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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hitecture；5thed。（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4）；p。xxxiii。。这的确是振聋发聩之言。对于建筑师来说，那些用物质材料构筑而成的一个个建筑物，简直就像作家笔下的文本一样，他们正是要通过这些物质媒介，来向世人诠释自己对生活的理解与感悟，表达着自己的生活与审美理想。美国耶鲁大学哲学系教授，著名哲学家卡斯腾·哈里斯则强调了建筑本身的“伦理功能”。在他看来，人类所居住的房子与动物的巢穴之间，最大的区别就在于：“那房子不只是为身体提供庇护，使其免受风雨侵害，而且还能满足人类的精神需求。”因为对于人类来说，不仅仅身体，灵魂也同样需要一个栖息地。［美］卡斯腾·哈里斯著、申嘉、陈朝晖译：《建筑的伦理功能》（中译本），华夏出版社2001年第1版，第136页。而心灵的需求则与一个人受到的教育与文化熏陶密切相关。这就是为什么建筑、尤其是传统民居，总是和一个民族文化与地域文化中最有特色的成分联系在一起。它们可谓是文化心理最直观的外在形式了。笔者曾游览过山西晋中和安徽徽州一带保存完好的古老民宅，并对它们体现出来的文化价值与民俗价值惊叹不已。很显然，那些装饰精美的传统民宅的主人们，之所以不惜重金精心打造自己的“豪宅”，所追求的决不仅仅是舒适安逸的居住环境，更重要的是要借此来显示出自己的富有、身份乃至生活态度等等。所以，这些民宅不仅是用来自己住的，还有一种向客人乃至路人宣示的功能。对一个传统的中国人来说，房屋往往是家族兴衰的直观标志，一个标准式的农家人可以把自己大半辈子的积蓄拿出来，为自己也为儿女盖起像样的房屋。吕赫若的祖父吕成德就是如此，他笔下的许多人物也是类似的标准的农家人。而吕赫若之所以对那所老宅如此津津乐道，除了不可抑止的留恋与怀旧之外，恐怕还有一种对古老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的追寻意味。
在小说《财子寿》中，作者用了两千余字的篇幅详细地描写了周家居住的“福寿堂”的位置、形状乃至内部的种种构造，可谓工笔细描、精雕细刻。“福寿堂”座落在村头显要的位置上，正对着通往镇子的“保甲道”，不仅交通便利，而且极为醒目，正符合了周家在牛眠部落的显赫地位。它的门楼由红色砖瓦砌成，作者特意将门楼的红色与田园中生意盎然的绿色交相辉映。红色与绿色都是生命的颜色，与“福寿堂”四周人烟稀少、甚至有些阴森可怖的气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暗示着福寿堂虽历经沧桑却仍保持着一定的生命力，虽然它已不可挽回地走向了衰颓。
“福寿堂”门楼前则是一条浅浅的小河。——中国古代风水学特别强调居家房屋的“依山傍水”，虽然周家因为地处平原，很难靠近山林，但雨林气候的湿润特征决定了水资源的丰富，所以“傍水”是很容易的事情。紧接着，叙述者对门楼展开了描述，门楼已经很有些年头了，连墙壁上装饰的各种人形雕饰，也已纷纷剥落，刻有“福寿堂”三个字的扁额上面，更是结满了蜘蛛网。这样的描写暗示了周家的败运。但门楼的高大突兀，以及各种人形的雕饰，仍然透露出主人家的气派与威严。熟悉中国建筑的人应该了解门楼在民居中的重要地位。不客气地说，中国人有多么重视脸面，就会在居家中多么重视门楼。因为门楼象征了主人的身份与等级。这就难怪满清时期，皇帝颁布的会典中，竟然对不同爵位不同官阶人家的大门形制，作出了详细的规定。这在世界历史上恐怕是罕见的。
