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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梅村也并不比她幸运，顺治十年，他终于在各方的压力和清廷的逼迫下出仕清朝，写下了生命中最耻辱的一页。他终生都对卞玉京抱有愧疚，因为，由于他的“薄幸”，卞玉京的命运在她的秦淮姊妹行中是最苦的一个，重情的吴梅村是难以原谅自己的。在卞玉京去世后，他还亲到卞玉京的墓地悼念，写下了缠绵悲苦的《过锦树林玉京道人墓》。他比卞玉京多活了十余年，临终前写下了绝笔诗：
忍死偷生廿载余，而今罪孽怎消除？
受恩欠债应填补，总比鸿毛也不如。
吴的一生，留下的遗憾和“罪孽”太多了，他与卞玉京的爱情悲剧就是其中之一。在生命的弥留之际，他的眼前一定浮现过卞玉京泓然的双眸，那其中，有忧伤，有爱恋，也有怨恨。
注释：
〔1〕〔2〕〔3〕〔8〕〔9〕吴伟业：《吴梅村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4、7、101、89页。
〔4〕徐江：《吴梅村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5〕〔7〕冯其庸、叶君远：《吴梅村年谱》，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6〕叶君远：《吴伟业评传》，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10〕陈寅恪：《柳如是别传》第四章，三联书店2001年版。
〔11〕（清）钱谦益：《读梅村宫詹体艳诗有感书后四首》，《牧斋有学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桃花庵里桃花仙
——风流才子唐伯虎的前世今生
？ 慧 远
在中国世俗社会中，唐伯虎这个名字称得上是家喻户晓。且不说关于他的各种野史逸闻滥觞于民间，旧时的一部《四杰传》以及评弹《三笑姻缘》亦可谓深入人心，遍传于大江南北之街头巷尾与茶楼酒肆。再加上近世影视作品的推波助澜，更使得唐伯虎的形象带有了浓重的世俗文化意蕴，他本人也日益被打造成为一个半人半神的传奇人物。唐伯虎的形象向以风流倜傥和潇洒不羁为其标准的民间定式，各种版本的唐伯虎故事所突出表现的也大抵不外他恃才傲物、游戏人间的才子本色，无论是明人冯梦龙的小说《唐解元一笑姻缘》，还是当代周星驰的电影《唐伯虎点秋香》，其间一脉相传的无不是唐才子对传统道德的藐视和对世俗规范的颠覆，他的所作所为既与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念大相径庭，而他的风流韵事却又为一般大众所艳羡和津津乐道，其微妙之处的确耐人寻味。那么，现实生活中的唐伯虎，其真实的面目究竟如何呢？
我们先来翻阅一下《明史》。这部由清代官方所修的卷帙浩繁的正史，留给唐伯虎的不过只有区区二百多字而已。在五十多人的文士合传中，唐伯虎名列倒数第十六，其志传的内容如下：“唐寅，字伯虎，一字子畏。性颖利，与里狂生张灵纵酒，不事诸生业。祝允明规之，乃闭户浃岁。举弘治十一年乡试第一。座主梁储奇其文，还朝示学士程敏政，敏政亦奇之。未几，敏政总裁会试，江阴富人徐经贿其家童，得试题。事露，言者劾敏政，语连寅，下诏狱，谪为吏。寅耻不就，归家益放浪。宁王宸濠厚币聘之，寅察其有异志，佯狂使酒，露其丑秽。宸濠不能堪，放还。筑室桃花坞，与客日饮其中，年五十四而卒。寅诗文初尚才情，晚年颓然自放，谓后人知我不在此，论者伤之。”另外，一些地方志诸如《江南通志》、《苏州府志》和《吴县志》等，对唐伯虎的记载也基本如此，其间并没有太大的出入。由此可见，唐伯虎除了的确以才华名动一时之外，其个人经历与宗法社会中所有的落拓士人一样，也并无多少特殊之处，至少，这个唐伯虎与民间传说中的那个风流才子形象相距甚远，两者之间不可以道里计也。
综合各种史料，我们大致能够勾勒出一个这样的唐伯虎形象：唐伯虎，名寅，字伯虎，后字子畏，号六如，明代成化六年（公元1470年）出生于苏州的一个小商人家庭。唐氏先祖曾是唐朝功臣。唐伯虎虽生于商人之家，但其父唐广德却深知功名之重要，对伯虎的教诲亦可谓不遗余力，所以，唐伯虎虽然“童髻入学，才气奔放”，从小就表现出一种与众不同的个人禀赋，但是，针对涉及自己一生命运利禄的功名，他还是时刻不敢稍忘的。弘治十一年（1498年），唐伯虎举乡试第一，被时人称作“唐解元”，并被学士程敏政所激赏，一时之间才名远播，伯虎本人亦春风得意、心骄志满，大有问鼎状元郎舍我其谁之态。次年，唐伯虎与自己的朋友、江阴巨富徐经一起进京参加会试，主考官一位是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李东阳，另一位即是时任礼部侍郎的程敏政学士。既然程学士对唐伯虎早已存在良好印象，彼此之间的走动也就难免密切了一些，而且，程学士也的确在公开场合不止一次对伯虎的文章表示了自己的赞赏。正所谓“骄妒互会，竟媒祸胎”（顾琳《国宝新编》）。而唐伯虎百无禁忌的狂放姿态以及程敏政对他不假掩饰的偏爱，显然触犯了宗法社会立身处世需明哲保身之大忌。至于程敏政遭弹劾以及唐伯虎被黜入狱的真实原因，甚至包括徐经是否真的以贿赂程敏政家童得到了试题，当时的史料或者语焉不详，或者相互抵牾，《明史》的记载亦显然失之于简略，以致后人对其中的关节，意见纷歧、莫衷一是。不过，我们所能够知道的基本事实就是，这次弹劾不但使程敏政提前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并最终为之含恨而殁，同时也成为唐伯虎一生命运的转折点。从此之后，春风得意的“唐解元”便逐渐为放浪形骸的唐伯虎所取代，民间传说意义上的唐伯虎这时才开始正式步入了我们的视野。
