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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文，不甚快者以斫，有用力斫伐一义，不专为器之名也。（“霜
红龛集”卷二十三“与居实”）
傅山训诂字义不但学及“尔雅”“说文”，而且学及鐘鼎文字。如文集
中释鲁字，曾引“齐侯鐘”“其万福纯鲁”之语，释网与册二字，引鐘鼎“作
册”之册字。可惜他的这类研究专书没有遗留下来，使我们值知道他有鐘鼎
研究的一门项目罢了。
第七章 李顒的思想
第一节 李颙修正理学的二元论
李顒，字中学，号二曲，陕西盩屋人（“汉书”：“山曲曰盩，水曲曰
屋”，二曲之号取名盖出于此），生于明天启七年（公元一六二七年），卒
于清康熙四十四年（公元一七○五年）。他是一个贫寒人家的子弟，没有家
学与师承，全靠自己学习磨炼而成为和黄宗羲同负盛名的清初大儒。
李顒有崇高的爱国主义思想。他物被荐“山林隐逸”，力辞不就，后被
强拉为“博学鸿儒”，绝食拒之。康熙召见他，他敢于以死坚辞。这种精神，
影响了清末陕西的志士，参加过辛亥革命的关中老人多能道之。
他和李自成张献忠同生于陕西，他的土大夫地位与理学余绪，限制了他
不能寄同情于李张。他的爱国思想指遵他痛斥明末“边臣不知忠义，而争先
逃走”，但他的阶级地位又指遵他责斥“妖贼不知正道，而大肆猖獗”（“二
曲全集”卷十二“匡时要务”）。
李顒曾南行于无锡、江阴、武进、宜兴讲学，在陕西则殷讲于富平、华
阴等地。晚年“荆扉反锁，遂不复与人接，。。惟顾宁人（炎武）至则款之”
（“鲒埼亭集”卷十二“二曲先生窆石文”）。顾炎武很佩服他，说“坚苦
力学，无师而成，吾不如李中学”（“亭林文集”卷六“广师”）。
李顒的著作，没有像王夫之、顾炎武、传山的反理学的风格，充分表现
修正理学的态度。他对于朱陸异同，不持守门户之见，而主张取舍于其间。
他说：
陸之救人，一洗支离锢蔽之陋，在儒中最为儆切，。。朱之教
人，循循有序，。。中正平实，极便初学。。。若中先入之言，抑
彼取此，亦未可谓善学也。（“二曲全集”卷四“靖江语要”）
他从学术史的狭隘的利弊见地上说明宋明道学的兴替，这不同于正统派
把道学作为心傅之学的看法。他说：
先觉倡遵，皆随时补救，正如人之患病，受症不同，故投叶亦
异。孟氏而后，学术堕于训诂词章，故朱儒出而救之以主敬穷理。
晦庵之后，又堕于支离葛藤，故阳阴出而救之以致良知，令人当下
有得。及其久也易，至于谈本体而略工夫，于是东林顾高诸公及关
中冯少墟出而救之以敬修止善。若夫今日吾人通病，在于昧义命，
鲜羞恶。。。苟有真正大君子，深心世道，志切拯救者，所宜力扶
义命，力振廉耻，。。乃所以救世而济时也。（同上卷十“南行述”）
他认为学术的变化是由于救时而来，客观上反对了道学家争执的统绪。
他所提出的救世济时之学，又显然是对民族节操而发的。
李顒已经不是如宋明学者那样，把读史认为玩物丧志，他企图以实学修
正道学的空谈。他开了一个读书单子，分做二类，一为明体类，一为适用类。
其书单如下：
明体类：“象山集”、“阳明集”、“龙溪集”、“近溪集”、
“慈湖集”、“白沙集”、“二程全书”、“朱子语类大全”、“朱
子文集大全”、“吴康斋集”、“薛敬轩读书录”、“胡敬斋集”、
“罗整庵困知记”、“吕泾野语录”、“冯少墟集”、其他。
适用类：“大学术义”、“衍义补”、“文献通考”、“吕氏
