀
第二节 女性悲剧与殖民地苦难
第五章 扯不断的文化根系
第一节 民风民俗：汉文化根系的生动呈现
第二节 面对传统：在反思和归依之间
第六章 于夹缝中抗争
第一节 面对皇民化政治高压的“阳奉阴违”
第二节 自我批判与男性软弱者形象的塑造
第七章 叛逆者的陨落
第一节 台湾光复后的吕赫若及其创作
第二节 悲壮的人生谢幕
第八章 诗性的追求
第一节 吕赫若小说的诗性特质
第二节 吕赫若小说诗性艺术的文学渊源
结语 在斗士和艺术家之间
主要参考书目
后 记
第一章 叛逆者的崛起
今天的人们大概已很难记起吕赫若这个普普通通的名字了。
这位日据时期最重要的台湾作家之一；这位才华横溢，集小说家、声乐家和剧作家于一身的“台湾第一才子”；这位因着追求社会理想，为反抗当时的国民党强权与专制而进行了英勇斗争的不屈斗士；这位在二·二八事变的白色恐怖中挺身而出，冒着生命危险从事秘密工作，年仅三十八岁就献出了宝贵生命的革命先驱，以他独特的创作风格与不凡的艺术才华，在台湾文学史、艺术史及整个文化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而他那浪漫传奇的一生、坚贞顽强的个性，也为包括台湾作家在内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树立了一种人格典范；他那为寻求真理虽九死而未悔的崇高人格，更是作为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后人很好地继承与发扬。
在本章里，笔者试图运用传统的传记文学批评方法，在勾勒出吕赫若主要的人生历程和轨迹的同时，尽可能探究一下他那独特的人生体验在其小说中留下的印痕。尽管在一些新锐批评家眼中，传记文学批评方法显得不无“过时”与陈旧，但笔者始终怀疑的是，离开了作家独特的人生经历与体验，我们能否真正理解其独特的文学创作呢？正像19世纪法国著名理论家丹纳所说，一部作品几乎蕴藏着作家全部的人格与体验，“他的性格、他的教育、他的生活、他的过去和现在、他的情欲、才能、德行和恶习、他灵魂和行为的每一部分都在他所思考和写作的东西上留下了痕印。”易漱泉等选编：《外国文学评论选》（上册），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91—392页。连对传记文学批评持有偏见的形式主义批评家韦勒克也不得不承认：“一部文学作品的最明显的起因，就是它的创造者，即作者。因此，从作者的个性和生平方面来解释作品，是一种最古老和最有基础的文学研究方法。”［美］韦勒克、沃伦著、刘象愚等译：《文学理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68页。
第一节 叛逆的种子在灵魂中生根
在吕赫若三十八年的人生历程中，既有深刻的失意与痛苦，又有着在“圈子”里的大红大紫，可谓经历过少见的大起大落；他经历过一系列时代剧变中的重大事件，而且始终处于时代风口的浪尖上；他本人的社会地位、政治立场、人生追求也随着时代的沧桑变化而发生了诸多变异。但有一点，也即吕赫若个性中最本质的一点始终没有变：那就是他那根深蒂固的叛逆性格。笔者认为，如果把吕赫若的性格比作一个完整而复杂的系统，那么“叛逆”倾向就应该是这一系统的中核。吕赫若性格的其他各个方面，都是由这个中核裂变而成的：他从其祖辈那里继承了不屈不挠永远抗争的叛逆精神，小时候他“叛逆”着自己的封建地主家庭，“叛逆”着自己的父亲；为了实现叛逆，他很早就义无返顾地选择了左翼文学之路，通过文学创作宣泄着自己的叛逆情绪；后来，吕赫若又叛逆了自己的艺术才华，叛逆了自己的阶级出身，最终叛逆了整个社会，为着一个难以企及的社会理想献出了他的一切：名誉、地位、才华、家庭与爱情，乃至那最可宝贵的年轻生命。
当然，正如任何概括与抽象都有一定的危险性一样，当把叛逆看作吕赫若性格中最核心与最本质的一个方面时，笔者希望这样的概括不要人为地遮蔽了吕赫若性格系统的其他方面，尤其是吕赫若个性中那些丰富多彩乃至复杂矛盾的方面。
一、时代之愤怒
吕赫若，原名吕石堆。1914年生于台中县丰原镇潭子乡栗林村（日据时期为台中州丰原郡潭子庄校栗林百零七番地）。而为什么吕赫若给自己取了一个“赫若”的笔名，说法也不一。一般认为他因崇拜朝鲜作家张赫宙而给自己起名为“赫若”，有的论者还进一步分析，“‘若’表示比张氏年轻的意思”林明德：《吕赫若的短篇小说艺术》，陈映真等著《吕赫若作品研究——台湾第一才子》，（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25页。。林至洁则认为：“吕赫若采用‘赫若’作为笔名，主要是撷取他所敬佩的两位左翼作家——其中一个为中国的郭沫若，另一个则是朝鲜作家张赫宙。他各取其中一字组合而成。”林至洁：《期待复活——再现吕赫若的文学生命》，吕赫若著、林至洁译《吕赫若小说全集》，（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14页。吕赫若的儿子吕芳雄先生则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认为，笔名“赫若”两字的意思是“希望做一名赫赫有名的年轻人”《吕芳雄回忆录》未刊本，第11页。《吕芳雄回忆录》目前尚未正式出版，承蒙台湾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吕正惠先生惠寄。。究竟哪一种说法更为可信，在没有找到充分的资料之前，恐怕是难以确证的。
