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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历史老人果真如此健忘吗？尽管四十余年的时光流逝，足以让大多数刻骨铭心的记忆淡化，但对那些亲身经历过那场劫难、或者在劫难中痛失亲人的人们来说，那痛彻到骨的心灵创伤果真能彻底愈合吗？
据说，吕赫若被毒蛇咬伤是在“上山”半年左右之后。这样算来，应该离鹿窟武装基地被破获的日子不算太远。即使没有被毒蛇咬伤这种意外的发生，面对国民党军队天罗地网般的重重包围，仅有柔弱之躯的吕赫若也几乎不可能逃脱鹿窟基地案的劫难。或许，造物主让吕赫若这位品行高洁、性格倔强的艺术天才在大劫难来临之前，怀着对理想的深切执着与无比向往，因为一件意外事故而猝然离开人世，未尝不是别有深意的一种安排：他毕竟没有看到鹿窟“武装基地”的轰然崩溃，没有看到战友的变节和叛徒的告密，没有看到白色恐怖降临时朋友与亲人们的惊惶与白眼，造物主让他在这之前离开人世，是因为不忍心让他看到这理想破灭后血淋淋的现实吗？
还需要补充交代的是，吕赫若一人撒手西归，却把国民党专制统治下的无尽灾难与羞辱留给了他的家人和后辈。正像吕芳雄所说，吕赫若在“炽热与亮丽‘才子’的光环下”，走完了自己的人生之路，却留给他的家属与后代“寒冷又黑暗‘冬夜’般的生活。”《吕芳雄回忆录》未刊本，第46页。吕赫若案发以后，他那十几岁的大儿子、大女儿，以及他怀有身孕的情人苏玉兰女士等，统统被国民党特务带走。他的一双儿女在监牢里关押了三个多星期才被释放回家。吕赫若的妻子林雪绒女士如果不是临近生产，恐怕也在所难免。特务们抓不到吕赫若，便拿他身边的亲人们撒气。吕赫若的妻弟林永南则被关押达一年之久，其间屡屡被严刑逼供，他的双腿也因屡遭拷打而留下了终生的疤痕。他家则被牵连遭抄家多次。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吕赫若在逃离台北前曾向一位叫辜颜碧霞的寡妇借了两千块钱。其实两人交往总共没有几次，但就因这区区两千块钱，辜颜碧霞受到牵连后，竟被当时的国民党当局判了死刑。后来多亏她的家人用钱多方打点才被减了刑。而吕赫若所在的大安印刷厂在未暴露之前，曾经翻印过一本台湾音乐家张彩湘编写的小学音乐课本，因为这件事，张彩湘硬是被关押了五年之久！
在国民党白色恐怖下，人人自危，连其家人也只能视吕赫若这个给自己的家族带来厄运的“罪魁祸首”为禁忌了。据吕芳雄回忆，吕赫若失踪后，孩子们很早就被大人告知，不可向别人提起关于父亲的事情。吕赫若留下来的一些手稿，如尚未发表的小说《星星》等，以及吕赫若收藏的没来得及转送他人的书籍等，也在外祖母按：即吕赫若的岳母。的一声令下，被他和大哥全部埋在自家的荔枝园里，化作了尘土。只有一本吕赫若的日记，因为记载了子女们的出生日期而侥幸得以保存下来。《吕芳雄回忆录》未刊本，第44页。现在这本日记，成为研究吕赫若个性与创作的珍贵资料。很显然，被恐惧所笼罩着的家人们，最大的愿望是把这个给他们带来厄运的亲人留给他们的印记彻底抹去。而吕赫若生前的那些亲友们更是怕惹祸上身，当吕赫若的妻子林雪绒试图把丈夫匆忙寄存在朋友处的一些物品索回时，他们大多不予承认，甚至装作根本不认识，所以那些物品一件也没有要回。除了个别至近的亲戚外，林雪绒与孩子们几乎不敢与其他任何人交往。为了避嫌，即使遇到吕赫若生前熟识的朋友，也只是装作不认识。林雪绒一家在乡下几乎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熬过漫漫长夜，她总算含辛茹苦地把几个孩子抚养成人。
相比之下，吕赫若的情人苏玉兰及她与吕赫若所生的两个孩子，命运则更凄惨。吕赫若案发后，苏玉兰的生活失去了任何经济来源。万般无奈之际，苏玉兰只好找到社口村林雪绒家，希望对方能接纳自己母子三口一起过活。但已自命难保的林家又如何能答应这个请求呢？苏玉兰女士后来改嫁他人，她的两个可怜的孩子，其中女孩转送给他人抚养，男孩则因车祸而不幸夭折。——行文至此，笔者始终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这样一位极有才华和发展前景的作家，在日本殖民政府的高压政策下都能够艰难地生存了下来，却没能躲过国民党专制统治下的一场浩劫呢？为什么要维护对社会的统治，就必须以压迫乃至消灭体现着整个社会发展方向的一代知识精英作为代价呢？但愿这历史的教训能被后人永远牢记。
第八章 诗性的追求
吕赫若小说具有明显的诗性特征，这是在把握吕赫若的艺术个性时必须提及的。吕赫若在小说中常常截取生活流中的一段，在对细节的描摹中体现出浓郁的诗意；那宁静和谐的乡土田园、山川草木，及传统文学中的月亮、黄昏、星空等意象，则是吕赫若小说的主要诗性表现对象。同时，他的多才多艺也决定了他在小说创作中融合了音乐、绘画、摄影等诗兴审美的多种手法。这种诗性艺术的追求，离不开吕赫若所受到的中日两个民族的文学传统的影响。
第一节 吕赫若小说的诗性特质