在世人的眼中，唐伯虎自然已不复再是那个仕途光明的大才子。就他本人来说，刚刚出狱，且又经历了一场妻离子散的家庭变故，遭此巨变，不得不重新思考一下自己的人生价值了。于是，心情极度苦闷的唐伯虎决定出游，以自然景色的优美空灵来涤荡自己心中的不平之气。他先是在镇江、扬州一带盘桓，然后沿长江逆流而上，经芜湖、九江、黄州，到达岳阳，再南行至衡阳，最后经福建、浙江和安徽返回苏州。其间先后游览的风景名胜有瘦西湖、平山堂、庐山、赤壁、岳阳楼、衡山、雁荡山、天台山、黄山、九华山等等。回乡之后，唐伯虎对人间沧桑与世态炎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遂在苏州阊门内的桃花坞修建桃花庵别墅，退避其中，自称“桃花庵主”，过起了一种以卖文卖画为生的诗酒逍遥的个人生活。表面看来，此时的唐伯虎已经看透了仕途险恶，对科举再也不抱任何幻想，但事实上，科举失利却无疑深深挫伤了唐伯虎的自尊心，成了其内心无从摆脱的一个的大情结。否则，他也不会轻易为宁王朱宸濠的礼聘所动。很显然，唐伯虎把宁王对自己的青眼看做了步入仕途的又一次机遇。再加上宁王对他礼遇有加，既以百金为聘，又在南昌专门为他修建了一套别墅，唐伯虎想要拒绝恐怕也难。遗憾的是，命运又一次给唐伯虎开了一个绝大的玩笑。宁王此举并非是真正看上了唐才子的才华，而只是为自己的谋反做一个礼贤下士的姿态。唐伯虎当然也很快看出了宁王的谋反之志和他的别有用心，为求脱身，万般无奈之下只好装疯卖傻，既“佯狂使酒”，又“露其丑秽”。宁王的手下前来馈赠衣食用具，唐伯虎竟然裸体盘膝而坐，且口出秽言，讥呵使者。宁王哪里见到过这等才子？大失所望之下也只有放其还乡。自此，年近知天命的唐伯虎才最终绝意仕进，在一种心灰意懒、颓然自放的状态中度过余生，于五十四岁那年在贫困交攻之中赍志而殁。
唐伯虎生活的年代正值明代承平日久的中后期，正德年间也曾经被许多古今学者视之为明代社会发生微妙变化的一个转捩点。那是一个很好玩的时代，从皇帝到平民都充满了一种玩世不恭的精神，正像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中描述的那样，十四岁即位的正德皇帝“有超人的胆量、充分的好奇心、丰富的想像力。这样的人作为守成之君，可谓命运的错误安排。正德没有对传统屈服，他有他自己寻欢作乐的办法，而且我行我素、毫不为臣僚的批评所动摇”。的确，正德皇帝虽然算不上是称职的皇帝，倒不失是一位性情中人，而且，他对意识形态与经济发展均采取了一种放任自流的态度，这就使得商业行为与意识悄悄地越过了政治所能容许的范围而自行发展，都市时尚与各种奢华的交易也开始萌芽，明代初期的那种小国寡民式的社会理想与道德体系则逐渐瓦解。虽然这些未必出自正德皇帝的本意，但其结果却是无可避免地打破了农耕社会原有和谐的阶级关系——既然连皇帝都在向往自由，士人自然更是上行下效、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就直接促成了一种新的士绅文化品格的形成。唐伯虎生活的苏州自古就是曹雪芹所说的“最后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特别是到了明代中后期，苏州更成为整个江南地区的经济文化中心，真个是“说不尽富丽乾坤，话不完繁华景象”（《四杰传》）。这就为市民文化的勃兴提供了适宜的温床。文化的多元自然少不了狂士的点缀。苏州之所以在那个时代英才辈出、群星璀璨，亦显然是得益于商业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包括唐伯虎在内，祝枝山、文征明、张灵等人俱为苏州当地一时的才俊。站在个人的角度上，可以说印象中江南风物的钟灵毓秀与天宝物华，是与这些才子们紧密相连的，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业已成为江南人文地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但是，商业文化的繁荣虽然带来了明代士风的转变，却也使得身处红尘世界中的士人们陷入了精神上的躁动以及满足欲望与保持道德之间日益紧张的两难选择之中：一方面他们要面对物质享乐的诱惑，另一方面则要面对世道沦落所带给自己的忧患意识。他们既是商业文化的得益者，却又对商业文化抱有一种本能的抵触，因为他们早已习惯了朴素的生活和对“学而优则仕”按部就班的追求方式，正是商业文化的繁荣使他们丧失了自己的道德屏障，让他们一时之间即变得失魂落魄、手足无措起来。生活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之中，唐伯虎伊始就对科举抱有一种欲迎还拒的矛盾心理，从情感上难以接受，理智上却又不得不去俯就绳墨，虽然科举制度与他的思想个性格格不入，但又没有其他的出路可供选择；虽然他早年即以“才子”名世，但“才子”这个称谓只是一种民间荣誉，既不能拿来当作吃饭穿衣的本钱，也不能给个人前途带来任何的实惠。除了继续走“学而优则仕”这条老路以开辟自己的美好前程之外，唐伯虎根本就别无选择。不过，仕途这条路也不是谁想走都能够轻易走得通的，论才华，唐伯虎固然是才华超绝，足以恃才傲物，但仅有才华却是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