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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可想而知，他身边最接近的几个人，那年老眼盲、生活不能自理的“祖母”、整天忙于农活的大哥金生以及为别人家做长工的二哥大头，都不可能有暇或有能力照顾一下发疯的木火。而摆在已完全沦为别人累赘的木火面前的，恐怕就只有死路一条。所以没过几个月，木火就默默地离开了这个世界。而在他生命中最后一段日子里，即使是木火最亲近的大哥金生，虽然在心里“依然没有忘记弟弟衰弱的身影”，但终因“实在太忙碌，一天拖过一天”而“耽搁了探望的日子”，以至于木火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的两名兄长都未在身边。也许，丧失了生活能力的木火的死亡，正是周围人们在潜意识里暗暗期待的结果？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木火的死亡也许是他逃脱这苦难世界的最好的归宿。
当然，吕赫若不仅写出了底层百姓的苦难与不幸，写出了在苦难与不幸面前、这些小人物是何其软弱渺小与无能为力，更刻意挖掘了他们内心积聚的强大生命力，他们面对历史宿命的从容与坚定，以及面对苦难现实与不公平社会所表现出来的顽强抗争精神。小说《百姓》就通过一个颇为有趣的事件，揭示了深藏在民间的一种凝聚力，一种底层百姓自发的、朴实而淳厚的互爱互助的精神。这篇作品不仅情节非常简单，而且篇幅也很短小：“姓陈的农夫与姓洪的农夫”虽然是隔壁邻居，但平日里极不和睦，有时候陈姓农夫喂养的鸡一进入洪姓农夫家的田地里啄食，姓洪的农夫立刻宰杀之；而灌溉农田的时候，陈姓农夫即使把流经自家田地的水任意溢往他处，也决不愿意分一滴水给急需灌溉的洪家的农田。如此看来，两家简直达到了反目为仇、势不两立的程度。但是，在特殊时刻的战争环境里，他们的心灵却紧紧地贴在了一起。当时，空袭的飞机正在半空里盘旋，陈、洪两家与村子里的其他农夫们都躲在甘蔗园里避难，偏偏洪家的媳妇眼看就要临产。正在这紧急时刻，多亏了陈家老妻跑过来充当起产婆，于是，“在敌机下，陈家的妇人与洪家的女眷，在家中与甘蔗园间来来往往，又是热水又是尿布，忙得不亦乐乎”。
所谓危难之中见真情，两家平日里由鸡毛蒜皮一类琐事而导致的怨隙，也在顷刻之间化解得一干二净。的确，正是这种质朴深沉的关爱与同情，才促成了普通民众之间不可分割的强大凝聚力。在安逸、懒散的和平环境里，这种凝聚力或许表现得并不那么显著突出，甚至被一些表面的现象所掩盖，但它深藏在民间，一旦遇到战争、极端困难等特殊情况，它就会如同火山喷发般地突现出来，成为一个民族不可战胜和毁灭的强大的精神资源之一。值得注意的是这篇小说发表于1944年12月份的《台湾文艺》上，当时正是太平洋战争正酣、日本殖民当局日薄西山的特殊时期，吕赫若对民间精神资源的这种挖掘与张扬，看起来似乎是对战争时局的一种“回应”，但隐藏在背后的那种深沉的民族认同情感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谈到面对苦难时的从容与坚定，《石榴》中的金生在这方面是很有代表性的。——我发现又不自觉地回到了小说《石榴》这里，而且我必须承认，《石榴》是我最喜欢的吕赫若小说之一，也是我读到的屈指可数的对我最具有震撼力的现代白话短篇小说之一。作品中那充满着原汁原味的农村生活细节，以及作者对处于社会底层中的农民们原始生态与心态的艺术表现，都是那么活灵活现。