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谦虚态度，就证明夫之是忠实于自己忠实于真理的有成就的史家。
夫之解释“资治通鉴”四字的意义，说明了历史的认识是资为 行动的指
南的，“岂曰此所论者立一成之侀，而终古不易也哉？”（“读通鉴论”“叙
论四”）这是说抽象到好像一个万应圣药的表德，或一成型的概念，等于说
无概念，犹之乎万应圣药能治百病而不能治一病。同时，历史不是“封神演
义”，而是冶炼人类的大洪炉。他说：
资治者，非知治知乱而已，所以为力行求治之资也。览往代之
治而快然，览往代之乱而愀然，知其有以致治而治，则称说其美，
知其有以召乱而乱，则诟厉其恶，。。亦玩物丧志也。夫治之所资，
法之所著也，善于彼者未必其善于此也。。。无不可为治之资者，
无不可为乱之媒。。。善取资者，变通以成乎可久，设身于古之时
势为己之所躬逢，研虑于古之谋为为己之所身任。取古人宗社之安
危代为之夏患，而已之去危以即安者在矣；取古昔民情之利病代为
之斟酌，而今之兴利以除害者在矣。得可资，失亦可资也，同可资，
异亦可资也。（同上）
夫之把历史作为一个实践存性的教养机体。人类加入这一有机体的某个
环节，就不但要在他的全练发展中，躬行实践自己时代的任务，而且要把自
己的展史时代的环摆在全练中，好像个体的孩童到成年不断地在错误与更正
中取资于前辈而丰富自己的经验。故成功可资，而错误亦可资，反复的同者
可资，非反复的异者亦可资。今人代为古人夏患斟酌，有如我们要时常回头
检查自己的青年时代的经验。因为青年时代与成年时代不同，所以变通是一
个要义。否则，“无不可为治之资者，无不可为乱之媒”。然而成年时代是
青年时代的发展，没有古人的治乱、得失、利害、善恶之先行实践，今人也
就没有所资的经验以为自己的教训，即不能适应“备于大繁”的文明进步（即
尽器）。夫之在史学上的资“治”论，正是他絪缊生化论之扩充，是他的继
善成性论、也是他的存性认识论的实证。这是具有局部真理的系统的学说。
它以进化观点为核心，一方面充满着发展的概念，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发展概
念的贫乏。因此他把中古社会的史论可以拆散开来，引向社会人类的历史观，
而同时却不能引向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历史观。
其次，夫之所谓史“鉴”的功用，在于知识论上的“推”，“据所闻以
义类推之”，“推其情之所必至，势之所必反”，就所知而推其所不知，因
此，反映不是如镜子的照人那样，而是能动地推其所以然。这对於客观主义
的历史观点是一付药剂。他说：
鉴者能别人之妍媸，而整衣冠尊瞻视者可就正焉。顾衣冠之整，
瞻视之尊，鉴岂能为功于我哉？故论鉴者于其得也而必推其所以
得，于其失也而必推其所以失，其得也必思易其迹而何以亦得，其
失也必思就其偏而何以救失，乃可为治之资，而不仅如鉴之徒悬于
室，无与照之者也。（同上）
夫 之把历史和实践联结起来，这是知识论中高级的过程。这种知识是
具体的，而不仅是如“鉴”之教条，因为“易其迹”，“就其偏”，具有一
定的条件，不是教条所能给予的，而在于如他所谓“甘苦自尝”的检证。形
式逻辑在这里是无能为力的。他说：
道无方，以位物于有方。道无体，以成事之有体。鉴之也明，
通之也广，资之也深，人自取之而治身治世，肆应而不穷。
