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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度过了最初的恐惧之后，我开始平静下来，试着和这群孩子沟通。我给他们治伤（幸好我的药箱还在），很快，那几个伤口感染的孩子就痊愈了。孩子们对我“神奇”的医术佩服不已，我还把国内孩子们玩的游戏教给他们，他们也表现出很大的兴趣。慢慢地，他们对我没有恶意了，也不再捉弄我。
能够让这群“小叛军”接受我，并且带给他们好的影响，我不由得有点小小的得意。我知道医疗队和政府军肯定在焦急地寻找我，我也经常想到逃跑，但是我也很清楚，院子的土墙外就是叛军的大本营，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我待在院子里要安全得多。
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让我意想不到的事。这一天，我正在拣菜，托托走了进来，他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看得我心里发毛。我抬头正要问他有什么事，他却突然跨前一步，一把揪住了我的头发，另一只手把我挂在脖子上的护身符扯了下来。“这个护身符，你从哪里弄到的？”他恶狠狠地问。
我看了一眼那个用野猪的长牙雕刻成的护身符，说：“这是一个叫娜莎的小女孩送给我的。她得了很严重的疟疾，病得快不行了，我治好了她的病，她就从脖子上取下这个送给了我，说可以保佑我平安。”
“你胡说！司令说过，你们这些外国人到阿拉比旺来，就是为了帮助政府军屠杀我们、掠夺我们。这个护身符，一定是你杀害了娜莎才抢到手的！我后悔那天没一枪毙了你，我现在就宰了你！”托托的眼睛里燃烧着仇恨，他取下背上的枪，“哗啦”一下上了膛，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我。
恐惧掠过我的心头。突然，我的头脑里掠过了一丝亮光，我急切地说：“托托，请你冷静下来。娜莎对我说过，她有个哥哥被叛军掠走了，是你吗？对了，我是中国人，我是来帮助你们的。”
“你是中国人？”托托惊讶地说，他的枪口垂了下去。突然，他变戏法似的从身上掏出了一枚毛主席像章，“这是我祖父留给我的。他常说，中国人是好人！你真的是中国人？”我肯定地点了点头：“我是中国人，我的父亲也曾经到非洲修过铁路。请你相信我，你的妹妹还活着。中国政府在你们村子附近援建了一所学校，你妹妹就在那里上学。还有你妈妈，她经常到医疗队来帮忙，她们每天都盼望着你回去呀！托托，你也应该回去上学
“啪”的一声，托托的枪掉在了地上，他的眼里涌出了泪水，他毕竟只是个孩子呀！我张开双臂想要拥抱他，但他却迟疑了一下，拾起地上的枪跑了出去。
此后一整天，我都没有看见托托，问那些孩子，他们也说不知道。第二天早上，托托回来了，但没有和我说话。背着我，他和那些孩子在小声地嘀咕着什么。从那些孩子们脸上的坏笑来看，他们好像在策划什么恶作剧。
我刚从院子里拎了一桶水进来。突然间，托托和那群孩子一拥而上，把我摁倒在地。他们给我套上了一件破麻袋做成的“衣服”，在我的脸上涂上锅灰，在我的身上粘满羽毛，还给我戴了一顶怪里怪气的花冠，然后把我架上了院子里的骆驼。我知道自己又一次成了他们恶作剧的对象，我不敢反抗，毕竟，我是他们的“俘虏”。再说，如果不小心激怒了这群心理扭曲的孩子，他们可能什么都干得出来。托托猛地在骆驼屁股上拍了一巴掌，骆驼小跑起来，孩子们跟在后面追着，拼命往我身上吐口水、扔石子和烂菜叶。我伏在骆驼背上左躲右闪，身上满是脏东西，十分狼狈。孩子们一直在兴奋地叫着什么。我费了好大劲才弄明白，他们叫的是“女巫”。原来，我竟然被他们当做了游戏中的巫婆！骆驼跑出了院子，孩子们在后面追着。院子里的叛军们先是吃了一惊，然后都哈哈大笑起来，有的还为孩子们这别出心裁的恶作剧鼓掌叫好。
就这样，骆驼驮着我跑出了叛军的营地，门口的岗哨也笑得前仰后合，跑出大门大约两三百米，在孩子们的一片喧闹声中，托托突然悄悄地对我说：“你骑稳了，控制好缰绳，一直往东，就可以到达政府军的地盘。骆驼上的皮口袋里有我给你准备好的食物和水！他们的汽车都被我做了手脚，追不上你的！”
原来孩子们是在用他们独特而巧妙的方式营救我！我震惊得说不出话来。托托用枪托在骆驼屁股上打了一下，然后举枪扣动了扳机，子弹从我的头顶掠过，受惊的骆驼狂奔起来，很快，孩子们就被远远地甩在了后面，只有托托的枪声仍在我身边响着，仿佛是在为我送行……
半路上，我碰到了正在寻找我的政府军车队，他们把我救回了医疗队。休养了一段时间，我又开始了工作。我几乎每天都在担心着托托和那群孩子，放走了我，他们会受到叛军的惩罚吗？想想那些被砍去手脚的少年，我的心紧缩起来。
这天早上，我带着娜莎在村于外散步。阿拉比旺的这个旱季似乎特别长，到处仍然是一片枯黄，没有生命复苏的迹象。突然，娜莎指着远处兴奋地叫道：“哥哥，哥哥！哥哥回来了！”我抬起头，惊讶地看见托托带着那一群孩子正向我们走来！