然后，叙述者引领我们在狗的狂吠声中由门楼走进院子。这是一座既典型又较复杂的四合院，院子分成了外庭与内庭。经过外庭来到正厅前的内庭，还需跨过一个门。整个院子大约有二十几间房子，比起一般的四合院要复杂豪华许多。正厅一般由长辈居住，但周家的长辈，这所老宅的缔造者周老舍早已过世，于是就成了专门供奉祖先牌位的地方，摆设着“显示这个家来龙去脉的许多祭器，流露出典雅的气质，构成整个家的份量”。这样的摆设与安排，自然说明了周家对于祖先的崇拜以及对祭祀祖先的高度看重，体现着传统宗法人伦的文化特征。而“正厅左边的大房间”，则由周海文的母亲、周老舍的夫人居住；右边的房间本来应该是周海文夫妇的房间，但由于海文选择了“与厨房连接的那栋后龙作为自己的卧室与书房”，实际上正厅全由女眷居住着。周海文的这一安排既展示了自己对儒家伦理道德尤其是“孝”的遵从，又符合自己独来独往的个人主义生活方式；同时又随时监视厨房里的下人。实际上，周海文对母亲和妻儿是漠不关心的，母亲一日三餐全由妻子玉梅负责，他每天所做的工作只是练练书法，或者对着挂在书房里的“画有财子寿三人的画轴”凝望。虽然正厅的大房子让给了母亲居住，但“饮食与餐具、甚至于菜肴，都是他自己专用的东西，补品高丽人参也是他一个人独享。”此外，周海文还对靠近门楼的“那栋的末端房间”作了装修，用作接待外人来访的客厅。由于客厅与门楼几乎邻接，“所以只能看见庭院的一部分，却无法看见正厅。”这样的安排虽然比较奇特，而且对客人显得不很尊重，却符合儒家伦理“内外有别”、“男女有别”的训诫，因为正厅里住的都是女眷，在“男女授受不亲”的道德观念作用下，让外人看见是不道德的。周海文的这一安排，恰恰是为了“彰显自己的家教”。
像这样一座大型四合院，是很适合“长幼有序”、数世同堂的中国传统封建家族居住的。可惜周家已经败落，除周海文这一支外，周老舍的其他儿女早已搬出这座老宅，所以偌大的院子大部分房间都闲置着，由于年久失修，更加显示出其破败的迹象。只有在院子里不时走动的鸡鸭和争奇斗艳的花草，方能显示其勃勃生机。庭院中央还有一个“半月形的池子”，但由于水是死水，池子里的水已变成了“紫黑色”。
作者还特意描写道，周家门楼外“以剪短而整齐的观音竹作为篱笆，围绕着整个家”，与“院子里伸出墙外的”果树的叶子一起交相辉映，“蔚成荫影”。而周家的院子里则种满了“佛桑花、玉兰、蔷薇、及仙丹花。两翼则有连雾、柑橘类、龙眼、番石榴，叶叶相连，非常茂盛”。正厅前的内庭还井然有序地排满了桂花、山茶花等。这些花木的栽培，除了明显的热带与亚热带雨林气候特征以外，显然还带上了一种文化心理意味：竹子向来体现着中国文人的“雅趣”，古人早就说过，“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周家以观音竹作篱笆，不单纯是为了美观方便，自然还有一种传统文化里的“雅趣”意味。院子里则是花果连荫，看起来煞是祥和热闹，给人一种永远如春的温暖感觉；而内庭里的桂花、山茶花等，色彩更为绚丽鲜艳，自然也昭示着更为富贵与喜庆的气氛。——我们可以发现，作为那种较为典型的旧式地主家庭，以儒家传统为主导的宗法文化信息是随处可见的，这一传统渗透到了他们的日常生活，甚至他们的一举一动、他们身边的一草一木之中。
在另一篇小说《合家平安》中，吕赫若则对范家豪华的住房作了详细的描写：
