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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胡秋原、徐复观等人的扬长而去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文星》内部这时开始出现了分裂。1962年《文星》第五十八期（8月1日）刊出三则启事，其中有一则为发行人叶明勋、主编陈立峰宣布辞职的消息：
本社原任发行人叶明勋先生，近因事务繁忙，主编陈立峰先生，因健康欠佳，已分别辞职。从本年8月1日起，发行人由社长萧孟能兼任；编辑事务由编辑委员会处理。
关于叶明勋、陈立峰二人的突然辞职，历来说法不一。有人怀疑他们是被李敖挤走的。萧孟能却矢口否定了这种说法，声言他们是自动退出的：
叶明勋、何凡是自动退出《文星》的。《文星》杂志从来不刊登主编或编辑的姓名，编辑群对外是编辑委员会，但对内有主编。林海音当《联合报》副刊主编时，我请她为《文星》写稿。离开《联合报》后，加入《文星》编辑委员会，她与何凡都不是专职。李敖进《文星》之后，把《文星》的作风改变了。我完全同意他，完全支持他的改变。我办《文星》除了文学、生活、艺术之外，一直对社会、文化采取批判的态度。没有批判的杂志，任何人都可以办，何必要我来办？〔29〕
叶明勋、陈立峰、萧孟能为《文星》鼎足时代的元勋。而陈立峰是在后来接替何凡为杂志的主编的。何凡与妻子林海音二人离开《文星》的时间较早一点，那时论战尚未爆发，他们与《文星》及萧孟能的矛盾是因其他一些问题产生的。在当时，叶明勋虽被冠以发行人之名衔，却未真正过问《文星》的社务及编务，颇像当年胡适挂名《自由中国》半月刊发行人一样，真正掌控其社务和编务的乃社长雷震。而《文星》的真正当家人则是“魄力十足”的社长萧孟能。如果说何凡、林海音夫妇的最终离去因“不能以书为食”，似与经济有关，那么叶明勋、陈立峰二人在此时告别《文星》则与这场论战不无关系了。“如今《文星》发生了这么大的文化论战，且又介入了司法纠纷，他（指叶明勋，作者注）自然不愿牵连在内。而陈立峰是《文星》的执行编辑人，《文星》的新走向，得罪了那么多人，与他的人际关系有冲突，且与他的性格和理念不相符，自然也要求去。这样一来，萧孟能身兼船主与船长两职，而他手下真正的掌舵人是谁呢？”〔30〕毫无疑义，此人不是别人，正是萧孟能慧眼中那个咄咄逼人的李敖。萧孟能坦言：
我认识李敖之后，很快地我就晓得这样的知识分子，才是我从事文化事业，办杂志、办出版最需要的人才。他也很快地了解我这样一个搞文化事业的人是他的性格里面最合适、再也碰不到的人。我提供园地，他来发挥。他的文章在别的地方是不可能有人敢登的，真是伯乐与千里马，相辅相成的一个情况。在《文星》结束以前，李敖所有写的文章虽然越来越刻薄与具攻击性，还是不伤大雅的。他发挥言论思想及辩论带一点动人、吸引人的语句，他认为他已经形成的风格，能受读者欢迎。可是到后来是情不自禁地发挥，带着轻薄俏皮，很多人是不能接受的。〔31〕
虽然《文星》内部发生分裂，但这场论战确实给四平八稳的《文星》经济上带来了利益。“《文星》杂志增加了篇幅，拓宽了销路，也找到了售价加倍的正当性”〔32〕，发行量从原来的四千册增长到七千册左右，这或许正是萧孟能梦寐以求的。在当时，青年读者抢读《文星》，一时成为风尚。诗人余光中在第五十八期《文星》上发表的《欢迎中国的文艺复兴》一文，可说是一篇《文星》为改变风格、走向异数的标志性“社论”。余光中这样说：“1962年的文化界是多姿多彩的。胡适先生在赞美与诟骂之间死去。在中西文化论战声中，年轻一代的发言人李敖先生自己，也多少成为毁誉参半的人物。一些假发被无情地揭露，一些偶像自高处跌下来。……年轻的一代中，大抵心仪其人，口诵其文，反对者固然也很多，但嘘声毕竟弱于喝彩……”尽管如此，还是有人怀疑这场论战背后的真正企图。