实政录”、“衡门芹”、“经世挈要”、“武备志”、“经世八编”、
“资治通鉴纲目大全”、“大明会典”、“历代名臣奏议”、“律
令”、“农政全书”、“水利全书”、“泰西水法”、“地理险要”
（同上卷七“体用全学”）。
他把明体适用二类并列，修正道学。他在明体类下说“由工夫以合本体，
由现在以全源头，下学上达，内外本末，一以贯之，始成实标”，这种拿实
际东说明本体的思想，已经离开了道学。在适用类下各条所讲的，更可以显
示出他对于时代的态度。例如“文献通考”书下注：
折衷于古今朝典，以成此书，上至天宫、舆地，以及礼、乐、
兵、农、漕屯、选举、历数、士卒、典籍，无不条晰。（同上）“吕
氏实政录”书下注：
此老卓识谙练，经济实学也，在世儒中最为适用，。。学人。。
有志于用世，则此书必不可一日无。（同上）“武备志”书下注：
经世之法，莫难于用兵。。。今学者，。。往往于兵机多不致
意，以为兵非儒者所事，然则武侯之伟略、阳明之武功非耶？学者
于此，苟能深讨细究而有得焉，则异日当机应变，作用必有可观。
（同上）
这更矫正了宋儒以来的风气。宋儒对于讲求兵法是讥讽的。如朱熹甚至
于说：“看史只如看人相打，相打有甚好看处？同父一生被史坏了！”“资
治通鉴纲目大全”书下注：
格物之渊薮，兴亡治乱之成案也，宜恒玩之，论其世以熟吾之
识。（“二曲全集”卷七）
“历代名臣奏议”书下注说：
学人贵识时务，奏议皆识一时之务者也。。。道不虚谈，学贵
实效，学而不足以开物成务，康济时艰，真拥衾之妇女耳，亦可羞
已！（“二曲全集”卷七）
“律令”书下注：
律令最为知今之要，而今之学者，至有终其身未之闻者，读书
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终无术，夫岂无谓而云然乎？（同上）
他更提出泰西水利之学、农学、地学诸书，他说：
以上数种，咸经济所关，宜一一潜心。然读书易，变通难。
赵括能读父书，究竟何补实际？。。识时务者在于俊杰，夫岂
古板书生所能办乎！（同上）
从这一点看来，正如恩格斯所说的“旧的世界的界限被打破了；只是这
时候才真正发现了地球”（“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版，五
页）。李顒和颜元的思路不同，但他们所表现的时代精神是一样的。
李顒“明体适用”的二元思想，在表面上讲来，是平行的论列。例如他
说：
儒者之学，明体适用之学也。。。明体适用之正业，处也有守，
出也有为，生民蒙其利济，而世运宁有不泰？（“二曲全集”卷十
四“盩厔答问”）
明体而不适于用，便是腐儒，适用而不明本体，便是霸儒。（同
上）
自拔习俗，务为体用之学。证心返观，深造默成以立体；通达
治理，酌古准今以致用。体用兼赅，斯不愧鬚眉。（同上卷五“四
书反身录”）
然而，从思想的内容上讲，所谓明体是保留了理学的余绪，所谓适用却
对理学作了反面的修正。这在他“答王天如书”中说得很明白：
来书疑体用之有二致。。。今时非同古时，今人不比古人。以
孔子生知之圣，犹韦编三绝，问礼于老聃，访官于郯子，垂老不废
研讨。。。须明古今法度，通之于当今而无不宜，然后为全儒，而
可以语治平事业。须运用酬酢，如探囊中而不匮，然后为资之深，
取之左右逢其源，而真为己物。若惧蹈诵诗三百之失，而谓至诚自
能动物，体立自然用行，则空疏杜撰，犹无星之戥、无寸之尺，临
事应物，又安能中窾中会，动协机宜乎？此不学无术，寇忠愍之所
