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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聚会后几个月，我听说，他服毒自杀，所幸被及时抢救过来。轻生的原因是他儿子考上了大学，而他却付不起学费。记得那年圣诞节，女儿从美国回来度假，我专门领她回呼和浩特拜访了尔达。
我们看到了一个在极端贫困中生活的家庭。我记得那天走进他家，尔达的女儿在学习，他的儿子为我们泡上一杯茶，就默默地站在一边。我女儿出来后告诉我，她第一次感受到穷困会给人带来多大的压力。我没有和尔达聊太多，因为维护他的尊严就是要少说话，快离开。记得我给孩子留下学费，就走了。
2002年中国人民大学77级和78级毕业生20年聚会，同学们推选我代表企业家讲话，我很感慨地对大家说：“当年我们走进校门时，有着共同的理想，就是成为一名合格的大学生。而今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说自己成功了。我们这里不乏高官、著名的学者或有钱的企业家，但在今天要是再问我们这些人今后共同的理想是什么，我们已经很难回答了。做领导的身上是不是有了很多官气？经商的，身上是不是多了铜臭味？而今天问我们共同的理想是什么，我们一定不能像当年一样众口一词。”
我讲到了尔达的事情。我记得是这样结束我的演讲的：“毫无疑问，我们都成功了，但既然我们都成功了，就不应有尔达这样的事存在。所以，在中国只要还有一个尔达下岗、他们的孩子读不起书的情况，我们就没有成功。”
我记得，我演讲结束时，很多同学站起来鼓掌。一名贵为银行行长的同学甚至把帽子扔上了天。
2006年5月，尔达为了让小女儿也上得起学，从呼市跑到包头，去给一个学校下夜（值夜班）。但没过多久，他爱人来电话，说尔达突然得了严重的肠梗阻必须动手术。由于缺少医药费，医生拒绝为他治疗。我放下电话，立刻就给那个把帽子扔到天上的当银行行长的同学打了电话，因为他就在内蒙工作。两个小时后，银行行长赶到医院交了费用，仔细叮嘱医生要全力抢救，后来我给他钱时，他多次拒收。
大概十天后，尔达妻子告诉我，尔达必须做第二次手术，而且还需要再付几万元医药费。到这时，她已经不好意思向我开口借钱了，我马上又打电话给那位银行行长。但他上班的地点在呼和浩特，他说，当天回不了包头，第二天他回去，立刻就办这件事。第二天上午，我接到尔达妻子的电话，她说，钱不需要了，尔达已经走了。
今年5月我去美国，我对女儿详细地讲述了这件事。讲完后，女儿难受了好久。我相信，这件事已经深深烙在她的心里。作为父亲，本不应让女儿更多地承载这种痛苦，但我想这也是他们的责任。在他们美丽的生活中应该看到，还有许许多多这样的穷人需要帮助。
（胡 俊摘自《中国经济周刊》2007年第31期）
“不怕死”的中国人
●布鲁诺？马希斯
作为一名在美国获得学位的欧洲人，我选择到东亚来工作和生活的最重要原因就是：比较。许多西方人喜欢中日韩的传统文化，但我对这几个国家的新面貌有更大的兴趣。我坚信，现代化有很多种形式。那么，东亚的现代化与西方的现代化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我听说，中国、日本、韩国对于未来都有一种近乎无限的雄心和期望。首尔的一个咖啡馆骄傲地声称，它们是“全世界最好的”；在东京，我曾有幸在一家自诩为“近一百年来最好的餐馆”里吃饭。那么中国的现代化又是怎么样的呢
在过去的一个月里，我一直在中国各地旅行，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
在重庆的经历就是特别难忘的。整个城市建在峭壁之上，高楼越来越多，把下面的山也衬得越来越高，商业区日新月异，下一次来我一定就认不出来了。但是，这座城市不同地区之间差别也大到让人咋舌。如果再看更大范围内的四川省，那里的一些人们还过着三四个世纪前的生活。
今天中国最令我惊诧的一点，是代与代之间的断层之大。在四川，我特别难忘很多老一辈人的脸：那是一种习惯了艰苦生活和自我牺牲的脸，笑容里凝固着日晒雨淋，让我想起葡萄牙家乡的农民。可是，年轻一代却与欧洲城市的等轻人越来越像：自信、成熟、渴望好的生活，常常可以看见他们坐在露天咖啡座喝意大利咖啡。
由于实行了计划生育，今天大部分的中国家庭只有一个孩子，父母可以给他们自己想都没想过的优越条件。这是件好事。但我担心这也将带来一个负面后果：孩子可能觉得从别人那里接受东西理所当然，无须付出相应的努力。
中国令我印象很深的另外一点是人们的“无畏”。在上海我造访了一所著名大学，校园很美，建筑很新潮，但也许是因为太新，地砖很滑。那一天下着大雨，走在我前面的一个女孩突然滑倒了。但我没想到的是，她很快就自己站了起来，而且不停地检查着自己白色的小坤包——看来，她对自己的包比对自己的背还要关心。
说这个故事，是因为我感觉，中国人似乎有一种不怕死的精神。在欧洲或者美国，基本上没有打滑的地砖，因为所有人都害怕因有人摔倒而被起诉。但在中国，人们似乎对此并不在意，即使摔倒了，也只是站起来重新出发。这或许是因为，中国近年来经济太成功了，中国人弥漫着一种普遍的乐观情绪，都希望抓紧时间充分利用经济发展的机会，享受快乐的心态。又或许，这来自于一种自古相传的老祖宗的精神遗产。
