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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篇中文小说虽然在艺术上显得有些粗糙，语言也颇为生涩。但是，单从题材的选择来看，吕赫若显然把自己在皇民化时期压抑已久的愤怒都宣泄了出来。而在这宣泄中，他也曾有过短暂的扬眉吐气般的快乐。
《冬夜》是吕赫若创作的第四篇中文小说，也是他生前发表的最后一篇小说作品。小说中女主人公彩凤悲苦的人生经历，几乎折射了当时整个社会的动荡与不幸，而她本人则成了社会动荡无辜而不幸的牺牲品。日本殖民当局发动的侵略战争，夺去了她丈夫的年轻生命，也使得她的生活失去了起码的保障。而台湾光复以后从祖国大陆混到台湾来的郭钦明，在欺骗和玩弄了彩凤的感情之后，又将其残忍地抛弃。她只好依靠出卖自己的肉体来维持起码的生存；但是；动荡而黑暗的社会仍然没有放过这个可怜的弱女子；在一次嫖客与警察的火拼中，她仓皇地奔跑在黑得令人窒息的黑夜中。我们可以看到，无论彩凤怎样努力和拼搏，等待着她的总是比前一个苦难更大的苦难。不论是日本殖民政府的高压统治，还是国民党当局的贪污腐化，最终都把苦难和不幸转嫁到了彩凤这类弱女子的身上。——不论在哪一个时代里，作为社会的边缘者与弱者的女性们，不仅承载着自己悲苦不幸的命运，还被迫接受了转嫁到她们头上的社会灾难，于是她们总是成为历次社会动荡与社会灾难的最大牺牲者。“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可谓是中国历史上千古文人的一声长叹，那长长的叹息划过数千年。即使在二十一世纪初的今天，我们是否已经完全走出了那一声叹息？而在另一方面，我们又怎能不相信：彩凤那多灾多难的命运，那在苦难中柔弱而悲苦的身影，又何尝不是整个台湾人民苦难与不幸的某种缩影？
不论从选材还是从具体的行文来看，这篇作品都避免了先前几篇中文小说过于粗糙简略的缺陷，无论是那深邃冷峻的现实主义批判精神，还是气氛的烘托、人物心理的细腻刻画，都充分体现了吕赫若那独特的艺术个性；作者又回到了他最熟悉最擅长的表现女性悲苦命运和细腻心理的创作领域，可以说基本上回复到了早年日文小说的艺术水准。这篇小说表明，吕赫若已经走出因为语言障碍造成的创作低谷，他在积极酝酿着创作上的新高峰。如果没有紧接而来的二·二八等一系列恶性事件，如果没有对国民党由原来的充满期待一下子彻底失望，从而萌生出极度的不满与抗议，并在这种心态下愤然停笔；如果吕赫若能静下心来继续从事小说创作，那么他在文学上将取得怎样的成就，是很难预料的。
第二节 悲壮的人生谢幕
蓝博洲先生在《揭开台湾第一才子吕赫若的生死之谜》一文中，曾反复指出，他不同意那种认为二·二八事件以后吕赫若的思想才转向“左倾”的说法。因为早在从事文学活动之前的师范生时代，吕赫若就已经是“具备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左倾’青年了”，“只是，当时台湾已没有可以让他那一代青年实践的社会条件了”蓝博洲：《揭开台湾第一才子吕赫若的生死之谜》，《消失在历史迷雾中的作家身影》，（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1年8月版，第128页。。这样的观点是符合吕赫若的思想轨迹的。笔者甚至认为，吕赫若决绝地走向反抗当时国民党独裁当局的不归路，不仅与海峡两岸的社会政治环境密切相关，也是其叛逆性格发展的必然结果。
不过台湾光复以后，吕赫若至少并没有自觉地意识到，他实现左翼理想的社会条件已经到来了。台湾光复以后的吕赫若的确与日据时期大为不同，但这种不同首先体现在他个人生活的改观上，而并非政治立场的骤变。吕赫若与包括台湾共产党员在内的广大台湾民众一道，对国民党政府曾抱有高度的期许，只不过由于国民党当局的种种倒行逆施，才使他的思想急剧“左转”的。当然，1945年以后的吕赫若始终处在文化信息灵通、视野开阔的台北新闻界和文化圈内，他所接触的又大多是左翼知识分子，这应该是其思想意识中左翼倾向实现“质的飞跃”的关键性因素。
一、地下工作与叛逆性格的极致发展
事实上，从祖父那里继承的叛逆基因，已影响着吕赫若不可能安分守己地度过一生。而根据吕芳雄的回忆，吕赫若那锋芒毕露的叛逆性格并没有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社会经验的积累有丝毫改变，相反，却在朝着“变本加厉”的方向迅速发展。一个最突出的例证就是：不论是在台中师范学校读书时，还是后来赴日学习声乐期间，尽管吕赫若的学习成绩一直非常优秀，但操行评语却总是较差。他到师范学校读书的第一年，学期结束的时候，老师就给他写下这样的评语：“态度不良，不服从命令。”给老师这样的印象，他的操行等级最好不过是乙等也就不足为怪了。《吕芳雄回忆录》未刊本，第11页。可以设想，以他那种我行我素的叛逆性格，是不大可能成为一名安分守己唯命是从的好学生的。而这样一种性格，即使步入社会、担任教职工作以后也没有实质性的改变。他不喜欢教书，因此学校当局每每组织拍摄团体照时，尽管吕赫若不得不参加，但每次照相时总是不戴帽子，或者干脆故意把头歪向一边，不去面对镜头。这一看似可笑的举动，显示出吕赫若坚守自己个性的冲动是多么强烈！他骨子里就有一种反叛倾向，只要遇到适当的时机，总会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