尤为可贵的是，作者通过这些原汁原味的生活细节，表现出的是生活在最底层最边缘化的普通百姓心灵深处的、那巨大的原始强力与生命力，揭示出了他们个性中深沉的从容、坚忍与顽强。作为失去双亲的金生兄弟仨人，尽管长期挣扎在极度贫困的生存底线上，但他们还是茁壮地成长起来了。不幸的是，最小的弟弟木火因精神失常而离开了人世。死去的人尽管去了，活着的人还是要顽强地活下去，尽管这生活是那样艰难。金生的吃苦耐劳、扎实肯干，“精神不输水牛”的生命活力，赢得了包括地主黄福春舍在内的乡邻们的普遍好感。在黄福春舍的说和下，金生与二弟大头先后以“入赘”的形式结婚成家。——只要稍微了解他们的生活境况，就会感叹能达到他们的人生能走到这一步该是何其不易！
金生当时答应入赘别人家的期限是八年。八年之后就可另立门户。小弟木火夭折、二弟大头结婚的那一年，金生已为妻子的兄嫂家勤苦地劳动了七年。因此凭他在兄嫂家的位置，筹措到大头定亲所需的费用并不是太困难的。而未能照顾好小弟木火的愧疚心情，更促使他暂时忙完农活之后，就迫不及待地按照传统的乡间习俗，为离开人世的小弟举行了“合炉”的仪式，并把自己的一个儿子“送”给小弟作为“过继”的孩子，以使小弟的香火有人继承。这虽然仅具有象征的意义，但金生对弟弟的殷殷情谊，却是跃然于纸上的。作者以《石榴》为题来命名这篇小说，是否也隐含着他要以石榴这种朴素、平凡却有着旺盛生命力的植物、来预示金生兄弟“多子多福”的美好祝愿？笔者也同样深信，这种在生活重压和凶险面前、仍不失顽强与坚忍的个性品质，恰恰是一个民族生生不息、不能被摧毁与被消灭的坚固力量所在。
吕赫若小说中显示出来的这种强烈的底层关怀，是与中外文学作品中渊远流长的现实主义精神与人道主义情怀密不可分的，更与祖国大陆的五四新文学有着天然的精神关联。我们看到，作为中国现代小说之父的鲁迅，其作品中塑造的人物形象，往往是那些处于社会最底层最边缘化的寡妇、被经济压迫逼迫得日不聊生的农民，以及手无缚鸡之力、无依无靠的破落书生和无家可归、为生活所迫、只能四处流浪的游民等等。鲁迅把同情与关切的目光，投向了那些被歧视被遗忘的处于社会最底层最边缘化的人物身上。这样一种人道主义精神和发自内心的底层关怀，是“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作家们共同的思想情感特质。事实上，文学一刻也不能停止对社会底层百姓的关怀。一个社会一个民族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学思潮，可以而且应该丰富多彩，但决不应出现底层关怀整体缺失的可悲状况。这里的道理是非常明显的：因为历史的真正力量始终深藏在民间，深藏在底层百姓们的心间。只有他们，那些看起来无声无息、弱小而卑微的“沉默的大多数”，才是人类社会真正的支撑者。而文学艺术作为人类情感的重要表达形式，它只有不断地从这些“沉默的大多数”身上汲取营养，才能获得自身的力量源泉，才能取得自身的长足发展。文学，如果仅仅是达观贵人的消遣和小巧玲珑的摆设，那么尽管它可以很美很艺术化，也注定不能体现一个时代的文学主潮。从这个意义上讲，不论是鲁迅、老舍等现代文学大师，还是以吕赫若、陈映真、黄春明等为代表的台湾乡土文学作家，他们都以自己的作品给以当前海峡两岸喧嚣浮躁的文学现状以警示意义：因为在某些形形色色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貌似时髦的理论旗帜下，在莫名其妙的遣辞造句和文字游戏中，掩盖的只是创作者们心灵的苍白和艺术感受的粗糙，尤其是以同情和悲悯为底蕴的人文关怀的缺失。
二、现实关切中的道德情怀