就以点燃这场论战之火“名满天下，谤亦随之”的胡适而言，“他们的‘做法’，也是相当暧昧的……是胡适思想的检讨？还是中西文化的论战？究竟是利用胡适？还是真正的尊敬胡适？除《文星》编辑部之外，谁也没有弄清楚”。“很多人不是被胡适那篇发展科学所必须的社会改革的演讲所吵醒，而是被《文星》吵昏了头。”〔33〕这是毕业于台湾辅仁大学哲学研究所的许逖在专著《文星·问题·人物》中的一段话。许逖对《文星》在论战中“谩骂狂论的风格”始终不敢认同。他声称自己是一个“冷眼旁观者”，当年在辅仁大学做学生时，正是“中西文化论战”如火如荼之际，“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其大起大伏，实在是有点“咎由自取”。李敖后来也批评这本专著“从皮相看的地方多”，萧孟能则坦然大度，预约了一千本拟放在文星书店里出售。许逖感慨道：“这一点实在是十分难得的，因为《文星》老板很清楚我对他们的批评是不会作任何人情顾虑的。还肯这么做，至少可以说明，他们相信我的话是客观公平的。”〔34〕
尽管这时李敖尽力在帮助萧孟能使“文星变色”，但他本人仍在罗家伦〔35〕、陶希圣〔36〕所主持的“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编纂委员会”（简称“文献会”）“暂时糊口”（李敖自语）。不过暗地中，他又与萧孟能达成一种默契，“与《文星》关系愈来愈近”（李敖自语）了。而此时在相互谩骂声中以及揭老底的卑劣手法之下，胡秋原等人似乎有点招架不住了。1962年9月18日，胡秋原发表公开谈话，宣布自己将为反对乱戴红帽子而奋斗，并经由律师向《文星》杂志提出了警告。同一天，“立法委员”邱有珍在“立法院”提出质询《文星》案……一场“中西文化论战”从变味而变质，闹进了“立法院”，让人大跌眼镜。《文星》第六十期（1962年10月1日）又刊出李敖的长文《胡秋原的真面目》，再一次激怒了胡秋原。据李敖在“文献会”同事阮继光生前回忆说：
李敖在《文星》发表文章写“闽变”，这下恼怒了胡秋原，他专办一个《中华杂志》和李敖对上。《文星》和《中华杂志》你来我往，极尽攻守之能事。胡秋原招架不住，竟告到法院。李敖不知道从哪里找到“闽变”当时的报章杂志，一捆捆、一包包地搬到法庭作证。当然，胡秋原的官司又败了。这其间，陶先生（指陶希圣，作者注）是不作任何偏袒的，没有说一句话。胡秋原恼羞成怒之余，竟把箭头直接指向陶先生，说李敖是陶先生的先锋、打手。陶先生沉默不语，不作反应。胡秋原计无可施，于是联络湖北籍的立法委员如钱纳水、郎维汉等人向陶先生施压，并向党部陈说。胡又直接找陶先生，陶先生看到目标转移到他的头上，大有野火烧不尽的情势，于是解除了李敖的职务。这大约是民国五十二年的事。〔37〕
1962年11月，胡秋原协同郑学稼正式向台北地方法院控告萧孟能、李敖二人。被告中本来也有置身异域的居浩然，但由于“居浩然的太太找到了胡秋原的太太，由太太级的出面，双方先行达成和解”〔38〕，这多少让萧孟能与李敖感到有点不快。实际上，惹起这场官司的正是居浩然本人。1962年9月1日，《文星》第五十九期刊出过一封居浩然从英国寄来的短信：
前辈留英同学中有人领过福建人民政府的津贴，因此对于“津贴”两字特别敏感。在他们看来，《文星》杂志不领津贴而能继续出版将近五年，乃是不可能的事情。至于他们办的杂志，照例津贴一停，生命告终。……“闽变”乃是与虎谋皮的反动行为，参加的分子都是投机取巧的败类。……我们应该把个人历史摊开来由大众检视。如有毒素存在，大家来帮助他“自清”。借反对人生攻击的名目来掩蔽见不得人的丑史，乃是一种诡计。我们要毫不容情地加以揭发。
信中提及的“闽变”〔39〕显然是针对胡秋原的。虽然没有公开点名，但“闽变”是胡秋原本人最不愿提及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