让我们先把目光投向吕赫若所处的时代背景，一些与这个忠实的时代之子密切相关的重大历史事件，开始浮现在我们的视野中。因为正是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连在一起就构成了文学家吕赫若生存与成长的主要社会环境。吕赫若生活在一个充满愤怒和制造叛逆的时代。那是一个充斥着刀光剑影、风云激荡的时代。灾难、不幸、黑暗与专制，以及对社会正义和理想的火热追求，激情燃烧的青春、前仆后继的抗争与残酷的暴力镇压、令人窒息的政治独裁在那个时代里同时并存。
吕赫若出生前二十年的1894年，旧历称之为“甲午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经过明治维新、在亚洲首先完成了近代化之改造的日本，对长期积贫羸弱但又广袤辽阔的中国，早就窥伺已久。而腐朽无能的满清政府在这场海战中再次一败涂地，为近代百余年的耻辱史又涂上了重重的一笔。次年，也就是吕赫若出生前十九年的1895年，这一年的4月17日，《中日马关条约》签订，清政府被迫将台湾割让给日本。台湾，这个原本远离甲午战火的美丽宝岛，却成了丧权辱国的满清政府的替罪羔羊。当时冥冥之中尚不知在何处的吕赫若即使有灵，恐怕也不会完全意识到这一事件对未来的自己，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但一出生就落在了日本殖民统治的无形氛围中，却成为他无可选择的事实。
自己祖祖辈辈生活的家园被割让给日本的消息传到台湾本岛之后，登时舆论大哗，台湾人民愤慨至极。为了摆脱这一厄运，台湾绅民把最后一线希望押在了西方列强的“国际同情”上，希望能诉诸“公法”保全台湾。他们于5月23日宣布成立“台湾民主国”，推举台湾巡抚唐景崧为“总统”，试图以此拒绝马关条约。但与日本帝国主义一样惟利是图、侵略成性的西方列强又哪里能主持公道？台湾最终落入日本殖民者手中。
日本强占台湾后，台湾同胞纷纷投入到誓死抗敌的武装斗争中。如自1895到1902年期间、号称“抗日三猛”的简大狮、柯铁虎、林少猫等人分别在台湾北部、中部和南部领导的抗日游击运动，就曾经牵制了不少日军。这些此起彼伏、经久不息的反抗斗争，使殖民主义者极为头痛，日本军国当局在短短三年内被迫三易总督，甚至萌生了“台湾卖却论”的想法。后来在殖民统治者的残酷镇压下，台湾人民才逐步由武装对抗转入到较为隐蔽的文化斗争。在广大文人群体中自发兴起的“汉学运动”，就是这种文化斗争的表现形式之一。不过，在祖国大陆爆发辛亥革命前后，台湾岛内的武装斗争再次达到高潮。1915年，吕赫若出生的第二年，由余清芳等人领导的武装起义爆发，殖民当局惊恐万状，出动大量军警进行了血腥镇压。起义失败后，被处死者达六百余人，被屠杀的群众则达到了数万人，可谓是武装抗日斗争中相当惨烈的一次。吕良弼、汪毅夫：《台湾文化概观》，福建教育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19页。
日本殖民当局对台湾的统治，即使与英、法、美等国对各自殖民地的统治相比，也要专制和残酷许多。在政治上，日本殖民政府设总督为台湾最高统治者，总督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1896年，日本国会通过法案，授权台湾总督可以发布与法律同等权限的行政命令。日本还在全岛建立了一套严密而凶残的警察网络系统。警察不仅严密监视着台湾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还可以随意扩大自己的权限，介入地方事务。吕赫若小说中经常出现的不可一世的“大人”形象，就是这些日本警察的真实写照。依靠一系列所谓“警察严惩制”、“保甲连坐制”、“土地官有化”、垄断性贸易等政治经济措施，殖民当局在严密防范和残酷镇压台湾人民反抗斗争的同时，又疯狂掠夺台湾本土的产品与财产，把整个台湾变成了日本的原材料供应基地；另一方面，为了达到长期霸占台湾的目的，殖民政府还大力推行文化同化政策，企图从文化心理人格上把台湾人塑造、转变成“日本人”。针对这一点，台湾总督石元二郎在谈及1919年发布的《台湾教育令》时，曾说得非常露骨：“台湾之教育，以启迪岛民智能、涵养德性，普及国语（按：指日语。），使具备成为帝国主义臣民之资质与特性。”吕良弼、汪毅夫：《台湾文化概观》，福建教育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18页。在殖民政府的倡导与压力下，台湾各地纷纷成立了“风俗改良会”、“日语普及会”，以配合殖民者的同化与奴化教育。这种文化同化政策，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后，更是以所谓的“皇民化”运动的形式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疯狂程度。
然而，无论异族的独裁统治怎样专横残暴，都不能扑灭广大人民的抗争怒火。台湾民众武装抗日的斗争失败之后，进而转为较为隐晦曲折的文化抗争的形式。特别是到了20世纪20年代，在祖国大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台湾人民的反殖民斗争又与反封建礼教的文化启蒙运动紧紧连在了一起。1920年，吕赫若七岁那年，在日本的一部分台湾留学生发起组织了“新民会”，揭开了台湾新文化运动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