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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加比较就会发现，吕赫若笔下的“招魂”与两千多年前屈原作品中的类似表现，并没有本质性的差别。仅从这一点上，我们就不能不叹服传统的惯性竟然会如此强大。而汉族人在移居台湾的过程中，也把祖国大陆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文化带到了台湾。仅以民间信仰为例，台湾民众所信奉的佛祖、观世音菩萨、玉皇大帝、孔子、关公、妈祖、保生大帝、开漳圣王等一系列神仙，都是从祖国大陆移植过去的。台湾之所以有那么多的关帝庙，与福建省关帝庙的“普及”恐怕不无关系。因此，招魂等习俗在台湾的扎根也就不足为怪了。
一些学者在谈到中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时曾指出：欧洲移民到达美洲以后，为了适应新的环境，将精力专注在开拓大自然上，其原有的宗教和生活的礼俗仪式有一个很大的简化过程，成为一种较为节俭纯朴的形式；可是在台湾情况却不一样，汉人移民从福建和广东带来一套完整无缺的婚丧喜庆的规矩，即使在工业化的今天，这套繁复的规矩也仍在很大程度上坚守着，难以割舍。事实上这也没什么好奇怪的，它恰恰印证了汉民族文化的礼仪性特征。正是那些最普通的台湾民众，自觉不自觉地把中华文化代代相传，使台湾在整体上保持着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特征。在整个社会文化上，则更是全面移植了祖国大陆的宗法制度和社会结构形态，儒家的道德观念也更加深入人心。吕赫若的不少作品都体现着原汁原味的汉族文化的民风民俗特征，笔者发现，即使是他为自己小说人物所取的名字，也同样渗透了传统文化的深厚基因：《合家平安》中，范庆星的三个儿子，老大叫有福，老二、老三分别叫万传、万成：“福”字恐怕是汉民族文化里最受欢迎的字了。人们逢年过节都要在家里家外贴上个大大的“福”字。有的还故意倒着贴上去，取谐音“福到了”的意思。把“福”字加在姓名之中，而且还要“有福”，则明显地包含着一种期待和祝福；至于“万传”、“万成”等名字，则隐含着“流传万代、万事如意”一类的内蕴。《暴风雨的故事》里，农民老松的大儿子叫木生，很明显与中国传统五行循环理论密切相关；而《财子寿》中的周海文似乎阅读的诗书要多一些，他给两个儿子分别起名为子思、子贤，体现出一种儒雅风范。
吕赫若在小说《石榴》、《牛车》等小说中，还涉及到农村底层百姓中一度实行的“招赘”婚俗。招赘，通俗的说法就是丈夫到妻子家“倒插门”，招赘而来的女婿也一般被称为“赘婿”。在传统宗法制和“男尊女卑”的观念作用下，“招赘”婚姻中的丈夫常常是被人瞧不起的。因为宗法文化特别强调“香火的传递”，而成为女方的赘婿，自然就被认为是替别人家“传递香火”去了。因此这对稍微有自尊心的男人来讲，都会是一种耻辱。《牛车》中的杨添丁之所以被妻子屡屡辱骂，妻子阿梅在丈夫面前则显得颇为“跋扈”，除了家境的困顿、丈夫的无能以外，另外一个不应被忽略的原因恐怕与杨添丁入赘她家不无关系。阿梅动辄就对丈夫吆喝：“出去！家是我的。”她还把丈夫骂为“窝囊的男奴”；杨添丁在妻子的辱骂面前表现得是如此理不直气不壮，除了他实在无法养家糊口、心里有亏以外，自然也是因为他的“赘婿”身份。小说结尾处，当杨添丁无法从妻子那里获得被警察“大人”罚没的必须限期交纳的两元钱时，长期积聚在内心的一个男人的屈辱终于爆发了出来，他对妻子留下的未说完的一句话是：“我再也不受你照顾了。事到如今……”很显然，他已下决心铤而走险。他从踏进妻子家的门就一直受着妻子的“照顾”，而家境弄到如此地步，竟然需要靠妻子的卖淫来养活全家，作为一个男人，他再也忍受不了这样的屈辱。不过他的铤而走险，自然也意味着在走向人生的末路。
因此，“招赘”婚姻的产生，大多是迫于生活与传宗接代的压力而不得已作出的抉择。《石榴》中的金生、大头兄弟俩就是因为父母双亡、生活太过贫困才答应入赘他家的：“生活这般贫困，如果不入赘他家，是无法娶妻的。”对女方家而言也同样存在着实际的生活困难需要通过招赘婚来解决。金生的妻子家是因为男性劳力的缺乏，才决定招他为赘婿：“为妹招夫的动机是希望有个劳动的帮手。所以看中金生默默勤奋工作的优点。”而且答应金生为妻家劳动八年以后，就可以“无条件让他独立”，生下的小孩也可以随父姓。客观地说，这应该是很“优惠”的了。这实际上是在生活的压力和传统宗法习俗下，双方互相体贴而作出的妥协，也是一种现实生活中不得已发生的对传统习俗的变更。尽管如此，金生毕竟是入赘到女方家，意味着八年之内是“别人家的人”，所以在小说开始的时候，大头向兄长金生报告弟弟木火失踪的消息时，不明就里的金生猛一见到二弟，还有些嗔怪之意。当然这并不是因为他对弟弟感情淡漠，而是担心被妻家或其他人看见会说三道四。作者真切地描写着他当时的心理活动：
