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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音乐、绘画与摄影的结合：吕赫若小说诗兴审美的手段
艺术在其精神本质上是相通的。吕赫若在创作中融进了音乐、绘画、摄影等诸多艺术门类的要素，这与他多才多艺的艺术天赋不无关系。作为一个音乐天赋极高并在该领域里取得了极高成就的音乐家与小说家，音乐演出与小说创作，也就成为他表达对生活独特感受的两种形式。他把对生活的热爱，对生命的无比留恋与感动，更多地献给了音乐，而把自己内心深处的困惑与抗议，更多地留给了小说。读他的小说作品，我们常常可以感受到一种音乐的律动与节奏美。吕赫若常常把优美的音乐旋律融进他的小说文本中。如《春的呢喃》中回响着的《春的呢喃》那首优美的旋律，以及如花似玉般弹奏钢琴的少女，无疑大大增强了小说本身的诗意氛围。而当珠里与江伯烟散步走进一家咖啡厅时，作者则不失时机地写出了这样一段文字：
寂静的屋内流泄着留声机的音乐。眼帘尽是绚烂夺目但色彩调和的家具与盆栽的树。珠里毫不客气地走到微暗的棕榈荫下的座位坐下，跷起腿，砰一声放下皮包。
这段文字虽然简短，但声与色的结合以及对人物个性的表现，无不传神周到。因为房间内的寂静，留声机的音乐才显得格外清晰婉转；绚烂夺目的家具色彩到底是什么，尽管作者没有直白地说明，但为了和颜色“微暗”的绿树交相呼应，可以猜测一定是暖色调。置身于这样的环境与氛围中，一种浪漫、朦胧的情调怎会不油然而生？而在《清秋》中，耀勋与耀东在台北的一家饭馆吃饭闲聊时，作者更不忘对饭馆播放的音乐加以描述。有的论者在谈到这篇小说时还指出：“从叙述笔调来看，《清秋》则属心境小说的范畴，以耀勋的感觉和心情变化为主旋律，田园的美好和家庭的幸福感所充盈的柔和、舒畅的调子，因耀东的两度来信、一度面谈而产生变调，黄明金、王金海的相关细节则是嘈杂之音，当变调一直拔高，杂音附和着，逐渐远飏之后，耀勋的谐和音才又低低的扬起。”陈万益：《萧条异代不同时——从〈清秋〉到〈冬夜〉》，陈映真等著《吕赫若作品研究——台湾第一才子》，（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17页。的确是中肯之见。
为了能找到音乐和文学的结合点，吕赫若曾希望自己把主要精力放在戏剧创作上，以剧作家来扬名立身。《吕赫若日记》未刊本，1942年2月19日。在某种程度上，戏剧更像是一种生活的浓缩，而生活永远是一部演不完的活剧，有喜剧，也有悲剧，有正剧，也有丑剧。小说的戏剧因素不仅仅是对表面的误会、危机、巧合等手法的运用，还在于对它借助于音乐、音响、舞台演出而导致的特殊艺术性质的借鉴。《山川草木》其实只记叙了“我”与女主人公宝莲的三次见面。三次见面的时间、地点不同，但把它们串联在一起，就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且有着复杂内涵的故事。从另一个角度看，它又很像是截取了三个生活横断面的三幕剧；《庙庭》更是把故事场景都安排在衰败的关帝庙附近。在这篇小说中，关帝庙就像是舞台的背景一样始终不变。整篇小说难道不又像一出情节颇为跌宕、构思颇为精巧的独幕剧？
