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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已经指出过他说的“天下无不可变之风俗”。风俗既指社会图景（同上“廉
耻”条：“风俗者天下之大事”），那么，天下也就没有不可变的社会历史，
这是十七世纪的哲人对于封建社会灭亡的预感。他说：
法不变不可以救。今已居不得不变之势，而犹讳其变之实而姑
守其不变之名，必至于大弊。（同上卷六“军制论”）
封建之废非一日之故也，虽圣人起亦将变而为郡县。方今郡县
之敝已极，而无圣人出焉，尚一一仍其故事。此民生之所以日贫，
中国之所以日弱而益趋于乱也。（同上卷一“郡县论”）
这里所讲的“封建”和“郡县”的名词是表面的，其主要的意义在于指
出了旧社会的灭亡都有迹象可征，这即是说，名存实亡的假象之中已经孕育
着名实不一的矛盾；死的常常拖住活的，所谓“讳其变之实而姑守其不变之
名”。他虽然在论军制时说，“其名然，其实变矣，而上下相与守之，至于
极而因循不改”，但其中的道理正是他的风俗论进一步的变革理论。这与王
夫之“天下亦变矣”的命题同其精神。
炎武认为亲亲尊尊长长可以不变，而文物制度则必衰而亡，变而革，以
新代旧，在政治上谓之“保民而王”。这一点自有他的认识的局限性，但也
显示出“自人道始”的人文主义的因素。他说：
。。圣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立权度量，考文章，
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异器械，别衣服，此其所得与民变革者
也。。。自古帝王相传之统至秦而大变。然而秦之所以亡，汉之所
以兴，则亦不待谶纬而识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此百世
可知者也。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此百世可知者也。（“日知录”
卷七“子张问十世”条）
他反对了秦汉学者的旧史观，加五德三统的谶纬说，建立了“明古今之
变，而究其所以然”的推理史观。他的大前提便是“自人道始”的人民生活，
所谓“而其大者，则人民乐业而已”（“亭林文集”卷一“郡县论”三）。
这“人民乐业”的实指，从“天下郡国利病书”看来，是反映市民的要求。
第三，初期市民阶级的学者有一个基本特色，即把未来社会的人类生活
原则，假定做人类性的自然法则。王夫之虽然有“性日生”的存存不总的人
性论，但到了具体的问题，却把自私心强调出来。炎武在这一点上更为明白，
他认自私心为常情，本质上企图说明个人的解放，以反对中古的灭欲说。他
歌：
天下之人各怀其家，各私其子，其常情也。为天子为百姓之心，
必不如其自为。。。圣人者，因而用之，用天下之私，从成一人之
公。（同上“郡县论”五）
我们不要以为这一自私自为即社会福利的命题是幼稚的，要知道这是古
老封建社会的反命题，历史主义地看来，它是进步的市民思想。所谓自私自
为，在产业活动上而言，反对了超经济的特权。“每一个新的前进步骤，都
必然是对于某一神圣事物的凌辱，是对 于旧的、衰颓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
秩序之叛乱。”（“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三九页。）一切近
代启蒙学者都在自私自为的意义之下呼号，炎武也不例外。明白了这样规定
的问题，我们就知道他以下的话作何解释了：
夫使县令得私其百里之地，则县之人民皆其子姓，县之士地皆
其田畴，。。县之仓廪皆其囷窌。为子姓则必爱之而勿伤，为田畴
则必治之前勿弃，为。。囷窌则必缮之前勿揭。自令言之，私也；
自天子言之，所求乎治天下者如是焉止矣。一旦有不虞之变，必不
如刘渊石勒王仙芝黄巢之辈，横行千里，如入无人之境也；于是有
效死勿去之守，于是有合从缔交之拒，非为天子也，为其私也，为
其私，所以为天子也。故天下之私，天子之公也。（同上“郡县论”
五）
炎武在这些话里反对了农民战争，这确是当时市民反对派的局限。但他
的中心论点在另一方面，即以县为一单位，把县令看做家主，县的财产看为
一县的私有，县的人民看为一个家庭的成员，从而发展一县的私产，即能使
人民自爱其私产而无以私产为虑。实在讲来，他的立论的出发点，第一，是
针对了封建的“经济外强制”，人民没有自爱其私的保障。这是资本主义社
会财产自由、财产神圣之所以为市民学者首倡的根由。明末官田庄田以及横
征暴效、折银搜括，使得“人民逃亡以有田为害”，成了一般的危机，炎武
此论正是以平民阶级反对派的资格提出的私产自由的进步理想，不过他以县
令之私说明罢了。第二，封建末期的危机，就在于一方面“自人道始”的人
权不能自为，而另一方面超经济的权力无限欲为，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绝对的
自私心概念所以提出的理由。关于后者，炎武与其他学者相同，盛倡廉洁政
治，他引于慎行的话说明朝“败军之将，可以不死，贼吏巨万，仅得罢官”
（“日知录”卷十三“除贪”
条），评当时说：“自神宗以来，黩货之风，日甚一日。”（“日知录”
卷十三“贵廉”条）“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礼犯义，其原皆生于无耻也。故
