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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厘正,差舛已甚,故商周之兴,惩其差舛而改法,亦犹汉以来
至于今,历凡十余改而始适于时,不容不改者也。若夫服色,则世
益降,物益备,期于协民瞻视,天下安之而止矣。。。其曰,夏尚
玄,殷尚白,周尚赤,吾未知其果否也。莫曾于冕服,而周之冕服,
上玄而下纁,何以不赤也?牲之必騂也,纯而易求耳,非有他也。
(同上卷十九)
(三)夫之评论唐宋以来的历史理论为类似缁黄之流,他的批判都以他
的进化观点为根据。他说:
言有大而无实,无实者不祥之言也。明主。。一闻其说而屏退
之。。。唯智小而图大,志陋而欲饰其短者,乐引取之,从箝天下
之口,而遂其非。。。王安石之入对,首以大言震神宗。帝曰:“唐
太宗何如?”则对曰:“陛下当法尧舜,何以太宗为哉?”又曰:
“陛下诚能为尧舜,则必有皋夔稷契,彼魏徵诸葛亮者何足道
哉?”鸣呼,使安石以此对,扬于尧舜之廷,则靖言庸违之诛膺之
久矣。。。舜于耕稼陶渔之日,得一善则沛然从之,岂耕稼陶渔之
侣所言善言,所行善行,能轶太宗葛魏之上乎?大其心以函天下者
不见天下之小,藏于密以察天下者不见天下之疏。方步而言趋,方
趋而言走,方走而言飞,步趋犹相近也,飞则固非可欲而得者矣。
故学者之言学,治者之言治,奉尧舜以为镇压人心之标的,我察其
情,与缁黄之流推高其祖以树宗风者无以异。韩愈氏之言曰,尧以
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相续不断,以至于孟子。愈果灼见其所
传老何道耶?抑仅高举之以夸其所从来邪?愈以俗儒之词章,安石
以申商之名法,无不可曰尧舜在是,吾甚为言尧言舜者危也。。。
孔孟之所称述者不一足,以何者为尧舜之治法哉?。。尧曰无名,
舜曰无为,非无可名而不为其为也,求一名以为独至之美,求一为
以为一成之侀,不可得也。。。法依乎道之所宜,宜之与不宜,因
乎德之所慎,舍道与德而言法,韩愈之所云“传”,王安石之所云
“至简至易至要”者,此也。(“宋论”卷六)
这在当时是大胆的历史理论。他把唐韩愈之道统说、宋王安石之复古歌,
都认为不是根据历史进化的观点来立论,他以他们都不过为统治者借尧舜以
高其祖宗,“以镇压人心”罢了。
夫之批评邵雍的史论最多。例如他对于“天开于子,地辟于丑”之说,
认为与京房陈搏的变复思想同类。他的“性日生”说,是他的历史观的依据,
他敢于断定三代是野蛮的,后世是文明的,而且认为越到后代,人类比前代
越文明。他说:
唐虞以前无得而详考也,然衣裳未正,五品未清,婚姻未别,
丧祭未修,狉狉獉獉,人之异于禽兽无几也。。。三代之季,尤历
历可徵焉,当纣之世,朝歌之沈酗,南国之淫奔,亦孔丑矣。。。
春秋之世,杀君者三十三,杀父者三,卿大夫之父子相夷,兄弟相
杀,。。日盛于朝野。。。然则治唐虞三代之民难,而治后世之民
易,亦较然矣。封德彝曰:“三代以还,人渐浇讹,象、鲧、共、
驩、飞廉、恶来,。。岂秦汉以下之民乎?”。。孔子垂训之后,
民固不乏败类,而视唐虞三代帝王初兴,政杀未孚之日,其愈也多
矣。。。邵子分古今为道德功力之四会,帝王何促?而霸统何长?