除音乐艺术外，吕赫若还有意识地把绘画艺术及现代摄影的艺术手法运用到了自己的小说创作中。如小说《蓝衣少女》本身又是一幅绘画的题目，整个故事情节都与这幅名为《蓝衣少女》的油画有关。画面上那亭亭玉立的蓝衣少女，与现实生活中甘当模特的含情脉脉的女学生妙丽一起，为小说平添了浓郁的诗情画意。与音符一样，色彩本身也具有丰富的表情功能，不同的色彩会引起不同的情感反应。艺术家们对色彩的表情功能和审美价值尤为敏感和注重。且不说美术家们专门用色彩和线条绘制自己眼中的七彩世界，小说家也常常在语言描绘的画面上，特意追求生动曲折的色彩感。色彩既是作家对自然景象的真实描摹，同时也是他本人情感、情绪、情趣的一种敷染。如果这种敷染特别突出，就会形成其作品的色彩主调，鲜明地显现出作家寄寓其中的情感意蕴和个性情趣来。吕赫若正是这样一位作家，他非常善于通过色彩的语言运用来折射出主人公乃至作者本人的情绪。在其作品中，当要表达沉重、压抑乃至愤慨一类的情感内蕴时，常常以黑、灰等冷色为基本的情感色调；而在欢快、轻松的情绪抒发时，其色调也变得欢快与明朗了许多。如前文多次提到的《牛车》、《冬夜》等小说，色彩基调往往与“黑夜”有关，给人一种沉重、压抑的感觉。而在《山川草木》中，“我”与妻子怀着轻松、美好的心情抵达宝莲所生活的乡村，所看到的景象是如此清新与美丽：
从台北搭火车出发，……绿色的田地上的植物被风吹得激烈的摇动。那天感觉上有春的气息，晴朗的天空，层层白云，轮廓明显的青山，在田里休憩的水牛，掠过稻田的飞鸟，眼中充满鲜明的色调。
这段简短的文字中，作者一连用了绿野、蓝天、白云、青山等色彩鲜明的意象，一切是那么明快艳丽，难怪主人公的妻子也“被这些鲜艳的色彩所感动，直感谢宝莲邀我们来这里，眼里浮出似乎已见到宝莲似的光彩”了。
作者还善于通过色彩的对比来表现人物的情绪和作品情绪氛围的转变。如《财子寿》中提到的周家居住的福寿堂：“门楼的红瓦”与周围“绿意盎然的田园”就形成了鲜明的色彩对比，也把福寿堂引人注目的特征呈现了出来；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小说《庙庭》中，当叙述者“我”骑着自行车行走在田间小路时，“映入眼帘的苍郁色彩，一会儿就唤醒我沉睡的生命力，感觉到全身都在跃动的力量”。就在这时，舅舅家的房子就在眼前，“放眼一看，闪闪发光的红瓦屋顶恰似在跳舞”。这可谓是叙述者所感觉到的“跃动的力量”的具体外化了。红色，作为热血、生命、亢奋的表情色，最能体现一种原始的经验意象，它与原始人类狩猎、战争以及人类繁衍具有着明显的关联，成为原始单色崇拜中最普通的色彩，也就不足为奇了。对于富有喜剧心理的汉民族来说，把象征着喜庆、热烈意味的红色作为最喜爱的颜色也同样是自然而然的。中国传统民居的外形与内在摆设，都是以红色为基本色调的。
在《财子寿》中，作者对“福寿堂”的精雕细刻还采取了摄影乃至电影“蒙太奇”的手法，由远及近、由外到内、由整体到部分、最后又用一个个特写镜头向读者一一展示了院落里的每座房子、房子的功用及摆设等等。与此同时，叙述者又像解说员一样解释着“福寿堂”的兴衰变迁以及历史典故等等。而这样的展示与解说又与气氛的烘托关联在一起。《财子寿》一开篇，作者先描写了“福寿堂”周围的田野风景，首先从贯穿“牛眠埔密集房子之间的石头路”写起，路的右边是一大片荒凉的墓场：“墓的主人不详，每年的清明节也没有看到有人来扫墓。”据说墓里面埋藏的是被杀死的土匪。在中国传统文化观念里，墓地据说是鬼魂出没的地方，总是引起人们的恐惧感；路的左侧则是已变成小河的“狭小草原”。河的上面有一座石头桥：“那座桥叫做灯心桥，只不过是由两块板子合起来，相当脆弱。一走过去就上下摇晃不已。”而民间更是传说，这一带时常有妖怪出现，至于“一过桥时，桥下会伸出黑手来抓行人的脚，或潺潺的水声突然变成笑声等传说”，更在当地群众的口中四处流传。这一段景色描写无疑使人感觉有些阴森恐怖：而在偌大的“福寿堂”里，居住着一个专横自私、性格乖戾的守财奴和他那胆小如鼠、沉默寡言的太太，还有一位体弱多病、行将朽木的老夫人。不久老太太死去，女主人因发疯而被送进了疯人院。所有这一切都给人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整篇小说就像是几个有声有色的画面一样，在单纯的情节演进中达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