抑岂曰此所论者立一成之侀而终古不易也哉？（同上）
他说的“通”指着分类而不偏执的一般的道德观念。“通者何也？君道
在焉，国是在焉，民情在焉，边防在焉，臣谊在焉，臣节在焉，士之行己以
无辱者在焉，学之守正而不陂者在焉，虽扼穷独处而可以自 淑，可以诲人，
可以知道而乐，故曰通也。”（“读通鉴论”“叙论四”）他说的“论”，
是根据了史势、史则而立的史说或史学，“可以资人之通”。他说：
引而伸之，是以有论。浚而求之，是以有论。博而证之，是以
有论。协而一之，是以有论。心得而可以资人之通，是以有论。（同
上）
夫之对“资治通鉴”的解释打破了为帝王将相所设计的一套旧说。但他
的历史理论也同于他的生化论，含有均衡论的观点。他对于低级形态到高级
形态的发展，为时代所限，没有突变的理论，没有质的移行的说明，而且也
摆脱不开君臣之义的道德律。所以他一方面说：“天下之势循则极，极则反”
（“春秋世论”卷四），而另一方面仍在离合的循环上寻求解答，他说：
天下之势，一离一合、一治一乱而已。。。一合而一离，一治
而一乱，于此可以知天道焉，于此可以知人治焉。（“读通鉴论”
卷十六）
前面说过，夫之在“读通鉴论”“叙论一”中，把中国数千年来的治乱
分为三变。他对中国历史的分期法是进步的，但他所持的理论却被离合的形
式所限制。三种离合的阶段，打破古人的三统说是有力的，而在质的移行法
则上讲来，都是贫乏的。
夫之的基本观点如“天之道、人不可以之为道”说（见本节前引），是
富有近代人文主义的思想。但同时他因为受均衡论的支配，又常流于自然的
流变观。他说：
君子顺乎理，而善因乎天，人固不可与天争久矣，天未然而争
之，其害易见，天将然而犹与之争，其害难知。争无以求盈，虽理
之所可，而必过乎其数，过乎理之数，则又处于极重之势，而渐以
向轻。君子审乎重以向轻者之必惭以消也，为天下 乐循之以不言
而辨，不动而成，使天下各得其所，嶷然以永定而不可复乱。夫天
之将然矣，而犹作气以愤兴，若旦夕之不容待，何为者邪？古之人
知此也，故审于生民涂炭之极，察其数之将消，居贞以俟，徐起而
顺众志以图，成汤之革夏，周武之胜殷，率此道也，况其非革命改
制之时乎？（“宋论”卷七）
夫之的历史理论之所以有其贫乏的观点，原因是这样的：明末清初的时
代还没有产生新兴的资产阶级的中心力量。历史的前途如何，在他是迷惑的。
他说：“虽然，天亦岂必以我为匪人之饵，饱彼而使之勿脱于钩哉？”这一
疑问是非常重要的。在理论上，他说明了将来的社会一定不是现在的社会，
所谓“他日之道非今日之道”，所谓“今之宜治今之天下，而非可必之后日
者”，这是十七世纪的社会觉醒。然而旧的社会将死，新的社会力量并没有
形成。旧的拖住了新的，诚有“为匪人之饵”使人“勿脱其钩”的苦痛。尤
其在当时加了一层落后民族的压迫，社会发展的桎梏更加复杂了。夫之对于
将来的社会明说不能“预谋”，这和十九世纪的资产阶级学者是不同的。（关
于这一点可参看“姜齐文集”卷一“君相可以造命论”一篇。他一方面反对
造命说，而另一方面主张受之顺之，和他的日受命日新性的论断颇相矛盾。）
总之，在十七世纪封建社会开始解体的过程中，夫之的思想是社会矛盾的一
面镜子。
上面我们已经论述了他的史学批判和史学理论，现在再概述他的历史叙
述如次：
夫之对于中国历史的叙述，是十七世纪的宝贵的理性认识。他在历史叙
述中有一句受时代限制但符合科学的话，即“吾所知者，中国之天下”（“思