霸之后又将奚若邪?泥古过高而菲薄方今,以蔑生人之性,。。君
子奚取焉!(“读通鉴论”卷二十)
宋儒以来的三代论,大都违背进化的观点,大都是一种独断。夫之的进
化史观,依据近代启蒙学者的眼光,批评了他们是在中古的小天地,犹蜘蛛
之织网,织来织去,依然不出于檐下与树间。中古历史家的史识有他的脆辩
的依据,那就是似是而非的“理”,偶然的“事”,庸俗的“情”。夫之揭
发这种诡辩的“邪”“诬”说:
小道邪说,惑世诬民,而持是非以与之辩,未有能息者也,而
反使多其游词以益天下之惑。是与非奚准乎?理也,事也,情也。
理则有似是之理,事则有偶然之事,情则末俗庸人之情,易以歆动
沈溺不能自拔者也。以理折之,彼且援天以相抗,天无言不能自辩
其不然。以事徵之,事有达与相合者,而彼挟之以为不爽之验。以
情夺之,彼之言情者,在富贵利达偷生避死之中,为庸人固有之情,
而侧隐羞恶之情不足以相胜。(同上)
夫之的史论不仅在消极的批判方面有战斗性,而且在历史理论的建树上
确有大的贡献。在中国思想史上,夫之的史学创见是破天荒的。
他在自然史论方面,以为理是气之理,由气的秩序见理。同样地,他在
人类历史理论方面,以为理是势之理,由势之必然处见理。他说:
言理势者,犹言理之势也,犹凡言理气者谓理之气也。理本非
一成可执之物,不可得而见,气之条绪节文,乃理之可见者也,故
其始之有理,即于气上见理。迨已得理,则自然成势,又只在势之
必然处见理。(“读四书大全说”卷九)
古人的历史知识好用王霸之分野,来区别历史发展,如小德役大德,小
贤役大贤,谓之王;小役大,弱役强,谓之霸。前者以理,后者以势。夫之
说“既皆曰役,则皆势也”,而既皆乘势而生,亦皆理也,故前者,理也,
后者,“虽不得谓强大之役人为理之当然,而实不得谓弱小之役于人非理之
所不可过也,。。岂非理哉?”(同上)因此,他把理看作客观历史的发展
律,例如他说:
凡言势者,皆顺而不逆之谓也。从高趋卑,从大包小,不容违
阻之谓也。夫然,又安往而非理乎,知理势不可以两截沟分。(同
上)
既然顺必然之势而存在的即是理,故他又说:
极重之势,其末必轻,轻则反之也易,此势之必然者也。顺必
然之势者理也,理之自然者天也。(“宋论”卷七)
中古的史论家,拿先设的定理,即拿天理的一成型范来概括历史的发展。
夫之反对过去的这种说法,把握到理势的统一,以说明社会历史是客观的合
法则运动。所以他的“读通鉴论”“叙论一”,首先反对“统论”,主张“论
之不及正统”,在“叙论二”中说:
推其所以然之由,辨其不尽然之实,均于善而醇疵分,均于恶
而轻重别,因其时,度其势,察其心,穷其效。(“读通鉴论”卷
末“叙论二”)
“推其所以然之由,辨其不尽然之实”,即讲历史发展的真理。这一理
论,夫之在分析具体历史的时候,有用得不确当的,也有用得得体的,然而
他都是在独创的尝试中,“自成一家之言”。最得体的,是他论邃古是由野
蛮至文明的发展。他依据了“辨其不尽然之实”,援引有征的事实,反对天
地开辟的谬说。他依据了“推其所以然之由”,以三代生活简朴、后世生活
繁备的理由,说明质与文为必然演化的理势(参看“思问录外篇”,由禽兽
而野人、由野人而文字发明一段文字,见第一节所引)。这相对地把握着具
体历史,在三百年前实属难能而可贵。当然,在没有可能依据劳动工具划分
时代的标志(如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在没有可能依据蒙昧、
野蛮、文明划分时代的材料时,是不会十分具体地把握古代历史的。因此,