吕赫若对建筑物的凋敝与破败似乎特别感兴趣，不论是旧式家庭华丽房产的凋敝，还是关帝庙一类祭祀场所的冷落与破败，总能激发起他的感慨与伤感。昔日的繁华与今日的凋敝，时光的流逝，无不拨动着主人公乃至作者那多愁善感的心弦。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把吕赫若这几篇小说中描述“老宅子”的文字拍摄成影视片段，再配上传唱至今的“残垣断壁，似这般姹紫嫣红”般的优美音乐，其艺术感染力是很值得期待的。
第二节 吕赫若小说诗性艺术的文学渊源
吕赫若的小说作品，不仅与中国古今小说的诗化传统融为一体，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融合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两大“乡土文学派”的思想艺术特征，其创作的具体经验教训，都值得我们很好地加以探讨。而吕赫若对日本文学“物哀”、“暧昧”等美学传统的继承，不仅体现了他那独特的审美个性与艺术天赋，更显示出他抗拒殖民强权的机智：他是在巧妙地利用日本文学固有的“暧昧”、“物哀”等特征，来抗拒殖民当局的皇民化运动的。
一、吕赫若小说的诗性艺术与中国文学传统
中国是一个诗的大国，我们汉民族的诗歌曾经达到过前所未有的辉煌。而曾被视为引车卖浆者之流的小说，虽然从表面上看走过了与诗文完全不同的道路，呈现出“志怪”、“传奇”的基本特征，但诗歌艺术对小说的渗透与影响，却始终没有间断过。这不仅体现在古代小说中经常出现的“有诗为证”的表面形式上，更体现在小说作品与诗歌的内在的精神内涵上的关联上，正是这种内在的精神关联，决定了中国传统叙事文学的诗性特征。台湾学者蔡英俊先生曾经对此作过中肯而深入的分析：在公元前10世纪左右，中华儿女选择了简洁的、反复回增的歌谣体来作为表达贴合于他们心灵的秩序与美的媒介，往后，中国文学创作的主流便在‘抒情诗’这种文学类型的拓展中逐渐定形，终而汇给成标识中国文学特质的抒情传统，甚至影响、改变了小说、戏剧本身独具的叙事本质。……原本属于叙事传统的小说与戏剧几乎仍是名家抒情诗品的组合、堆砌，它们的叙事性在抒情外貌的掩覆下暗而不彰，这种现象充分说明了中国文学发展的特色。蔡英俊：《抒情精神与抒情传统》，《中国文化新论·文学篇（一）抒情的境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3月版，第74、86、97页。这的确是很有道理的，中国早期的笔记小说就往往选取生活的几个片段，刻意营造一种气氛和意境，表达一种对生活的感悟与体验，而不在意故事情节是否完整：“中国叙事文学传统，从一开始就有写实和写意两种艺术表现方式，形成两种艺术流派。写实注意情节的完整合理以及细节的周到逼真，而写意则表现着一种诗化的倾向，不注重情节，甚至淡化情节，追求意境，追求意趣的隽永。小说走的是写实的路子，但在它发展的途程中不断学习写意的艺术精神，特别是在作家参与小说创作之后，写意的因素便日渐加强，从而产生了《聊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