小说是一种叙事艺术，诗歌是一种抒情艺术。但抒情与叙事在某些时候并无清楚的界限。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一切与人类心灵有关的艺术形式，在某种程度上都可以称之为“诗性艺术”，因为它们在本质上都是对宇宙人生与社会历史的诗性解读与感悟。正如黑格尔所说：“诗的适当的表现因素，就是诗的想象和心灵性的观照本身，而且由于这个因素是一切类型的艺术所共有的，所以诗在一切艺术中都流注着，在每门艺术中独立发展着。诗艺术是心灵的普遍艺术。”［德］黑格尔：《美学》（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13页。作为一名极具艺术气质的作家，吕赫若的小说无疑具有这种“心灵的普遍艺术”的诗性特征。
一、没有结尾的故事：吕赫若小说的诗意叙述
吕赫若小说的诗化与散文化倾向，首先表现在对故事情节与事件的处理上。应该说，吕赫若对小说中的“事件”并没有太多看重。他的小说在情节上大都比较单纯，也没有明显的传奇性。他甚至有意识地摈弃了小说情节的偶然、巧合、曲折等吸引读者的艺术手段。他更像是精心地截取了一段生活流，就那么平实自然地娓娓道来，在不知不觉中他的讲述完结了，但事件并没有结束，正如生活还要继续下去一样。《春的呢喃》、《田园与女人》这两篇小说简直就是主人公江伯烟从学校毕业回到老家赋闲期间、连续几天的生活与心态实录。尽管小说始终贯穿着一个中心线索：伯烟与丽卿之间的爱情发展。但这个线索其实在小说中极为模糊。相反，作品仅仅记叙了几件看似不相干的生活琐事。这在把故事的完整性看得高于一切的古典小说家们看来，实在是不可弥补的“漏洞”与疏忽。
吕赫若还常常在情节发展的关键时刻突然收笔，作为小说的结尾；如同一首乐曲在高潮阶段戛然而止一样，在余音袅袅中给人留下诸多回味。《牛车》中的杨添丁正欲把偷到的鸡鸭等带到农贸市场卖掉时，突然被警察抓住，在杨添丁“大人、大人”的呼喊声中，作者写道：“之后，有关他的事就杳无音讯。”作者显然有意留下了一个悬念让读者去猜想；《合家平安》的结尾，是生活陷于困顿、苦于无钱购买鸦片的范庆星，为了更“理直气壮”地占有养子有福的血汗钱，厚颜无耻、花言巧语地劝说早就被他赶出家门、从小没有对其尽到一点点父亲责任的儿子有福搬回自己身边居住，而有福面对着老泪纵横、一副可怜相的父亲，一方面痛感于生活的压力和父亲的嗜毒成性，一方面却又觉得无力拒绝晚景凄凉、身边乏人照顾的父亲的要求，愧疚于自己没有尽到儿子的责任。同时一向照顾自己全家生活的舅舅又在一旁劝诫他不要中父亲的圈套。有福面临着艰难的选择，小说却在此戛然而止；《逃跑的男人》的结尾也是如此：主人公庆云偷偷带着尚在襁褓中的儿子离家出走，但他逃离家庭之后能否开创出自己的一片天地，甚至能否养活自己和儿子，都让人揪着一把心；同样，《月夜》也更是在女主人公翠竹试图跳水自杀的情节高潮中戛然而止的。至于翠竹自杀未遂以后的生活将会怎样，作者自然也把无尽的悬念留给了读者。
也许是我的偏见，我总认为，吕赫若的艺术专长并不在于讲述一个个生动完整的故事和塑造一位位具有丰满性格的人物形象，而在于写景状物和对情感氛围的渲染，以及对于充满着浓郁生活气息的风土人情的精细描摹。我必须承认，在第一遍读完吕赫若的小说之后，掩卷沉思，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决不是眼前晃动的几个人物，更不是生动曲折的故事情节，而是夕阳中站立在微风吹拂的山头上、具有东方女性所特有的沉静、美丽与含蓄的少女之脸庞；是月光下或没有月光的黑漆漆的夜晚中晃动着的、为生活所迫的几个人影；是那具有深厚文化底蕴但日渐凋敝、人迹冷落的四合院落；是那院落中生机盎然、争奇斗艳、姹紫嫣红的花草树木，当然，最引人注目的则是那株白玉兰，还有那一颗颗在晨光中折射着熠熠光彩的小小的露珠……严格地说，吕赫若并不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他小说中的故事相对来说都比较简单，用一两句话就可以概括下来，而且这些故事本身并不怎么曲折传奇，相反，往往是生活中可能出现或者经常碰见的事情。他的《财子寿》、《合家平安》等小说，更是经常以大段的静态叙述代替情节的发展。
这的确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是吕赫若那现实主义的文学信念使他对故事本身并没有多少兴趣，还是他干脆不具备编织传奇故事的才华？而在人物塑造上，吕赫若小说中的人物尽管不乏真实自然，但很难称得上丰满典型。这与他当时所信奉的左翼写实理论，特别是强调“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文艺观点甚至不无偏离之处。但是，吕赫若的艺术天赋以及他创作个性的特质也许就在这里，那就是他对生活细节和自然具象所表现出来的特殊敏感，他对生活细节精雕细刻般的描摹，对稍纵即逝之美的敏感与把握，以及他对浓郁的乡间气息和原汁原味的生活细节的客观展示。
二、山川草木与乡土田园：吕赫若小说的诗性表现对象
对自然、气候与时间的敏感，是吕赫若作为小说家的最突出的艺术特质。在一些微不足道的细节描摹与小说文本的角落中，往往显示出作家那不易察觉的艺术气质。例如《蓝衣少女》的结尾，当万钦激愤地要用剪刀毁掉自己的作品、却被妙丽用手按住，小说行文至此，本该戛然而止，但作家却平添了一句：“天色越来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