与底层关怀密切相关的，则是吕赫若小说那现实关切中不可抑止的道德情怀。作为一名有着强烈正义感和崇高社会理想的现代文人，吕赫若对于“恶”的横行霸道及其对“善”的摧残有着特殊的敏感。我们完全可以说，这种对黑暗现实的强烈不满和反抗情绪，也可以说那现实关切中的道德情怀，恰恰是吕赫若走向小说创作的原动力。
《牛车》中杨添丁和妻子阿梅的遭遇至少向我们揭示了这样一个悖论：社会先是逼迫着处于社会底层的善良者们不得不走向“堕落”，铤而走险违犯法律，然后被恶人控制的社会机器又动用虚伪的道德与法律，把他们作为整个社会的祭品加以惩罚。为了养活全家，阿梅只好去卖身，但她却要遭受巨大的舆论与道德压力；而杨添丁在被警察“大人”罚款却又拿不出钱的困境中，只好冒险去干一些偷鸡摸狗的勾当，但他很快再次被警察抓住，从此音讯全无。一对善良者就这样被从精神到肉体彻底毁灭了；同样，《暴风雨的故事》中的老松，在妻子罔市被地主宝财奸污羞辱而死、家破人亡之后，愤而杀死了宝财，老松自己则步入了犯罪的深渊：由原来唯唯诺诺、胆小怕事的善良者变成了一个损害他人生命的罪犯——“恶”最终完全吞没了“善”。
吕赫若在小说《风水》中，还以冷峻细致的笔墨，表现了在现代物质文明的冲击之下，仁、义、礼、智、信等传统美德从人们心目中的流失。——这同样是一个“恶”战胜“善”的故事。小说中的周长乾、周长坤兄弟两人无疑是善、恶两个极端的代表。兄长周长乾老人忠厚坦诚、为人和善，即使弟弟对他屡次不义，但他也没有一点憎恶弟弟的心情；在对待自己的子女方面，周长乾更是以宽厚为本，任其自由发展。弟弟周长坤就完全不同了。在他身上，可以说集贪婪、自私、专横与诡计多端于一体。以至于当地人甚至背后骂他为“乞食坤仔”，意思是虽然富有、却像乞丐一样吝啬贪婪。仔细分析起来，在周长坤身上集中体现了传统文化之糟粕与现代文明之唯“物”倾向的畸形结合。对于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他汲取的只是封建迷信的糟粕部分，而把其中敬畏自然、尊敬祖先、忠孝诚信等美德抛弃得一干二净；而对近代以来涌入的西方文明，周长坤深深服膺的只是其中赤裸裸的利己主义成分。
为了达到自私自利的目的，他可谓是不择手段。只要于自己有利的事情，周长坤机关算尽也要做到。至于什么亲情友爱、孝顺父母等，在他眼中都算不了什么；而周围人们对他的评价如何，周长坤更没有丝毫的顾及。但正是因为这种毫无顾及、“勇往直前”的性格，却形成了周长坤这一类贪婪的自私自利者们在获取财富方面的强大优势。所以，尽管人人都鄙视周长坤的为人，部落居民也大都愤慨老天的不公，但周长坤一家还是无可阻拦般地“发”了起来。不能否认周长坤虽然自私专横，却不乏眼光与见识，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站在了时代的前列。例如他早就预感到医生这个职业的“利好”，于是先后让自己的两个儿子进了医科专门学校，后来成为当地较有名气的医生，这成为周长坤一家日益发达的重要原因。作者对周长坤本人的外貌描写，也具有某种预示性：他虽然已经五十多岁了，但脸上的皱纹却很少，而是充满油质，一副容光焕发的样子。作者还使用了眼光“锐利”、动作“敏捷”、“精神抖擞”等一连串词语，充分渲染了其活力的充沛和生命力的旺盛。相反，周长乾一家就没有这样的好运气。在弟弟的霸道与嚣张面前，周长乾却束手无策。这本身就反映了在日益强大的“恶”面前，“善”是何其软弱无力。周长乾一家的“败运”以及他本人身体的每况愈下，与弟弟周长坤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