夫之对于邃古知识,重在言之有征,无征则只能说“不可考而详”。三代是
中古神学的依据,夫之的批评是有实践意义的。
夫之对于三代的历史也有有价值的近似的言论。例如他说,“商周以上
有不可考者,。。其时万国各有其君”。他说,古代万国像今之土司,古代
圣贤都是军长,“伊尹周公皆六军之长”,古代土地所有制是国有形式。这
些地方都近于科学的说明。他说:
设为规画,措之科条,“尚书”不言,孔子不言,岂遗其实而
弗求详哉?从古之制治古之天下,而未可概之今日者,君子不以立
事;以今之宜治今之天下,而非可必之后日老,君子不以垂法。故
封建、井田、朝会、征伐、建官、颁禄之制,“尚书”
不言,孔子不言,岂德不如舜禹孔子者,而敢以记诵所得者断
万世之大经乎?。。夏后一代之法固不行于商周,。。成周一代之
规,初不上因于商夏。孔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何以足
何以信,岂靳言哉?言所以足而即启不足之阶,言所以信而且致不
信之咎也。孟子之言异是,何也?战为者古今一大变革之会也,侯
王分土各自为政,而皆以放态渔猎之情,听耕战刑名殃民之说,。。
抑不能预谋汉唐已后之天下。势异局迁,。。是有“徒善不足为政”
之说,而未成乎郡县之天下,犹有可遵先王之理势。所由与“尚书”
孔子之言异也。要非以参万世而咸可率由也。(“读通鉴论”“叙
论”四)
企图把三代在历史过程中的具体特性说出来,正是夫之史论的精神所
在。这在形式的原则上是合于科学的。他说,一代有一代的制度特性,不能
混同,故结论为“要非参万世咸可率由”,古之制 不可概今日,今之制不可
垂后日,所贵乎明史者在于认识历史的发展理势。这是一个封建时代大胆的
论断,是当时研究历史的范例。自然,只依靠进化论而缺乏阶极斗争的历史
观点,就不能说明具体的历史问题,夫之的学识是有局限的。他不能“预谋”
清初以后的理论的发展,因而,他的史学观点,也应当留给后人来发展。
夫之的史论又有一个特点,那他的研究不是为建设一个博物馆或陈列所
而研究,而是重在明了历史的得失成败,以为人类的借鉴。他说:
所贵乎史者,述往以为来者师也。为史者记载徒繁,而经世之
大略不著,后人欲得其得失之极机以效法之无由也,则恶用史为?
(同上卷六)
这种历史研究的任务,更是艰巨的。他认为论史之弊有二,“放于道而
非道之中,依于法而非法之审”,歪曲历史者因不能知历史的现实,即如“司
马迁班固喜为恢奇震耀之言”也难以供后来研究历史者的依据。他说:
盖尝论之:史之为书,见诸行事之征也,则必推之而可行。
战而克,守而固,行法而民以为便,进谏而君听以从,无取于
似仁似义之浮谈,只以致悔吝而无成者也。则智有所尚,谋有所详,
人情有所必近,时势有所必因,以成与得为期,而败与失为戒,所
固然矣。(同上“叙论三”)
史家也和其他科学家一样,是忠实于真理的人,既然不能“以为慷慨悲
歌之助,。。以为放言饰歌之资”,那就要谨严从事,“求安于心,求顺于
理,求适于用;顾惟不逮,用自渐恧,而志则已严。”(同上)因此夫之就
说,“宁为无定之言,不敢执一以贼道,。。无强天下以必从其独见”(同
上“叙论四”)。这样的治史态度是和中古世界的独断的态度不同的。历史
的条件有所限,人类就自然有所不逮。正因为夫之不以全知全能的空想家“执
一以贼道”,自期“为无定之言”,则不逮者有后之学者来继承发展,这种
谦虚态度,就证明夫之是忠实于自己忠实于真理的有成就的史家。
夫之解释“资治通鉴”四字的意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