但不论如何，对于一个初次到访者来说，这意味着一种对生活的强烈热爱。
而如果要我说中国与韩国和日本最大的区别，我会说，与中国人交朋友更加容易。我在成都的一家酒吧里遇见了一位在那里工作的年轻人，一听说我喜欢爵士乐，马上就送给我一张爵士音乐会的票。票很贵。他诚实地告诉我说，他有两张，是朋友送的，但他没有女朋友。
确实，在中国农村外国人还被视为稀罕物，在中国的外国人必须学会应付层出不穷的针对外国人的赚钱花招。但是，与日本人和韩国人同样爱国的中国人，在面对外部世界和外国人时却表现出一种更加健康的心态。
中国人对其他国家表现出一种真正的好奇，而且很少觉得其他国家好对自己是一种威胁。这也许是因为中国国家很大，也许是因为他们特别希望弥补失去的时间。我希望让每—个中国人知道，这是一项巨大的优势。
保持好奇、乐于学习、不持成见，这也许是世界应该向中国学习的地方。
（丁 薇摘自《瞭望东方周刊》2007年第32期）
向爱而生
●辛泊平
一个信仰基督教的朋友给我讲过一个真实的故事，她的一个西方教友志愿到我国西部某贫困山区支教。她在一所简陋的小学里教孩子们读书，课余时间走街串巷为那些不识字的村妇扫盲。在那里，她不能给人们宣讲基督，因为，他们不懂也不想理解。多少个慢慢长夜，只有一盏孤灯、一本《圣经》陪伴着她，但她无怨无悔。因为，她心里有来自上帝的光和爱。但有一次，她经历了一件让她心碎的事：在路上，她看到一群孩子正在殴打一个爬在地上的孩子，那个孩子已经鼻青脸肿；她疯了似的跑过去把那个挨打的孩子搂在怀里，哭着问那些孩子为什么打他；那些孩子快乐地喊道“他是哑巴！”这是什么理由？在那些孩子跑了很久之后，她也没有明白过来，只是使劲楼着那个挨打的小哑巴陪着他哭；后来，她把那个哑巴孩子抱到镇上，给他洗了澡，为他买了干净的衣服和鞋子。但没过多久，在不同的地方，她又看到了相同的一幕。
朋友转述说，当时她的教友真想马上回到自己的国土，享受自己舒适的家和温暖的亲情，但是她没有离开。现在，她依然留在那片让她感慨、让她伤心的地方继续她的工作；因为，她心里有爱。朋友讲的时候，眼睛里有泪花。我理解她的心情，但实在找不到合适的语言安慰她。也许，小时侯我也曾跟着大孩子们追赶着往村里的疯子或傻子身上扔过土块。没有别的理由，就因为他是疯子和傻子；或许还有一点，那就是他没有能力反击。如果是正常的成年人，说什么我们也不敢。我们是弱小的，但相对于我们，疯子和傻子更是弱者；无论如何，我们都是安全的。很简单的逻辑，在爱的法则里却显得那么难以置信、那么令人忧伤。
当代学人刘小枫说，爱就是怕。我们可曾怕过什么？我们怕的是权威、是绝对的力量。面对和我们一样甚至比我们更弱的生命，我们不知道什么叫怕；我们相信勇敢，相信拼搏，相信斗争，就是不相信爱。我们都知道要热爱生命，但很少有人告诉我们要敬畏生命。所以，我们才会在高喊热爱生命的同时践踏更弱小的生命。因为，我们忽略了一个前提，那就是敬畏。没有敬畏的热爱是空洞的，它缺少必要的土壤，显得矫情。当尼采搂着被主人鞭打的马哭着喊兄弟的时候，他拥抱不仅仅是受虐待的牲畜，他拥抱的还有爱的真谛——超越种属、心怀生命。
是的，用不着讳饰，许多时候，我们的确缺乏基督徒的博爱和生命意识；我们宁可相信社会化的达尔文主义，相信极有可能演变成“超人哲学”甚至纳粹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所以，才会在时代进步、提倡和谐的大前提下出现那么多的不和谐音符：关注物质，漠视生命。那些以强凌弱者，那些虐食者，其实都没有基本的生命常识。而缺乏这种必要的意识，衍生的只能是自私和冷漠。生命是平等的。任何生命，不管它有多卑微，也有属于自身的权利和尊严。在这里，我无意劝人都信仰基督。那是个人问题。我想说的是，我们可以不信仰，但面对生命，我们应该设身处地地想一想，然后爱它、尊重它；即使不能，也要同情；即使还做不到，最起码也不要欺辱和践踏。真正的爱没有条件。因为，任何生命都是惟一的，逝去的一切都不可重来。人的一生，迟早要面对死亡，但我们可以做到向爱而生。这是应该是生命的意义之门。
（郭 嘉摘自《雨花》2007年第8期）
历史与遗佚
●余秋雨
年迈的皇帝祭陵，仪毕，在陵园门口看见一躬身相送的老人。
皇帝凝视守陵老人， 皱眉、摇头、叹气，上辇离去。
臣子们不知圣上何意，立即排查守陵老人的履历和疑点。疑点甚多，每条都足以使皇帝皱眉、摇头、叹气。守陵老人一生见过皇室的各色人等，而皇室内争斗剧烈，他又可能划入任何一个反叛势力和篡权集团。
更有确实证据，守墓老人还在清明时节，去那些皇室离异人士荒芜的墓地，烧过纸。
于是，守陵老人被驱逐回乡。
第二年，皇帝又要祭祖。前两天，他吩咐过，祭祖那天要与那位守陵老人谈话。
臣子们一片慌乱。快马奔驰，接回了老人。
那天，皇帝吩咐侍从，扶起跪在陵园门口的守陵老人，上下打量着，又是皱眉、摇头、叹气，然后说一声：“我们都老了，比这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