我和娜莎迎了上去，托托扔下手里的拐杖，扑到了我的怀里。我心疼地问：“托托，你的腿怎么了？”托托抽泣着说：“政府军和叛军打了一仗，我们乘乱逃了出来。没想到有人追我们，’我们只好冒险穿过雷区逃回来……”
我的眼泪控制不住地往下流。就在这时，天空中滚过一阵闷雷，阿拉比旺的雨季，那个令万物复苏的季节终于来了！
（司志政摘自《故事家》2007年11月上）
女议员与清洁工
徐恒足
今年58岁的弗里德里希女士，从1998年到2004年曾任德国联邦议员，2005年初退出政坛后，生活日渐拮据。按照德国法律规定，当议员7年可领7个月的过渡期津贴，每个月7000欧元。之后，要等到年满65岁，才有资格领取每月1600欧元的退休金。为了维持生计，弗里德里希花了近半年时间去各大公司求职。但用人单位以她年龄太大、太出色、太自信为由予以拒绝。无奈之下，弗里德里希放下身价，卷起袖管开始当清洁女工。一个当了六七年联邦议员的“大官”，退出政坛后竟找不到工作，卷起袖管去当女清洁工，实在让人匪夷所思。其实，凭她的才干，凭她多年从政的经验，完全有条件找一份好差事。是她没本事吗？当然不是。
没本事能当上联邦议员吗？是她没关系吗？也不是。从政这么多年，社会上不可能没有一些关系。她自己也承认有两家保险公司曾请她做代表，但她认为有些人看重的并不是她的人，而是她钓“关系网”。如果以“关系网”谋职，虽能解决暂时的困难，却会因此损害公众的利益、玷污自己的人格。所以，她宁愿当清洁工，也不依赖“关系网”，并宣称：“这不是我要干的事情。”弗里德里希的这种选择，从表面土看似乎迂腐而固执，实质土充满着自信与自尊。据有关资料反映，弗里德里希式的德国官员并不鲜见。法兰克福50岁的国会议员皮斯特：下岗”后，就做了一家酒店的门童；48岁的下萨克森州前部长因一时找不到工作，当了保姆；而竞选失败的吉夫霍恩前市长则重操旧业——做泥瓦工……很多德国官员表示：“这没什么，生存最重要，工作不分好坏。”“没什么”是一种感觉，也是一种心态。很多德国人就是这样：重生存，轻名分，讲实惠，淡虚名。这一点是很令人敬佩的。什么时候，这成为一种共识、成为一种共有的心态了，我们也就不需要再喊“能上能下”和“能官能民”了。我想，那绝对是一个值得庆贺的进步。
（于少双摘自《文汇报》2007年10月14日）
《读者》2007年言论大集锦
言论（《读者》2007年第1期）
如果你想做成一件事，有三点很重要：合作、尝试和机遇。合作是基本的，是否去尝试取决于你自己，至于机遇——据我所知，一直都在那里。
——好莱坞明星葛丽亚·嘉逊
假如生命是乏味的，我怕有来生：假如生命是有趣的。我今生已是满足的了。
——冰心
我一直财源滚滚，如有天助，这是因为上帝知道我会把钱返还给社会。
——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
今天培养孩子如此之难的理由之一是，你刚教会他说真话，又不得不开始教他闭嘴了。
——面对社会生活中各种各样的潜规则，家长在教育孩子时苦恼不已
记忆像一条狗，躺在它怡然自得的地方。
——荷兰作家西斯·诺特波姆的诗里说
如果我还他一个童年，那我就要欠他一个成年。
——面对就业形势严峻、竞争压力大的现实，中国的孩子很苦。一个中国母亲在面对英国记者采访时说
当工作高于一切的时候，生活中的其他内容就不再是本来面目，而是沦为消耗时间的“蠢物”，比如吃饭和睡觉。
——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薛莉说
幸福就是连接痛苦与痛苦之间的环，是你吃完第一个馒头之后还有第二个馒头等着你。
——王晓峰， 《三联生活周刊》主笔
没有个性的大学绝对不是好大学。那只是大公司的连锁店。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许纪霖坦言，目前中国的大学越来越千校一面
一直以来，我可能是最为幸运的人。我也愿意帮助那些不幸没有更好生活的人。
——比尔·盖茨 我们这些年轻人起早贪黑，真是上班拖着一身的睡意，顾不上吃饭：下班拖着一身的疲惫，顾不上休息……如果我们让了座，对得起道德，对不起自己：如果不让。对得起自己。对不起道德。
如果年轻人嚷嚷着对老人卡进行限制，就会失去人类博爱、善良的根本。
——在上下班高峰期，许多持老年优惠卡的老年人与年轻人一起挤车。是否在这一时段取消老年卡优惠，引发网上激烈争论
现在，中国青少年体质可以概括为“硬、软、笨”。硬，即关节硬；软，即肌肉软；笨，即长期不活动造成的动作不协调。
——北师大体育与运动学院院长毛振明概括说。调查显示，最近20年来，我国青少年的体质持续下降
待富贵人不难有礼而难有体；待贫贱人，不难有恩而难有礼。
——《小窗幽记》 许多人花没挣到的钱，买自己不想要的东西。
向不喜欢的人炫耀。
——影星威尔·史密斯批评时下一些年轻人的生活方式
计算企业家的财富，永远是一个寻找谜底的过程。
——富豪榜制榜人胡润最近在成都大倒苦水，在中国想多了解富豪的财富及挖掘一些新富豪非常困难
现在的博士学位对大多数青年教师来说，就好比是脚底的一粒米，不拿不舒服，拿了又不能吃。
——业内人士指出，大学青年教师已经成了考博主力，但博士学位的功利性很突出
母亲的心是女儿