吕赫若那我行我素的叛逆性格在他的婚姻爱情生活——这个最私人化的情感领域里也充分暴露出来。吕赫若二十一岁从师范学校毕业那年，由自己的堂姐吕叶作媒，在双方父母的同意与安排下娶了十八岁的林雪绒为妻。尽管在这之前他们并未见过面，婚后两人的感情也还算融洽。但吕赫若风度翩翩，才华横溢，特别是从日本学完声乐回到台北定居期间，他频频出入于台北的文艺界，集小说家、剧作家、声乐家于一身，自然颇受身边女性的青睐。据说在当时就被圈内人戏称为“文化界的风流人物”。曾把吕赫若作品全集翻译成中文的林至洁，在晚年仍能回忆起她小时候与自己的堂姐一起观看吕赫若演唱会的情景：“当时有许多女同学就像现在的新新人类一样，一看到他就尖叫，哇！哇！叫着好英俊喔！好帅喔！”尽管林至洁自陈当时年龄还小，不过是个懵懂无知的小姑娘，但她仍能清楚地记得自己的堂姊两眼放光、一副仰慕吕赫若的神情。林至洁由此慨叹：“可见吕赫若是长得多么英俊、潇洒。”陈映真专著：《吕赫若作品研究——台湾第一才子》，（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339页。吕赫若在当时演艺界内走红的景象，由此可见一斑。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下，吕赫若偶遇一两位“红颜知己”，当不属于意外。也正是在那段时间里，他结识了一位名叫苏玉兰的年轻女子，两人遂倾心相爱。吕赫若在家庭之外金屋藏娇，与苏玉兰育有一儿一女。直到事情被公开曝光、妻子与左右亲戚都知晓后，吕赫若仍然我行我素。——笔者在这里无意对一个人的私生活评头论足，但如果考虑到吕赫若与自己的妻子尚还属于包办婚姻，两人结婚之前并不认识，那么吕赫若与苏玉兰女士的相爱，在某种程度上是具有反封建礼教的意义的；而吕赫若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于婚姻之外公开与情人同居，不又显示出了他对整个社会及其伦理传统的一种挑战姿态吗？
从现有的资料来看，吕赫若了解并接近左翼进步思想，离不开他的堂姐夫（也即自己的妻舅）林宝烟的影响。林宝烟思想一贯左倾，早在日本留学时，他就是台湾共产党东京特别支部领导下的学运组织——学术研究会的成员之一。该组织其他重要成员还有：苏新、吴新荣、萧坤裕、陈逸松等，这一个个“响当当的名字”都是后世研究现代台湾史不可忽略的人物。他们后来也是与吕赫若并肩战斗、生死与共的同志。——这当然是后话了。林宝烟回台湾后，又担任过“台湾赤色救援会”丰原地区的委员。他也多次因为自己的左翼立场与从事的社会活动，而受到殖民当局的监视与拘禁。早在与妻子结婚之前，吕赫若就经常与林宝烟接触，经常到堂姐家串门，与堂姐夫交流关于社会人生的看法。据说林宝烟的妻子，也即吕赫若的堂姐吕叶曾多次半骂半劝地阻止堂弟跟自己的丈夫来往，并抱怨说“嫁了一位这样的丈夫已经受够了，不想再看见自己的堂弟步他的后尘”《吕芳雄回忆录》未刊本，第10页。。然而，令这位忠厚善良而胆小怕事的堂姐意想不到的是，自己的堂弟在“左”的道路上会走得更远。
此后，尤其是台湾光复以后，与吕赫若先后有着密切关系的几个人物的影响也是不能不提及的，其中最重要的当属苏新、陈文彬两人。
苏新，曾经是台湾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物。1931年9月，他因从事左翼活动被日本殖民政府判处十二年徒刑，直到1943年9月23日才刑满释放。根据蓝博洲先生的访问考证，大约在1945年7月前后，吕赫若通过另一个人物吴新荣结识了这位台湾共产党的重量级人物。吴新荣与苏新同为台湾佳里人，两人早在留学日本东京时就结为“兄弟之交”。苏新从监狱里出来以后，还是在吴新荣等人的帮助下暂时栖居在故乡佳里得以安身的。蓝博洲：《揭开台湾第一才子吕赫若的生死之谜》，《消失在历史迷雾中的作家身影》，（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1年8月版，第121—122页。吴新荣在1946年10月13日的日记中，也提到他在这一天拜访苏新时，吕赫若也曾在场，三人在一起“谈人民导报、文化企业社、文化协进会、党团事情、人物月旦至夜半。”张良泽主编：《吴新荣全集》（七），《吴新荣日记》（战后），（台北）远景出版社1981年版，第21页。由此可见三人关系非同一般。一般认为，吕赫若是通过苏新的介绍，进入到《人民导报》社担任记者的。《人民导报》创刊于1946年1月，由苏新与宋斐如等人创办，宋斐如任社长、苏新任总编辑。宋斐如也是四十年代台湾左翼运动的中坚人物之一，后来在二·二八事件中遇害。几乎与《人民导报》创刊的同时，吕赫若进入该报，并成为苏新“最得力的助手”。而吕赫若这一时期的作品，也大多发表在苏新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