以见惜于张忠定也。故体非书无以明，用非书无以适。欲为明体适
用之学，须读明体适用之书，否则纵诚笃虚明，终不济事。。。空
躯壳，饿肚肠，究无补于实用分毫也。（同上卷十六）
由此看来，他是以适用修正明体。他在别处所说，如“士于今日，不专
在穷深极激，高谈性命”（同上卷五“四书反身录”），“借经书以行私，
假圣言以文奸，政事明敏，辞令泉涌，适足以助恶而遂非，其为有甚于腐儒，
乃经学之贼、世道之蠹也”（同上）。其修正理学的思想更为明白。
李顒重视实学的议论是很多的。他固然保留本体之学，但他对于玄学，
反对宋明以来的传统，提出了他的批评。他说：
日用常行之谓道。。。连天地常经，乖人生伦纪，虽自谓玄之
又玄，却非可道之道。。。修者修其所行也，检点治去之谓修，必
有事焉之谓行。。。使所行皆天理，此修行之见于外，也，。。使
念念皆天理，而无一毫人欲之杂，是修行之密于内也。（同上卷十
“南行述”）
一位道士听了他的话，也说“此中庸之道也”。他虽未放弃内外中庸之
旨，而所讲“修行”的新义正与颜元无异。
李顒既然主张内外二元之说，故对于人类性也主张性气二元。惟他讲气
质之性，则远离宋儒气恶之说，这也是一种积极的修正。例如：
曰：近有讲学者，专主性善，言及于气质，便以为非，然乎？
先生曰：言性而舍气质，则所谓性者何附？所谓性善者何从而
见？如眼之视，此气也，而视必明，乃性之善。耳之听，此气也，
而听必聪，乃性之善。。。以至于百凡应感皆气也，应感而咸尽其
道，非性之本善而能之乎？若无此气，性虽善，亦何从见其善也？
（“二曲全集”卷四“靖江语要”）
此论已经接近于颜“元“非气无以见性”之说。
性气与体用的争论，是当时的中心问题。李顒在这一学术争论的空气里，
因了体用二字曾与顾炎武往来函辩者三次。由他们二位的商榷书来研究，李
顒在体用二元之学上实具有调和论的色彩，似与黄宗羲晚年的“工夫所至即
其本体”之义相同。今将他们有关体用的争辩择述于下：
第一、体用二字的出处问题。顾炎武以体用二字虽出于儒书，但他引
“易”、“礼”为证，从为二字在经传中“未有对举”。从道家魏伯阳“参
同契”始把二字对举起来以说明年体外用。李顒以二字出于禅宗，“以为柔
者性之体，刚者性之用”，始见于佛，为后人所沿用。
第二、体用二字的引用问题。顾炎武与李顒商讨结果，体用二字在儒家
对举并提的，始于朱熹，一见于“中庸”“未发”节，再见于“费隐”章及
“一贯忠恕”章，后来成了理学的术语。
第三、体用二字可否沿用问题。顾炎武主张体用二字见于经傅，用之无
害。惟如“活泼泼地”，“鞭辟近裹”诸禅语，为朱熹解章句的空话，后学
必不可用。李顒则以为沿用也是有道理的。他说：
天地间道理，有前圣之所未言，而后贤始言之者；吾儒之所未
言，而异学偶言之者。。。正如肃慎之矢、氏羌之鸾、卜人 之丹
砂、权扶之玉目，中国世宝之，亦何尝以其出于异域举而弃之，讳
而辩之也？（同上卷十六“答顾宁人先生”）
但“全体大用”之歌是一种唯心论。李顒在这里还是倾向于二元：论。
他解释说：
但论其何体何用。如明道存心以为体，经世宰物以为用，则体
为真体，用为实用，此二字出于儒书固可，即出于佛书亦无不可。
苟内不足以明道存心，外不足以经世宰物，则体为虚体，用为无用。
（同上）
讲到体用，必然要涉及所谓“合内外之道”。顾炎武不主张内学外学的
区别，以免落人汉人“以七纬为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