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同上“廉耻”条）。他的“行己有耻”的号召，
即由此出发。故在“日知录”卷十三“名教”条说：
司马迁作“史记”“货殖传”谓：自廊庙朝廷岩穴穴士，无不
归于富厚。等而下之，至于吏士，舞文弄法，刻章伪书，不避刀锯
之诛者，没于赂遗。而仲长敖“核性赋”谓：倮虫三百，人最为劣。
爪牙皮毛，不足自卫，唯赖诈伪，迭相嚼啮。等而下之，至于台隶
僮竖，唯盗唯窃。乃以令观之，则无官不赂遗，而人人皆吏士之为
矣；无守不盗窃，而人人皆僮竖之为矣。自其束发读书之时，所以
劝之者，不过所谓千锺粟、黄金屋。而一旦服官，即求其所大欲。
君臣上下，怀利以相接，遂成风流，不可复制。
炎武自信人类的自私自为，是合理社会的产业行为，只要田畴仓廪有保
障，人民即效死不去，人民富有则国亦富有。他说：
今天下之患，莫大乎贫。用吾之说，则五年而小康，十年而大
富。且以马言之：天下驿递往来以及州县上计京师，白事司府，迎
候上官，递送文书，及庶人在官所用之马，一岁无虑百万匹，其行
无虑万万里。今则十减六七，而西北之马赢不可胜用矣。以文册言
之：一事必报数衙门，往复驳勘必数次，以及迎候生辰拜贺之用，
其纸料之费率诸民者，岁不下巨万。令则十减七八，而东南之竹箭
不可胜用矣。他物之称是者不可悉数。且使为令者得以省耕敛，教
树畜，而田功之获，果蓏之收，六畜之孳，材木之茂，五年之中必
当倍益。从是而山泽之利亦可开也。夫采矿之役，自元以前岁以为
常，先朝所以闭之而不发者，以其召乱也。譬之有窑金焉，发于五
达之衢，则市人聚 而争之，发于堂室之内则唯主人有之，门外者
不得而争也。今有矿焉，天子开之，是发金于五达之衢也；县令开
之，是发金于堂室之内也。利尽山泽而不取诸民，故曰，此富国之
策也。（“亭林文集”卷一“郡县论”六）
在经济思想上，炎武的家富即国富的思想是值得注意的。他以为只有废
除超经济的任意剥夺，而令人民各自为于经济的自私，就是“富国之策”。
他所谓开矿“唯主人有之”的私有比喻，即财产神圣的意味。他主张的县令
单位制和他拥护的宗法组织是相关联的。这颇像魁奈的“经济表”（重农学
派的经济理论）把资本的流通放在封建农村的框子里去发挥，其内容是市民
的要求。炎武则把地方自治的理想放在过时的宗法组织框子里去发挥。这在
内容与表面上的不一致，正是一般十七世纪思想象的特色，这说明了旧的东
西与新的东西依然在盘根错节的关系之中。近代启蒙运动主要在于提出了具
有新的内容的问题，而问题的解决法常是不脱离已死的形式。
炎武的经济思想，和重农主义有相似点，即农业再生产的思想。惟法国
重农主义重视货币的流通，研究扩大的再生产，炎武则着眼于经济外强制的
流毒，研究单纯的农业再生产，这是货币资本发达有异的历史所使然。炎武
的时代，都市经济虽然发达，但既感货币的种种束缚之苦，又感其发达不足
之苦，“死的拖住活的”，同时赋税折银，作为货币的银币成了当时的一个
大问题。银币集中于都市是一个问题，而集中于都市的“不生产阶级”（classe
stérile，重农学者的用语），又是一个问题。这样，清初学者都感到“皇皇
求银”，“银力已竭”的现象。货币经济发展的偏枯，反而造成农村经济的
恐慌。故他说：
丰年而卖其妻子者，唐宋之季所未尝有也。往在山东见登莱并
海之人多言谷贱，处山僻不得银以输官。今来关中，自鄠以西，至
于岐下，则岁住登，谷甚多，而民且相率卖其妻子。至征粮之日，
则村民毕出，谓之人市。问其长吏，则曰一县之鬻于军营而请印者，
岁近千人；其逃亡或自尽者，又不知凡几也。何以放？则有谷而无
银也，所获非所输也，所求非所出也。夫银非从天降也，叀ü趴�
字）人则既停矣，海舶则既撤矣，中国之银，在民间者，已日消日
耗；而况山僻之邦，商贾之所绝迹，虽尽鞭挞之力以求之，亦安所
得哉？故谷日贱而民日穷，民日穷而赋日诎。逋欠则年多一年，人
丁则岁减一岁。率此而不变，将不知其所终矣！”（“亭林文集”
卷一“钱粮论”上）
炎武同情农民，提出了一种改良租税的办法，反对征银（“日知录”有
考历代的钱币诸条，可参证），他主张在不通商贾的地方，最好还是征谷物，
若不得已则征十分之三的钱。他说：
先王之制，赋必取其地之所有，今若于通都大邑，行商麕集之
地，虽尽征之以银，而民不告病。至于遐陬僻壤，舟车不至之处，
即以什之三征之，而犹不可得。以此必不可得老病民而卒至于病
国，刚曷若度土地之宜，权岁入之数，酌转般之法，而通融乎其间，
凡州县之不通商者，令尽纳本色，不得已以其什之三征钱。钱自下
而上，则滥恶无所容而钱价贵，是一举而两利焉。无蠲赋之虧，而
有活民之实；无督责之难，而有完逋之渐。今日之升，莫便乎此。
（同上）
同时他还历数使用跟币的坏处：
愚尝久于山东，山东之民无不疾首蹙额而诉火耗之为虐者，独
德州则不然。问期故则曰：州之赋二万九千，二为银，八为钱也。
钱则无火耗之加，故民力纾于他邑也。非德州之官皆贤，里胥皆善
人也，势使之然也。。。钱重而难运，银轻而易赍难。运则少取之
而且为多，易赍则多取之而犹以为少。非唐宋之吏多廉，今之吏贪
也，势使之然也。然则银之通，钱之滞，吏之宝，民之贼也。。。
有两车行于道，前为钱，后为银，则大盗之所睨，常在其后车焉。
然则岂独今之贪吏倍甚于唐宋之时，河朔之间所名为响马者，亦当
倍甚于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