话里含有虽然他是家里三兄弟的长兄，但现已入赘别人家，希望他不要常常来拜访的意味。幸亏周遭黝暗，看不见弟弟听到冷淡的言语后表情的变化。不过，可以想象他对于唯一可信赖的兄长表现的态度一定深不以为然。昔日兄弟泣别的悲哀现在突然涌上心头。但是，自己既已被招赘，就是别人家的人，不论何时何地都不应再管亲弟弟的事，这种意识强映入他的脑海。
这段文字细腻地展示了金生内心的矛盾与痛苦。作为一个恪守信义的人，他既然答应入赘妻家，就要说到做到、言行如一。但同胞兄弟毕竟是最亲近的人，况且父母去世以后，他作为父母的长子与弟弟们的兄长，理应承担起照顾两个弟弟的责任；但在生活的重压下，他和二弟大头却先后入赘别人家，最小的弟弟木火也给别人做起了养子，兄弟三人大有“分崩离析”的感觉。处于长子角色中的金生更是对自己这种不得已“辱没祖先”的行为深感愧疚与痛苦。由此可见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金生对于血缘关系的极度重视，对父母与兄弟之亲情的特殊感念与高度看重。他本来可以用兄弟三人“虽然住在不同地方，但心中有依然在一起”的坚定信念来安慰自己，但三弟的发疯而死又重新激起他内心深处的愧疚与痛苦。所以他急切地要把三弟木火的灵牌迎回自己的身边，让木火在自家的宗法人伦循环链条上获得一席之地。但是，金生自己入赘妻家才七年，还没达到双方约定的八年期限。而他要在妻家供奉起父母双亲及祖先的牌位，就要采取一种变通的办法：
因为入赘，所以他祖先的灵位放入吊笼，设置在稻谷脱壳的房间。……金生从梁上把挂着的吊笼拿下来，摆在长椅子上，将祖先的灵位放入笼里，前面摆着供物，悄悄告诸木火合炉的事。
要把祖先的牌位放到吊笼里，并且从梁上拿下来，这种特殊的仪式显然昭示着祖先的牌位只是暂时“寄居”在别人家里，等到自家真正从妻家独立出来后，恐怕才能“堂堂正正”地祭拜起祖先的牌位。在这里，我们无法不叹服这些底层百姓的变通智慧。
为了表达对木火的深厚情谊，金生还把自己的第二个儿子“送”给了死去的弟弟作继嗣。应该说，这种“过继”习俗在中国传统农村里也是很普遍的。它一般只发生在亲兄弟之间，当兄弟中的一支没有儿子时，作为其兄长或弟弟们，则有义务把自己的一个儿子“送”给他作为继嗣。当然有时候这种“过继”行为只具有象征意义。不过我们发现，金生把自己的这一“馈赠”看得非常严肃认真，不仅拉着已经“变成木火儿子的次子的手，让他手持香恭敬的拜拜”，把次子推到木火的灵牌前，对死去的木火说：“你看！这是你的孩子哟！”而且因为次子“变成”了弟弟木火的孩子，他对次子的感情也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甚至把对弟弟的情感投射到了次子身上。而他在整个“合炉”礼仪中，都显得何其庄严神圣。他把对弟弟的愧疚与深爱，对父母的感念等复杂情感，通过这一仪式都含蓄地表达了出来。
所有这些礼仪和习俗，不仅是像金生这类朴实善良的底层百姓们所遵循的生活法则，也构成了他们坚固的心灵支柱，他们的希望、梦想与根深蒂固的信念。
四、民居“老宅”中的风俗基因
吕赫若在一系列小说中，都颇为详尽地描述了主人公家族居住的那所大房子。笔者在前文已经指出，这所大房子其实就是以吕赫若自家的“建成堂”、“建义堂”为原型描绘而成的。吕赫若似乎在心底深处藏着一种“老宅”情结，他念念不忘祖父传下来的那所豪宅，最终是在自己这一代人手中破败和出卖掉的。因此他把所有的痛惜、遗憾乃至愧疚等复杂情感，都转化成了对房子内外冷峻而细致的刻画上。他要把那所老宅的形状与内部装饰的种种细节，以语言的形式完整地保存下来，也许是要以此作为永久的纪念？因此，房子的破败也就成了整个家族走向没落的外在显现。不过，吕赫若或许未曾想到，他用语言构筑的那座老宅的意象，在今天的人们看来，所包含的文化心理内涵已远远超出了对自己家族兴衰的感慨。正如很多有幸保存下来的富有特色的民居建筑，对于当时的主人来说，他们恐怕绝没想到自己精心打造的房屋，若干年后会成为人们观赏、游览的对象，会成为学者们研究传统民风民俗的重要标本一样。
美国建筑学家吉迪翁认为，所谓建筑，“对我们时代而言是可取的生活方式的诠释”Sigfried Giedion；Space；Time and
Architecture；5thed。（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4）；p。xxxiii。。这的确是振聋发聩之言。对于建筑师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