房间的正中央放置一张双层的睡床，豪华、以金丝描绘，有大蟒模样与花鸟浮雕的大红靠背上，铺了有美人画、刺绣的深红色毛毡。靠窗的化妆台两侧，并排了涂漆、有梅花形状的椅子。即使日正当中，房间里也微暗。外面的休养室，正面摆了一张雕有螭的紫檀中型桌。上面摆饰着刻有八卦的青绿色古铜鼎、筷子、汤匙、香盒、画有美人图案的酒杯形花瓶、碗。上面的墙壁，正中挂着有财子寿的画幅，两旁是写着“常在祖德永流芳”、“远接宗功庆泽长”金字的对联。左右两侧各摆放八张楠木的交椅，上面的墙壁还挂着“锦瑟声中鸾对语，玉梅花际凤双飞”“莺语和谐春风帐暖，桃花绚烂卺酒杯浮”的联幅与花鸟的画幅。……从庭园眺望周遭，建筑物的考究，青红色鲜明的雕梁画栋，屋顶上的人偶、龙卷、鲤尾等，一切都很美轮美奂。
这是传统而典型的富贵之家的起居室。屋子有两间，里面是卧室，外面是休养室。即使是日头高照的时间，卧室光线也比较阴暗。从现在科学的观点来看，采光不好自然是一大缺陷，但这样的安置显然突出了主人私生活的隐秘性。而房间的摆设与装饰无一不显示出古老而纯粹的汉民族文化特征和民俗色彩。那刻着八卦的青绿色古铜鼎，紫檀与楠木做成的桌椅，既昭示着主人家的富贵，也体现着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墙壁上的美人图、财子寿等图画，则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和主人美好的愿望；那“常在祖德永流芳、远接宗功庆泽长”的金字对联，表达的是对祖先的深切感怀与崇敬；“锦瑟声中鸾对语，玉梅花际凤双飞”等字眼，暗示了婚姻生活的和谐美满。而就这段文字提及的意象来说，动物类的有蟒蛇、螭、鸾及其鲤鱼等，植物类的则有桃花、梅花等，大都具有比拟和象征意味。龙与凤这两个虚拟动物在中国文化里的突出地位是不言自明的，两者都意味着高贵与华美，故经常作为装饰物出现在中国人的生活中。蟒蛇原为龙的主要原型，螭则是一种没有角的龙；鸾更为凤凰的一种，中国人常常鸾凤和谐来比喻夫妻和美。鲤鱼与桃花分别象征着富有与繁华。在颜色的运用上，我们发现红色是这座房间的主要颜色。除了象征华贵且有着古老文化渊源的古铜鼎是青绿色的以外，其他的一些生活用品几乎都被披上了一层红色的外衣。靠背的颜色是“大红”，毛毡则是深红色的，而墙壁上的美人画与屋子里摆设的各种木制家具，更是离不开红色作为基本底色，连屋子上的雕梁画栋也是青红色的。这一切都显示出生生不息的儒家文化风范。
综上可以看出，吕赫若以他客观冷静的笔触，深入到了民间生活中不被人注意的最底处，展示了普通百姓尤其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最边缘化的广大农民的原始生态，全方位地描述了他们的信仰观念、价值理想以及风俗习惯。正因如此，吕赫若的小说为我们提供了最好的文化标本之一，印证着海峡两岸文化同宗同根、同属于一个文化母体的不争事实。
第二节 面对传统：在反思和归依之间
处于日本殖民高压中的吕赫若，面对几千年来的中国传统文化，表现出的是一种既反思又归依的复杂矛盾的特殊心态：他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与自己痛切的人生体验密切相关，而他对传统文化近乎“怀旧”般的归依，则表明了吕赫若在日本殖民政府皇民化政策的步步紧逼下，为了防止自己被其同化而不得不作出的选择。那是因长期被殖民被奴役而发出的委婉隐曲却坚忍无比的抗争。因此，只有充分地了解近现代历史中台湾岛的特殊殖民处境，充分了解台湾近现代知识分子在殖民高压环境中所承受的巨大压力，才能真正理解包括吕赫若在内的日据时期台湾作家的痛苦心志，以及他们特有的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