问录外篇”）。在利玛宝来中国的时候，人们知道天下有欧亚非美，人种有
红黑黄白，夫之以言有可征为知，和宋明儒之信口天地开辟之说迥然有别。
夫之的远古历史的叙述颇为名贵（见第一节所引）。他对于阶级社会以
前的远古历史，以不能证明而阙疑。他说：
天地之气，衰旺彼此迭相易也。太昊以前，中国之人，若麏聚
乌集，非必日照月临之下而皆然也。必有一方焉，如唐虞三代之中
国也。既人力所不通，而方彼之盛、此之衰，而不能征之；迨此之
盛，则彼又衰，而弗能述以授人，故亦蔑从知之也。（“思问录外
篇”）
这里好像说明远古至文明的路径，文明如何起源不得而知。在文明社会
以前的远古时代，他居然敢说那是和禽兽世界差不多的，颇合近代科学的研
究。他所说的“轩辕以前，其犹夷狄”，所谓“夷狄”是指围绕当时中国中
原的落后种族，在意义上指野蛮部落。他常拿善和恶、治和乱来与华和夷并
列。这除狭义的民族思想而外，含有历史的意义。他比较如下：
夷狄：法制疏略，民处衣食粗犷。自安其逐水草，习射猎，忘
君臣，驰突无恒之素。
中国：有城郭之可守，墟市之可利，田土之可耕，赋税之可纳，
昏姻仕进之可荣。（参看“读通鉴论”卷二十八）
这一比较是有价值的。他以有城市和农村的分裂为文明社会，反之为野
蛮社会，合于历史科学。他常论唐虞以前是“茹毛饮血，茫然于人道”，“若
其编氓之皆善邪，则帝王之功德亦微矣”（“读通鉴论”卷二十）。
当历史还没有进入文明的时期，在他的史论中，略当于部落会长时代。
他说：
古之天下，人自为君，君自为国，百里而外，若异域焉。治异
政，教异尚，刑异法，赋敛惟其轻重，人民惟其刑杀，好则相昵，
恶则相攻，万其国者，万其心，而生民之困极矣！尧舜禹汤弗能易
也。（同上）
这段话暗示尧舜禹汤的时代是好则相昵，恶则相攻的社会而未真正进入
于文明的社会。
夫之把文明社会与农业生产相并而论，这是十七世纪的创识。他说：
食之气静，衣之用乃可以文。烝民之听治，后稷立之也。无此
疆尔介，皆陈常焉，后稷一之也。故“帝贻来牟，丰饱贻矣，性情
贻矣”。。。人之异于禽兽者，粲然有纪于形色之日生而不紊，故
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来牟率育而大文发焉。后稷之
所以为文，而文相天矣。。。不粒不火之禽心其免矣夫。（“诗广
传”卷五）
国家起源是在殷末。在上引文里，夫之暗示出周初为中国文明史的发軔。
他还有关于殷末周初的可注意的话：“至殷之末，殆穷则必变之时，而
犹未可骤革于一朝。故周大封同姓而益展其疆域。”（“读通鉴论”卷二十）
他用“古者”的专制的形式解释周制（或别名之曰“封建”）说：
古老士各仕于其国，诸侯私其土，私其人，既禁士之外徙，而
羁旅之臣，新君有其情不固之疑。三代圣王，欲易之而不能也，乃
其为卿大夫者，类以族升，则役于相习之名分，而民帖然以受治。
农之子恒为农，虽有隽才觖望之情，不生赏罚。。。乃逮周之季世，
世禄之家，迭相盛衰，于是陈鲍高国乐郤赵范（诸氏族）且疑忌积
而起寻戈矛，兄弟姻娅互修怨于顾盼之间，而蹀血覆宗，亦人伦之
大斁矣。（同上）
这里说明周制是诸侯私其土私其民的氏族同盟的专政。卿大夫与人民的
鸿沟是“氏所以别贵贱”，这一制度即中国古史上别有含义的所谓“封建”。
到了春秋时代，在氏族组织本身暴露了危机，阶级矛盾发展了，晋族陈鲍诸
氏，据“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